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他者》的进路

在传统的巴门尼德式的世界中，“时间”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永恒的降级，将来被认为埋葬在一种已事先存在之永恒的内部——就像柏拉图《蒂迈欧篇（37D）》中“摹仿不动之永恒，制造出运动着的影像”这样对时间的经典的描述。而列维纳斯在《时间与他者》中则认为，时间是一种思想与ce（那）的关系，是l'au-delà de l'être（存在之超逾/超出存在/在存在之外）——时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单一的主体的所作所为，而是主体和他人的关系本身（P5）；孤独是时间的缺场（P31），而死亡-他人-爱欲-生育这样的“他者”使得时间成为可能。

孤独的“我”：我实存着，我无法与任何存在者交换我的实存；我是一个结合了实存的实存者，是“实显”（hypostase）；我被永远地拉回、束缚在自我的同一性的囚禁中，moi（自我）不可避免的就是soi（自身）——我被自我本身所堵塞（P31）、具有“物质性”（la matérialité）的锁链，这就是我的孤独，是实显的不幸。

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我们作为物质性的存在而进行的操心，这一操心发源于我们的孤独并形成了一种孤独的实现形式——日常生活并不构成一种堕落，也不是对形而上学的背叛，而是一种对拯救的关切。

绽出的生存：我通过“享受”来与客体关联。“享受”既是主体与客体的距离，又是主体对客体（食物、知识）的吸收。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正是通过享受来摆脱原初的物质性，得以从soi中分离、遗忘自身/忘我（abnégation）【这里是对柏拉图的“享受”的批判：柏拉图的享受已经预先假定了一种缺失，而这种缺失只能被“真正的收获”所填补——但不应像这样从利益与损失的角度去看待享受】。享受正是一种绽出的生存，而“光”（luminosité）则是这种绽出的可能性的条件。但由于我最终通过光，将他异于我（autre que moi）的客体全部吸收为我自己的东西，因此它并不拥有根本上的他异性，它的超越被包裹在内在之中，最终仍旧朝向soi回归——认识在世界上绝对不会与任何真正的他异之物相遇（P51），我仍是孤独的。

劳作-痛苦-死亡：通过工具劳作是达到享受的途径，而劳作导致的身体的痛苦使得我意识到了逃离、撤退的不可能性，也意识到了死亡的临近——死亡在受难中昭示自身的这种方式，外在于所有光，是一种主体的被动性经验，是主体不再是掌控者的事件——在此之前，主体一直是能动的（P55）【在海德格尔那里，死亡使得主体拥有可能与自由，“向死而生”是朝向死亡的一种筹划；而在列维纳斯这里却完全相反，死亡却意味着主体可能性的极限与终结，不再能有所能、有所筹划】。我被绝不可能认识的、光之外的死亡所把捉。

死亡：死亡意味着筹划的不可能性，是绝对的他异性。因此，我们的孤独被死亡打断，主体的单一性和独一性被打破，一种多元性渗入到了实存者的实存本身之中（P62）。

将来：没有任何办法捕捉的东西就是“将来”【从柏格森到萨特，所有理论都将“对将来的projection（筹划）”作为时间的根本特性。但列维纳斯认为，这只不过是那个将来的现在，而不是本真的将来。将来应是不可把捉之物，是不期而遇地降临于我们并抓住我们之物】。“将来”就是他者，与将来的关系就是与他者的关系（P64）。

鸿沟/深渊：死亡所给予的“将来”与“现在”之间是完全的间隔、完全的深渊——死亡是一种“永远将来而未来的时间”。而要战胜这条鸿沟、战胜死亡，就要维持一种个人化的与他异之物的关系——即：与他人的关系。

他人-爱欲：在日常生活中，他者的孤独和他异性已被体面掩盖——仿佛作为他人的他人只是一个“另我”（alter ego），他人所是也是我所是者。但实际上，他人之所以成为他人是因为其他异性本身，如：弱者、贫者，而我却是富有、有力的（P77）。

我与他人的关联不是一种“融合”，而是一种他者的缺场，是在将来视域中的缺场，这一缺场就是时间。他者代表的时间是将来（他人是永远不可把捉的，似乎永远在向未来后撤、永远在避开我的把握），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主体可以承担作为将来的他人而自身并未消失，从而通过现在与将来建立关联，于是使时间得以生成，因此，与他人的面对面（face-à-face）是一种“将来在现在中的出场”（P69）。

生育：通过生育，主体真正意义上出离了自身，而不再是那个命中注定要回归soi的自我，从而变成了自身的他者。我的时间延展到了我的孩子那里（但不是筹划的延续，而是全新的、无法预料和筹划的、超出期待的希望，是一种完全他异性的希望）——生育带来了一种既是完全他异、又使得我可以保存自我、甚至可以“战胜死亡”的时间。

最后的批判：【埃利亚学派的存在概念主导了柏拉图的哲学，在那里，多样性是附属于本源之太一的，世界是光之世界，是没有时间的世界。理性的主体在本质上是孤独的，社会的理想模式是寻找一个融合的、共通的理想模式，主体会倾向于与他者相同一——这样的“肩并肩”集体性须围绕一个第三项作为中介建立起来。而真正的主体间关系不是共契的集体性，而是一种没有第三项作为中介的“面对面”，在爱欲中被提供给我们（P90）】。

相较于《时间与他者》中列维纳斯对于“自我之死”对个人实存的异质性的强调，后期列维纳斯则更加强调“他人之死”对于自我之实存的伦理意义，即：我不能经历自己的死亡，但却会不断经历他人的死亡，从而产生幸存者的负罪感和责任感，将之转移至未死的他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人之死”是第一位的，“自我之死”则成为第二位的（译者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