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ndeur de Marx

非常好的《资本论》导读，毕竟那些“读”《资本论》不是夺舍就是幼教，而除此之外的马导读又总是要以某种先于《资本论》的哲学或者意识形态立场起笔，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阅读大量“意识形态批判的价值”、“前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历史”、“历史唯物主义”之类的话题，再进入其实根本没怎么提这三个话题的《资本论》里。当然，这也和西方马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忽视和其他马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有关。不管怎么说，这本书都凝练、富有逻辑性、不节外生枝。尤其是在大家已经被各种前理解污染，以至于自己去读原著反而可能看不到重点（身边计量学告诉我这是常态）的情况下，读这本书或许会有去拜物教式的效果。而且，译者确实非常负责，资料和引用都做得很好，读起来也没有任何不顺畅的感觉，不由得想起阿尔都塞的主要译者。

鉴于这本书整个导读了《资本论》，我当然是不可能有什么全面的评价的。至于澄清各种误解，在我也不知道大家到底有哪些误解的情况下（比如我根本不知道人们知不知道《资本论》根本没写国家篇），似乎做了也没什么意思。不过，我非常关心劳动价值论的主题，因此试图就此发表一些言论。

在海因里希最为看重的《价值、劳动与货币》章中，他着重强调了价值的产生并非单纯靠“由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就足够了。这是因为《资本论》要研究的既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规律，也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大部分人文科学似乎都仅仅秉持共相-规律和殊相-实现的区分，因此不能理解存在一个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理想的平均形式”，它有不同的实现方式。资本主义有其形式规定性，这种形式规定性的起源是对现实的考察，即从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定出发，推理出资本主义社会终将抵达的阈值之间的各个步骤。这类似于我们在实验室环境下进行的实验，它在现实中总存在各种层次的干扰，甚至实验室中的对象和现实中的对象都存在不一致性（我希望这是对卡特赖特的模型理论的支持）。而在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定即：商品作为物品/财富的典型形式。在这种规定下，我们才开始讨论各种经济规律和社会现象。我们必须从中间开始，这是达尔文的伟大思想曾经给予马的震撼。至于如何从资本主义的形式分析回顾前资本主义，就像如何用人脑研究来促进后脑研究一样，必须要在细致分析后才能获得。

说回来，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就不能说物品的价值总是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为这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典型状况，而在其他时代，价值或许有完全不同的规定。在马看来，不同质的具体劳动生产出不同质的使用价值，这些使用价值之间本身是不可比较的。相反，它们是通过交换才获得了它们的可量化的价值。海德格尔曾经批评过马，认为他将此在的劳动按照计量时间来定义，以此造成了最大的虚无主义。但实际上，使用价值的不同质性正说明了上手状态多样性和现身情态的丰富性，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多样性整个被商品交换所统一了。是资本主义带来了人之规定性的最根本的虚无化，而不是马提出的任何规定。总之，是交换价值敉平了使用价值的多样性，但我们不能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简单地认为这样就结束了。交换价值如何赋予事物以价值，这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用马的话说，交换价值对物品的价值进行了实在的抽象，使得价值获得了幽灵般的对象性。我们都知道物品有价值，但该价值是交换制造的“价值实体”反向赋予事物的。这一价值实体并不位于任何具体的商品中，相反，它是巨大的商品交换网络的实体化。海因里希因此不断强调，马的价值理论是一种关系理论。而且，价值实体要在现实的简单流通中显现，它就必须要从偶然的、简单的、个别的价值形式往一般价值形式发展。20码麻布值1件上衣，前者是相对价值形式，后者是等价形式。而随着20码麻布获得了各种各样的等价形式，20码麻布本身就成了这些等价形式的等价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商品在简单流通都需要这样一个等价形式，这个东西在简单交换中（不是指在更复杂的流通中）却不能是商品，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高于一切现实商品的X，这就是货币。海因里希认为，货币的中心地位是资本主义的形式规定性导致的，而现实中的资本家则终将到达这一局面。到了这一步，交换价值就不仅控制了商品价值，而且使得人们不必考虑任何现实中的价值来源而认定存在某种自然的一般等价形式。

