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阈限与古典小说中的个人才能
《石头的故事》的优胜之处不仅在于广博的征引、对作品的熟悉程度，更在于它的思路和方法。具体而言，它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新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挪用到文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甚至网络文学之类最新领域。
首先，作者提出的第一个核心概念：互文性。这是要略过以往大量的索引考证、知人论世式的研究。作者本人写到：“互文性的真正作用是淡化原本在文本中显见且能辨识的作者存在，更重要的是淡化读者在阅读此类石头意象时不由自主地进行语境化的过程。……能够链接和重链接互文的永远都是读者，而不是作者。”（p7）
我们在讨论《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大概就是作者身份、时代背景等等，由此而来的聚讼已经让进一步的解读举步维艰。作者凭借“互文性”的视角，越过了话本作者不确定、非一人之困境，将文本作为一个独立整体。作者的情况变得相当次要。这一方法可以很便捷地推广到其他作者性低的文本，例如网络文学。文本中本身的信息已经足够我们展开分析。而这与新批评式的封闭解读也不同，它向无边的语义网络敞开。具体到“石头”这个题目，作者指出这些石头神话“一旦这些神话被单独看待，那么它们几乎不能传递出任何实质意义。我们必须使用可相互解读的网络来建立起神话的表意系统。”（p33）
作者借用的是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的解释性模型：义素（seme）、义位（sememe）、类素（classeme）这三个不断归纳而来的层次。义素重复出现→类素，一个或多个循环出现的类素→同项。（p34）接下来作者历数了传统上各种有关石头的神话，分析了五色石、高媒石、涂山石、社石、禹和石头、祈雨石、阴阳双石、石牛、封禅石、石碑、玉牒、辟邪石、石敢当、石卵、鸣石、石言、照石、点头石、石女等等意象，归纳出石头神话中的同项：生命体特征、孕育/弥合能力、联系天地的能力、转化能力（矛盾共存）。这部“石头的神话字典”并不提出一个本质性的“石头性”，而是把它界定为一个“复合概念”。
类似地，作者对与“石头”相关的“玉”进行了简单分析，发现《红楼梦》中贾宝玉出生时口衔之玉，与死者的琀玉十分相似。这二者都指向玉蕴含的再生能力。（p139）而中国传统中“冰清玉洁”的概念也可以解释宝玉对保持洁净有近乎疯狂的执念。（p159）书中名字中带“玉”的三位人物：黛玉、妙玉和宝玉，有别于大观园中其他角色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他们“脑海中内在的净化”。（p163）进而作者归纳出《红楼梦》的道德观其实建立在“假”与“真”以及“洁”与“浊”的差异关系上，并由此发展出了一套本体论观点。（p181）
通过对上述石（以及玉）的分析，作者提出了石头神话的独特且核心的思维模式：阈限模式。阈限（Liminal）这一文化人类学术语可以理解为“临界/门槛”，“它标志着仪式主体正在经历的过渡状态……处于一种既是生又是死的象征性状态之中。”（p241）人类学家是通过仪式理解这种状态的，而作者将它“石化”，认为石头本身在这样的语义网络中就蕴含了阈限的意义：“神话/民间传说之石便是这样一个阈限实体，它徘徊在两类对立的特性之间。”（p242）通过上文作者归纳出的“石头的神话字典”可以很容易理解这种状态（例如生育/不育、智慧/无知）。用更理论化的说法来讲，石头代表着“连续的可逆性”和“辩证性往复运动”。这个结论乍看起来似乎费解，不过我确实没有想到其它事物如此明显地具有此类属性。
从这个角度看，《红楼梦》展现出了新的价值。作者认为，“阈限性的隐喻依然是《红楼梦》对中国传统叙事小说所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p249）历来赞美《红楼梦》的人不计其数，抓住书中这一核心特征的似乎不多。作者由此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红楼梦存在开端吗？曹雪芹通过繁复的叙事技巧试图颠覆这部小说的稳定开端，然而同时他对于“找寻原点”的渴求让这种颠覆行为终告失败。虽然小说开头的叙述让这部作品的身世扑朔迷离，但背后依然有一种牢不可破的确定性。这一点与《西游记》合观更为明显。
作者对《西游记》的讨论，尤其是对孙悟空形象的探讨，跳脱出了以往本土来源/印度来源的争论，引入了荣格对“精灵墨丘利”的分析，指出悟空处于儿童般的无意识之中，渴求永生来无限延长他的快乐。他和墨丘利一样能够变换形态，施展法术，而且都调皮捣蛋，全然出自自己的无意识，闯下大祸。套用荣格的分析，孙悟空属于一类“愚者”形象，而石头的阈限性功能让他同时包含了智慧的可能，也就是荣格所说的“向救赎者的转变”。与猪八戒的对比、金箍儿的消失，更都分明展现了孙悟空的转变，而这些相互对立的属性正是在多重的互文性脉络交织下运转的。这种转化显然带有宗教意味，而《红楼梦》也是如此，只不过它的外延更广，但终究要收束到某个“归宿”，因此“播撒式的阈限性”终究要转化为“循环式的阈限性”。（p299）
作者也由此切入以往对《红楼梦》作者的争论：首先她肯定了鲁迅的意见，认同“哪怕是最具洞察力的人都无法逃脱封建中国的社会文化约束”，曹雪芹的宿命论正是如此。《红楼梦》不是一个开放的故事，而是有确定路径的，即“返回原点”。作者认为，高鹗的续作“已经按原意忠实地执行了「作者意图」。”（p334）高鹗对“迷途知返”的整体结构的理解是正确的，哪怕某些细节可能不尽如人意。曹雪芹十分自觉地强调这部小说不落俗套，但作者提示的这个观点值得思考：“没有哪位作者能同时一方面与古人持有不同的看法，另一方面又避免从中找到自己的身份。”（p335）这种索绪尔式的二元对立结构也是T.S.艾略特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看法：个人的才能是在传统的背景之下运作的，个体的突破、反叛也几乎总是被传统吸纳，成为它时下面目的一部分。也正因为曹雪芹的自觉，让《红楼梦》中的石头神话的矛盾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丰富了它本身的悲剧性（一种结构性的悲剧）——“宝玉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还是一个被天意操纵的傀儡？”（p337），宝玉悲剧实际上是对立的结构性的冲突，既是时代局限，也是天才作者面对传统的复杂处境，也是互文性的结构限制，石与玉、石头本身的多义性的展现。作者并未强求某种一致的结论，而是呈现了文本蕴含的复杂性——令文本在其自己的复杂性中显现（p338）——而这一点是尤其能让现代读者共鸣的。
现代性带来的人生的紧张感、常规的临界状态、总是不知如何是好的困境，我们再熟悉不过。于是最后甚至有些羡慕贾宝玉，他好歹有一个归处，而如今我们找到这个归处是非常困难的。古典小说不常写这种紧张、无处安心的状态，在这一点上《红楼梦》确实是独具一格的作品。只是它在超越时代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属于（受困于，受惠于？）它的时代和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