《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概要与回顾

上篇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汪晖以2008年“西藏问题”的发生进入讨论，通过梳理近代史中的东西方有关西藏的不同论述和处理方案，说明了（西方）民族国家殖民体系和中国传统（东方）朝贡体系在西藏问题上的“规则较量”。关联出近代危机下三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形态和民族观——晚清革命党的“排满革命”主张；康梁为代表的“合群救国”的君宪主张；和民国建政后，由原先排满革命主张转化而来的“多元单一民族轮”的国族主义。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当代中国革命对于汉藏认同的重塑，及中共建政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创造性意义——和因民族普遍政治身份的确立而保证的社会稳定及改革成功（1959藏区土改的进行是与政治身份建立的过程是互相关联的）。

据此，汪晖开始解释伴随着80s开始的“政党的国家化”和“去政治化”浪潮，西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的深刻转变，“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所依据的“超民族的阶级主体性”的丧失，及市场社会扩张的同步进行（可以看作是对于前三十年革命神学的世俗化的祛魅，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对于西藏前现代的传统宗教社会的变革，也可以看作是一次世俗化过程），导致的最近数十年间西藏宗教势力逐渐抬头，和极端民族主义的组织化。上述过程正是产生2000年以降大规模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同时也伴随着普遍政治身份的丧失而日益成为愈发猛烈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

汪晖着重关注到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进，西藏社会所面临的语言危机、认同危机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动。西藏社会与内地市场的打通不仅带动了西藏社会结构性的变动，同时也导致了由市场结构导致的人口流动和民族迁徙。因此，在如此规模的族际交流的情境下，民族之间的文化、宗教和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就业和资源市场的激烈竞争，都会使得西部乃至更大范围内的民族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如何面对这种也许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汪晖重申“承认的政治”与多民族社会中平等政治的重要性。他援引社群主义学者查尔斯·泰勒的理论，强调在中国目前的（带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多元社会中，“多元一体”的维护有赖于（各民族和社群间）充分且相互尊重的公共交往。（社群主义认为形式主义的抽象平等无疑是对于某些拥有特定文化的社会的歧视，“承认的政治”即通过承认差异来贯彻平等的价值，以弥合社会的分裂和文化差异，即“以不齐为齐”）

同时，汪晖也对民族识别过程所导致的族群关系的建制化提出了批评，并仍然期待，在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阶级政治衰败后，重新创造出一种能够让不同的人群平等参与并保持社会的多样性的普遍政治的可能性，以此为民族间新的平等政治奠定基础。

中篇

“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

在完成上篇对西藏问题的分析后，汪晖深入到了其在上篇中引入的“区域”概念之中，并对“区域”作为一种论述模式，及其内部的流动特性进行解剖，并由此引入“跨体系社会”的概念，并在这一概念下，提出作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用以描述包含着跨文化、跨宗教内容的整体社会形态和政治结构，及二者的互动关系。“跨体系社会”不同于从经典民族主义角度提出的各种社会叙述，也不同于“文明国家”概念，“跨体系社会”这一概念中的“跨”的意义，是以一系列的文化、习俗、礼仪的力量为中心的，经济关系仅仅是镶嵌在上述复杂社会关联中的交往活动之一。汪晖将“跨体系社会”的概念与“区域”分析关联在一起，着重强调二者包含的混杂行、流变性与整合性。

