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一统及其前景

本书从中国王朝国家的发展迭代过程中抽象出大一统的三个基本特质：一、空间合法性，王朝占据广大疆域，尤其是对秦汉故地的事实占有；二、历史合法性，政权建立的过程符合天命流转规律，如五德始终、替天行道等；三、绩效合法性，统治者的政治践履符合内圣外王的儒家经义要求，因此皇帝必须身兼国主与（儒）教主双重身份，虽然后一种身份一般被认为由孔子持有，但鉴于孔子作古已久，事实上由皇帝兼之。

然而，这三个条件都具有不确定性，首先，自诩正统的东晋、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元、清两朝疆域则远迈秦汉；其次，纵观中国历史，大一统王朝也有以不当手段窃国取之者，如新朝之王莽、隋朝之杨坚、宋朝之赵匡胤等，皆属来路不正；再者，德智堪任国主与教主二者寥寥，明臣朱国桢有云，“”三代以下堪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及我朝孝宗而已“”，然三代以下朝代不下数十，君王不下数百，荒淫无道者所在多有，稍好一点的也是南面称孤的“外儒内法”者，宋儒朱熹云，“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可知所言不虚。

针对这三种情况，帝王和儒臣想出了三种解决之道：在空间狭促则强调文化道德，如东晋、南宋；空间广袤则采多重身份和多元治理体系，如元明清三朝；来路不正更好办，篡改史书就行；最难办的是君主的身份二重性，即怎样调和君主权力的绝对地位和儒家经义的权威地位的内在紧张，精明强悍之主则改典籍之义理，兴文字之大狱，建立起所谓的“帝王经学”，让思想匍匐于权力，如明太祖、清朝之雍正、乾隆二帝；而悠游退逊之主则纵情声色，不理政事，如明武宗、明神宗，事实上造成了政教二分。因此，总的来说，由于偶然性因素太多太大，真正的大一统几乎不存在，大多数历史期内只存在名义上的大一统，且这种肇基于皇权的大一统显然是无法被现代民主和世俗标准所接受的。

怪就怪在近来颇有些重建大一统体制的论调，在我看来既不可取，亦无可能。我们要发自内心尊重现代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体系，这种尊重至少要体现为对内和对外两个地方：对内，我们延续晚清、民国之疆域，此主权范围内之事务皆属内政，当以人民民主、民族平等之原则协商解决，不容外来势力干涉；对外，我们必须放弃扩张性的“王者无外”、“天下一统”之王霸思想，承认自己是民族国家之林中平等之一国，以国际通用准则参与和融入这一体系。以作者之态度，似乎并不排斥这一观点，而是认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必须一定程度汲取原王朝国家遗留的政治遗产，特别是其“政教传统”，在循序渐进的话语和制度变革中实现民的出场和君主和教主的退场。我也认可作者的稳健发展路线，更不怀疑民主趋势之必然性，虽然当下境况难言乐观。

最后必须指出的一点是，一元化的政治制度和观念终究与与现代民主政治是水火不容的，指望通过克里斯马型领袖代表和实践“公意”更是饮鸩止渴，二十世纪前期之德日、今日之俄国都是现成的经验教训，一旦我们误入此类歧途，后果不堪设想。从政治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来看，民主政治只能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民主法治建设开始。诚然，帝制瓦解后以士绅阶层为主体的“社会中流”不复存在是一大历史悲剧，但重新搞“神道设教”那一套——给孔子和当权者涂脂抹粉是智商堪忧的表现，其后果大概率是服务顶流而不是建设中流。那么如何重建中流？或许应该是老老实实发展经济，培育一大批智识和中产阶层，同时在厉行法治的基础上扩大民主。当然，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是无法预测的，普通人只能期许和祝福，讲良知就够了，但对知识分子来说，总要讲政治常识、文明理念，而不可因一时荣辱进退而曲学阿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