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决定的孤独

本书虽然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可触碰性”，但我觉得更多是阐明人类在这样一个战乱、病毒、暴力依然频发的社会中，如何能让自己的身体有自我决定“自由”的空间。

脆弱的人类既然在18世纪中叶找到了同情以及普适权利的现代形式，那么在进人21世纪时，人类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能够毫无恐惧感地面对他人，坦然接受欲望，自己决定是否生育。假如能来一场表决的话，恐怕不会有任何一种理念能像上面这些观点一样获得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支持。

几百年来，人们在努力追求自主性、女性的自决权、儿童的权利，以及对身体的保护和不受伤害。从1750年开始的保护人身不受伤害的思想在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促进法律的形成，虽然康德1784年曾说“有破坏，有颠覆”，但仍然以很缓慢的速度发展。乌托邦式的社会诚然真挚而动人，但在寻求的过程中，刑事犯罪统计、国际特赦组织或妇女平权组织提供的证据都清楚地展示出了真实的社会现实，你看“Me-too”之后我们才发现女性所遭受到的那些不公曾深藏于水底。

社会的常态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未来简史》或是作家达尼埃尔·凯尔曼在《小丑提尔》中所描绘的那样：饥饿、暴力、疼痛、酷刑、伤害、非自愿的身体接触以及过早的死亡。而尤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毁达到巅峰。书里写到犹太作家让·埃默里被捕后在比利时布伦东克集中营地下室遭受酷刑，虽然后来被解救，但他还是于1978年自杀身亡。这样的人生，也上演于写《被拯救和被淹没的》普里莫·莱维和更多相似经历的人身上。

让·埃默里从纳粹的酷刑下得以幸存，所以他能够写出这样的话：曾遭受过酷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再有家。“酷刑留下的心理阴影就像是留在人生活中的一个异物，因为这个异物的存在，受到酷刑的人也会变得异于常人。托马斯·福克斯从心理学的角度写道：“心理阴影是无法捉摸，也无法被归入某种逻辑中的，它会诱发抵抗机制和回避行为，为的是将回忆中那些痛苦的内容隔离、忘却或者丢开。”从这个意义上看，酷刑造成的心理阴影会控制一个人的生活，一旦身体受到了某种会勾起回忆的刺激，它就会变得非常强烈：“身体记得这个阴影，这就像是当初的事情再次重演，受过伤害的身体部位能够感觉到曾经的疼痛和痉挛。”

弗洛伊德曾用 Emma的案例讨论创伤：Emma 8 岁时在糖果店遭遇了店员突抓身体，之后并无任何心理症状。直到 12 岁时，她再次进入其它商店买东西看到店员对她大笑。她突然受惊，大叫着冲了出去弗洛伊德的解释12 岁的青春期将自身特点转移到了被类似场景唤起的 8 岁的感受，并永久地使之成了一段创伤性记忆。

受到任何身体或者精神伤害的人，在他们身上所造成的后果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在科隆大教堂广场2015/2016跨年夜发生大规模性侵事件之后，科隆市长提出与陌生人保持一臂距离的建议。我们一方面渴望与亲密爱人“拥抱”，一方面又无时不在担心“被伤害”，人类之间这种脆弱的关系深受时限控制。他者令人恐惧，但对于他者来说，我们又何尝不是“他者”。

回到我们一开始表述的论点，我们如何才能拥有身体不受伤害的权利，保证身体的完整性？与人类身体接触的不确定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寻求宠物或者电子设备带来的安全感，“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认为那些有心理创伤的人至少有可能通过数字化治疗法中的一些虚拟的人际接触来治愈，这种看法难道不就是因为陌异性无法消除吗？”

所以，当我们一面需要实实在在拥抱的温度，一面又无法根除内心的怀疑和不信任，“不能够毫无恐惧感地面对他人，坦然接受欲望，自己决定是否生育”，那么，我们就没有真正拥有“自由”。道路漫长且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