不过，交换价值由它的独特性，那就是必须要有差额交换才会发生。到这里，劳动价值论才真正发挥作用。当我们解释交换的发生时，（新）古典主义以预期-效用之间显然的差异来解释交换的发生。也就是说，价值实质上是等价的。而劳动价值论则认为，归根结底，简单商品的交换源自于价值的增殖。增殖则源自于对劳动力的剥削。劳动力，指劳动的能力，也就是能够生产更多商品的潜力。劳动力的价值即维持劳动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的变化可以是生产资料本身价值的变化，也可以是生产资料范围的变化）。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则正是创造价值。只要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大于他们的价值，这中间就产生了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正是G-W-G’运转的燃料。马在资本家拿走了这部分剩余价值的意义上，说这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这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非道德评价。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交换将劳动力开发为价值，但它却在交换中显现为将价值赋予劳动。劳动力的潜力性质使得资本家和工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得到和支付的是劳动力的价值，而劳动本身没有价值，它只创造价值。当人们认为价值是付给劳动的时候，这似乎就是资本家拿资本的价值（表现为工资）来换劳动的价值的等价交换而已。但事实上，没有劳动力的剥削，就不存在价值增值。这里的重点在于，这种对交换的认识是等价交换直接带来的“客观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所谓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而已。马在《资本论》第三卷将以此为地基（当然，还有将价值认作主体等等）的各种社会关系认识的颠倒称作资产阶级关系的拜物教。资本主义生成过程除了生产产品，同时也生产这种思维方式。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诸君点开《资本与利息》能看到如下评论：“马的劳动价值论根本不值得批，一句话，只有智障才会相信，稍微有一点逻辑的人用小脚趾想想都不会同意的。”确实如此，小脚趾和资产阶级关系拜物教一样，都是客观的。海因里希不断强调，不存在某种先进群体，他们可以自然而然地脱离这种拜物教。但是，他又强调，这并不因此说明我们不能脱离。在这里，我们自然联想到了阿尔都塞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分引入马著作阅读中的创举。如果我们在科学中，我们当然可以逃离这种客观的思维方式，而在这种思维方式中的人，当然也会认为我们是智障。虽然症候阅读法和精神分析的方法实际上并不一样，但科学作为在常识上打动的行为确实可以被理解为癔症。至于如何解释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经典困难，海因里希给出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应该意识到，简单商品的价值和开始复杂交换（这是《资本论》第二卷的内容）之后的商品价格几乎永远不可能匹配；其次应该意识到，劳动创造价值并不是一个经济学结论，而是一个哲学结论。马要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如何创造价值，创造的是什么价值；而不是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对于马来说，到这里之后，问题主要在于如何进行剥削。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工作强度，但并不因此增加工资。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压榨逻辑，马称其为绝对剩余价值获取；但我们也可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提高其他部分的劳动生产率。只要工人必须要吃的饭便宜了，工人也就便宜了（相反，资本家看到的则是超额利润的出现）。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主要靠协作、分工和机器生产（这是我们学的最多的，什么社会必要劳动和个人必要劳动时间啊，竞争啊，什么的，就不展开了）。在大机器联合形成的机器体系中，资本主义的形式规定性现实性地规定起了工人。马在进行了进一步的计算后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常常发生，但无论是利润率必然下降还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崩溃，都不可能靠《资本论》提供的形式规定性必然得推出。不过，这不是这里论述的主要内容。就不再赘述了。唯一值得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源自于机器生产为资本增值而总会进行的大量生产（产销合一不会对此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这些产品却没有匹配的支付能力，商品因此无法转为货币，预付能力下降，生产要素也就下降，工人拿到的价值也就降低，消费也就持续降低，商品也就进一步无法被转换为货币。这一情况根据第二三卷对货币流通和市场的讨论，必然是周期性的，但这种周期性的存在正说明了它的自我修复性，也即危机不等于毁灭。

让我们总结一下这一组形式规定性的过程：首先，存在各种各样的，难以计数的使用价值的多样性。接着，交换价值将这些多样性收集起来，使得使用价值全部被替换为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价值。价值需要在交换中增殖，为此资本家必须获得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差价，也就是剩余价值，以此维系资本的膨胀。与此同时，价值交换也生成了客观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正来自于交换对生产环节的掩盖。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覆盖并不单纯靠执行交换，相反它同时携带着一整套剥削劳动者的方法，这一方法在物质层面通过机器规定劳动者，在经济层面通过生产率进步和劳动时间增加榨取劳动力。也就是说，表面的市场流通界面和无限丰富性的使用价值界面之间，交换及其措施创造了一个膜，它以一套程序将后者组织成前者并且维持前者。这一中间环节在边际效用理论为执导的经济学和颂扬多元价值和传统文化的人所无视。在米塞斯等人的理论中，资本主义带来的市场运转赋予了人们以独立和自由，甚至组断了官僚制的冗余。这当然是对的，而且这正是马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在今天各种形式的政治正确中，人们则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磨平了多样的人类生活。但这些批判全都是在交换的界面上，受到膜所制造的思维模式所影响的批判。至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都知道它陷入两难之中。一方面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造的。这二者的一种调和方式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只试图监管意识形态的自发生产，它本身保持为中立和否定性的化身，就像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既然国家是化身，那么它就不真的中立。相反，它既然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它就应该被理解为参与市场竞争的资本家，需要不断促进财政的增殖。他必须为了他自己的生存而进行调控。这种调控以一种混合方式生产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既颂扬无尽的欲望和贪婪，又强调一种形式化的价值观，以此稳定自己的地位。