汪晖接下来检讨思想史意义上两种区域主义：民族国家“地方史”研究中的“区域主义”，与跨国的世界历史范畴中的“区域关系研究”。前者的提出源自于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在1970年代研究方法的转；后者则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在更大的时空范围上进行区域比较，并在不同的时间层次中对区域间超越民族国家的互动关系进行观察。汪晖分别将这两种区域主义方法称为“针对国家及其行政区划而产生的区域主义叙述”，和“针对民族国家和全球主义而产生的跨国性区域主义叙述”。他列举施坚雅的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代表性地说明美国中国学转向所形成的不同于原有行政区划的区域性研究视野。地方性研究相信，行政区划更像是一种由政府所主导的非自然性的安排，而区域的形成则更多依赖于“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这一经历了漫长历史演化的相对自然的结果。而施坚雅的研究方式，在李济早年的研究中也有体现，李济在其《中国民族的形成》中提出“一种不同于省份区划的地理单位”，并指出中国的地区划分是随着政治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更重要的是，各个地区的面积的变化也是随着人口变化和移民迁徙的过程发生的。汪晖关注于李济指出的“区域”和“行政区划”相互形成的历史关系，即强调“地望变动”对于历代王朝行政区划更变的影响。并以此更正施坚雅所持的，将“区域的自然形成”与“区划的国家安排”截然二分的观点。在“区域”和“区划”之间，由于国家安排的灌溉制度和水利工程的兴建（比如“南水北调”和“引滦入津”工程）、以及城池及军垦的建立，国家性的行政安排对于“区域”概念的影响，是不能不被注意的。

更进一步地，汪晖援引费孝通的“六大板块说”与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突出较之于单纯的族裔民族主义观点，对于中国各族人民多元并存的理解更加要求一种以“区域”作为研究中心的视野。而将这一种区域的研究方式延伸到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全球层面，汪晖列举了彭慕兰作品《大分流》和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说明将“区域”研究范畴从民族国家的内部研究中解放出来，并将其作为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史叙述主体，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所具备的“跨体系社会”张力。滨下武志有关亚洲朝贡体系的经济史研究，更为今天的东北亚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想象”提供了依据。

在点出了区域与区划的复杂关联后，汪晖开始解读由此形成的区域的内在流动性与整体稳定性的辩证关系。由于区域包含的的经济、文化、民族特性的特点，国家战略眼光一旦投向区域，（通常囊括多个区域内部不同行政区划）原有自在的区域关系也就随之被转变为一种自觉的行政互动（比如“西部大开发”和“三线建设”）。他援引傅斯年1933年发表的《夷夏东西说》，说明区域历史性的形成是动态的，但一旦形成，便具备着自主的稳定性和整合性。但这种整合性和稳定性又依赖于其内部各地理单元的流动（如从中心到边缘）和其中社会各阶层及文化的流动（如宫廷文化和市民文化的交融，和由科举制度导致的民间-官方的权力交互）。因此，区域并不具备一种本质性的要素或特征，其内部风俗、文化、习俗、认同都应该是一种历史性特征，并常常处于一种“突变”的相互性之中。

与施坚雅的中国城市研究所概括的“中心-边缘”的结构性区域概念相对，拉铁摩尔描述的，以长城为中心，关联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互影响的“互为边疆”论，纠正了对中国文明以农耕为中心的片面叙述，将中华民族的构成融入了多元民族及多元文明模式的叙述。在“互为边疆”的理论中，长城仅仅是文明区域的形式性界标，并没有一条所谓绝对的分界线。不同民族及文明模式，在这条形式边界周围完成了生产力的连结。拉铁摩尔关注到在欧洲殖民主义和工业化的压力下，中国内部从北到南的历史运动转向从南到北。他也用“前西方”和“后西方”概念来描述这一逆转。

接续拉铁摩尔的看法，欧洲力量进入中国，导致其内部的区域变动。外部性势力介入常常是区域内部“边缘-中心”结构变化的来源。自晚清以来海洋力量对于中国的介入，外来力量作为一种“区域内力量”创造了新的中国内部区域关系，随之而来的所谓“亚洲的近代”则是伴随这种介入性力量而来的金融性的“统治-从属”关系。随着西方力量而来的，还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念。随着区域间的差异性要素（文化、族群，尤其是经济发展状况）的产生，空间性的差异伴生出一种时间性的差异，它提示区域间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并且标示出在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时，不能用同一时间框架去描述其不同的区域，并且在研究一个小的区域时也应该注意内部的时间（空）差异性。近年来西方中国研究界愈发倾向使用“多神论时间”而非“一神论时间”，更能说明中国作为一个复合型的多元文明体的内部时间差异与复杂性。