不过，在这个“新的”建筑模型里，使用与交换之间既然是一个膜，劳动力这个点就应该获得一个扩大化的解释。正如前文所述，劳动创造价值是一个哲学观点，它继承自黑格尔，在20世纪又受到了海德格尔极强的辩护。可我们一定要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就是人类主体的某种天赐神能，比如“领会”的能力吗？就算在马那里，当无数人声称《资本论》完全放弃了人道主义时，他是否依然假设了人类才有劳动力，而且劳动力可以再生产（至于在多大程度再生产就不一定了）。就此，意大利自治主义虽然在理论建设上并不足够成功，但他们确实敏锐地发现了，活劳动不仅可以创造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价值，它还在创造更多的价值。只是他们错误地把这种价值理解成了科技创新之类的东西。但科技创新创造的价值是通过降低劳动力的生活要素制造的，它不是劳动力直接创造的价值。但是，这并不说明科学技术不能作为劳动力而存在。恰恰相反，在后人类主义的今天，不断有人提出技术主体性的命题（但这并不是技术决定论）。

如果我么能够找到一个规定劳动力的方法，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处理今天的情况。马认为剩余价值生产主要靠相对剩余价值或工作时间和强度变化。后者的典型形式是不断寻找可剥削的劳动力，也就是扩张。前者则是在交换界面内部开拓出一个内在的外部，它还没有被人使用。前者是在交换的平面上不断发散，直到布满整个平面，这也就是全球化的今天的局面；后者则是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它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此降低生产劳动者生活资料的时间，来让其他时间用于生产剩余价值。可以说，它是不断把使用价值的丰富界面的东西以不同的方式打捞上来，这是膜中程序的一个可变部分。当然这是老生常谈，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只不过在《资本论》的分析里，生产关系的交换界面本身逼迫着生产力快速进步，而不是任何人的主观行动。同时，正是《资本论》的分析推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题，这一点应该足以让该命题脱离其为形而上学的指控。当然，这并不是宣扬加速主义，恰恰相反，既然交换界面本身就是最好的加速器，我们反而应该思考，今天加速的不够快是因为今天的社会运行本身存在阻碍这一发展的因素。在这里，我们获得了一个“道德”但有效的实践路径：寻找这种阻碍因素，它显然应该建基于交换界面，但又不止于此。我想，前文对阿尔都塞的分析可以很好地挪到这里来。归根结底，是有一些事情阻碍了内在的外在性对内在的填充，而不是这种外在性扩展的还不够快。

可惜这依然不免被人批判为加速主义。尤其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技术进步会让劳动者更进一步地依附于这些机器，而这些机器显然不是劳动者的私有财产。可如果我们可以给劳动力一个真正的界定，或许人就不一定要来占这个位格。马在讨论何为资本家时说，资本家是为了资本增殖而活动的人。这是一个形式性的位格，而不是对具体的人的分析。马强调，一个现实中的人之所以可以被称作一类行动者（比如资本家），是因为它遵守特定的行动理性并再生产这种行动理性（没有后半段的话，我们就不能承认具体的人进入了某种形式规定性中，因为单次出现的行动者的规定性根本无从谈起）。可行动者未必是人。为什么动物不能是行动者？为什么机器不能是行动者？一套信服的理论势在必行，尤其是在它确实具有实践指导性的意义上。而《资本论》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一拥有劳动力的行动者可以靠劳动时间或劳动强度增加而增加。

或许还有另一条思路，虽然在今天的网络环境中很难相信它是有效的。让我们把视线转向客观的思维方式的生产上。正如前文所述，当我们突破了这种思维方式，我们就能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包括生产和流通领域，流通领域的自由以生产领域的剥削为代价。我们还能意识到资本主义危机的恒常性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环境和精神状态的破坏。当人们面临一个无可避免但日益非周期化出现的危机并且承认它确实是危机时，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质上就已经形成了。当代风险社会和以往的不同就在于，风险之为风险是因为社会日益安全，而风险的来临和强度愈发不可预测。海因里希称这种危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可对人们来说，这种危机却成了筹划的短路。批判此时能做的，就是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筹划已经短路。这要求批判者们抓住机会，在短路发生时使其尽量被人注意，奥斯维辛或许是其中还算表现好的一例。这或许可以解释今日主体性的事件哲学如此风靡的原因，尽管他们那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事件概念过大地摧毁了他们可以使用的工具，以至于堕入了另一位马先生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