在此基础上，汪晖概括出“横向时间”的设想，结合查尔斯·泰勒对于“世俗时间”和“高级时间”的区分，他解释在这种横向关系中社会各个成员建立认同的方式：平行的横向关系并不取消纵向的历史联系，相反，构成横向时间与纵向历史的联系的，是横向时间轴线上的差异性要素，以及各个事件构成的特殊的历史截面，而不是独立自存的历史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汪晖关注儒家传统对于中国区域和行政体制的“非人格化塑造”，也正由于这种“非人格化”的政治文化，各不相同的要素能够被组织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之中。杜亚泉也声称：天下与国家的对立来源于“是否具有人格性”这一要素。天下从一开始便不是人格性单位，这与近代民族国家概念截然不同，也是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为融入现代性潮流的当代中国提供的批判性源泉。

下篇

“琉球与区域秩序的两次巨变”

在中篇集中介绍了“区域”作为研究方法和“跨体系社会”的概念后，汪晖聚焦于引起大规模社会讨论琉球及台湾周边问题。回顾琉球王朝的历史，由于保持着与中国和日本“双重朝贡”的特殊关系，近代以来琉球政治认同变化和民族主义兴起被解释为一种区域“普遍性规则的突变”——旧有朝贡秩序的瓦解，和西方民族主义观念伴随殖民扩张的介入，都构成了改变这一区域权力关系的、新的合法性知识。从这点出发，追溯日本占领琉球前的主体认同转向，以岩仓使团访问普鲁士为标志性事件。日本明治政府抛弃朝贡体系框定的亚洲秩序，求助于西方国际法规则，并将这一规则与自身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设想相结合。以一套新的、不同于清帝国主导的原有的区域关系模式的规范性主权理论来要求清帝国，通过缔结条约的方式完成对琉球的吞并，并依据此阶段性地设计更大规模的对外扩张。通过民族国家概念中主权的清晰性，颠覆朝贡体系中“不易其俗，不易其宜”的保存差异且包容的模糊性；将互相承认的册封关系转变为形式主义的平等关系，又通过现实主义的强弱不对等，迫使弱势方以所谓“平等”的身份，接受不平等的压迫性条约。并且，通过对外扩张，日本实践了自身的民族主义诉求，并将对外侵略崇高化为一种英雄主义的正当性叙事，这也为日本在20世纪初的快速军国主义化埋下了伏笔。通过对这一段历史的梳理，汪晖将近代以来发生在东亚的两种秩序的冲突，利用琉球状况呈现出来。并在这种“秩序突变”产生的冲突中，解释从日本入侵朝鲜、中日甲午战争到二次大战的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地区内部问题的发生。

而在二次大战日本失败后，几大战胜国对于亚洲利益的划分又使得琉球陷入到新的冷战格局中。汪晖通过研究开罗会议的档案资料，解释彼时蒋介石并未争取琉球回归，是出于对美国“有关琉球的兴趣及亚太安全的重视”相关态度的忌惮与考量。但同时，蒋将在其力争下达到的朝鲜、暹罗、安南的独立视为外交的重大胜利，是因为他将把上述在旧有朝贡体系内的地区在新的国际条件下的独立，视为是宗主国帮助它们争取独立和自由的“道德义务”的兑现。

对于今天的亚洲秩序与琉球问题，以及当代世界各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想象，汪晖概括出凭借此想象争取民族解放的三重政治目标：“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三个历史进程必须是互相关联参照的，如果缺失了关联性的视野，其目标则会发生偏移。尤其是，若仅仅将政治的想象局限于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而不去寻找在“霸权的多重构成”中，各种具体政治身份联结和改造的关系，则将错过以此为突破口呼唤一种新型平等政治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