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尊严与现代世界：柏克的论证与反思

正如柏克在自己的著作里提示的那样，最初的政党并非今天看到的模样：全国分布的组织，广纳成员而组织有序，有职业政治家坐镇“中央”，负责统筹组织与人事任免，与之相应，地方党派机关则在特定的时期依照特定的议题进行政治动员，有时还需要一位“党鞭”负责党派的“忠诚事务”，所有一切，服务于赢得选举以及政治纲领。这幅我们习以为常的图景，对于柏克来说根本不存在，否则他将毫不费力地就能完成对政党尊严的论证。

本文无意讨论当下主流的几派柏克研究在方法论、目标乃至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只尝试综合各方对于柏克论证的展示与看法。本文的基本解释思路是：首先，证成政党尊严的困难主要有二，一为传统观念对政党的批驳，二为协调道德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难；其次，柏克对政党尊严的论证的核心在于从“原则”过渡到“原则性”；最后，柏克对政党尊严的证成与对政党制的认可包含着柏克本人的悲观主义的道德反思。

政党的“前史”：思想史与政治史

柏克不只是作为卓越的政治思想家而闻名于世的，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柏克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家，是辉格党的栋梁人物，也是辉格党政治纲领的最好的阐述者。这一形象对于我们理解柏克的政党观念是必须的，由此问题就变成了，一位身处党派政治中的思想家如何为他自身所处的现实辩护？考虑到在柏克之前从未有人真正严肃地尝试论证政党尊严，反而都一致地表达了消极的态度，困难可想而知。

与理论的困难相呼应，现实也构成了一道冷酷的“高墙”。对于1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来说，党派是一个已成的事实，而且是一个正在愈演愈烈的糟糕事实。宫廷派与乡村派彼此间争相口诛笔伐，爱尔兰主义者与大英格兰主义者也大有针锋相对之势，传统贵族与新贵自始就有的暗地较量仍在不断滋长，北美殖民地此起彼伏的群众运动则助长了工匠群体的政治热情，而与之紧密联系的清教主义逐渐导向新的思潮（潘恩就是这种思潮的产儿）。

情况可以这样说：党派与对立的倾向就像黄热病一般席卷了英国，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政治家们与思想家们已经无法装傻充愣了。但此时，没有一种“现成的”修辞足以将政党的存在正当化，相反，随着历史保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记忆中全是那些和现状一样糟糕的东西：正如博林布鲁克叙述的那样，若我们回顾历史而不装聋作哑，政党在历史中留下的恶劣印象避无可避，而且与那些阴谋家、独裁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例如喀提林与恺撒。

罗马共和的覆灭是历史提供的一个模板，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个递进的链条：（1）无才能而有野心的人聚集在一起；（2）这些人只为自身的权力与虚荣心而斗争，罔顾共同体利益；（3）很可能有许多这样的群体，于是彼此争斗，但他们至少都排挤那些能够执掌全局的人；（4）因此政治走向衰落以至崩溃，更大的权力真空为有才能并有更大野心的人提供了舞台，独裁者于是独掌大权。这既是屋大维的故事，也是大多数独裁者的故事。

以上的叙事堪称欧洲共和主义思想的“正典”，从亲历“三头之争”的萨卢斯特一直传到马基雅维利与哈林顿。但这一经典叙事一方面有自身的不足，而且并非历史全貌。柏克指出，英国的政党与党争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历史的模型，而起源于宗教信念的分歧，国教、天主教与清教的斗争是英国16世纪以来的政治历史的一条核心脉络，许多独特的政治信条布置于宗教斗争的“神圣图景”之中，不同的宗教文本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们常说，潘恩的《常识》是民主派的《圣经》，但这个比拟极具欺骗性。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比拟在考察文本内容时是不成立的，《常识》是启蒙的范式的产物，潘恩与其读者都默认了其强烈的政治性质——毋宁说是“此世性质”，然而，《圣经》与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些“信经”就其得到承认的性质而言和《常识》完全不同。对此，可以套用《最后的、非科学性的附言》的意见：对于信者来说，不需要理性的辩护，信条不言而喻。

柏克做出这一区分是极有必要的，我们于是得到如下的政党分层：在最低的一层是为此世的质料性的目标辩护的政党，我们可以称之为“利益政党”，在居中的层次，则是为此世的形式性的目标辩护的政党，我们可以称之为“原则政党”，在最高的层次，是争相宣告来世的至高目标并试图裁决此世的政党，我们可以称之为“信仰政党”。显而易见，意识形态的色彩“从低到高”越发浓厚，这同时意味着“不妥协性”的加强。

柏克将自己的工作定位为理论上的分层，而非现实上的分类，因为一切现实的政党至少是“利益政党”和“原则政党”的混合物，其中少数附带着“信仰政党”的成分。柏克提醒他的读者，从经验上来看，几乎所有“原则”都天然地以特定的“信仰”为前提，这很可能模糊了“原则政党”与“信仰政党”的区分，因此，有必要说明二者的区别：那就是妥协与不妥协的区别，原则可以向不同的原则乃至利益让步，信仰却绝对不能如此。

然而，正如洛克满怀忧郁地说明的那样，不光是宗教政党，就连宗教争论本身也让位于一种更为“现实”的处境。这是17世纪英国政治发生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转变，宗教意识形态的强烈冲突逐步让位于实际的政治利益，政治话语也发生了转变，新的政治话语——代表制的话语、议会制的话语、经济话语——逐渐得到独立的表达。对父权与神权或是对因信称义的强调变成了政治方案的修辞性的表达，信仰的优先性已然不再。

在宗教政党消失的情况下，柏克的如上区分是对洛克的工作的继承，洛克在以宽容为主题的一系列作品中坦诚：道德信仰拥有一种矛盾的属性，我们不可能真正地把握至善，至善似乎是一个无法理解而不值得的目的，但必须以至善为目的才能“道德地”活着。洛克证成道德信仰必要性的思路是加尔文式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凭借直觉式的道德信仰投身行动，这就足够了，在此世的最后，这种道德直觉将会得到真正的验证与认识。

尽管先定论许诺了人类理性的欲求的最终满足，但的确在“此世”做出了让步，剩下的只有信仰的意志与善的意志，但对于具体的信仰内容与善的规范则去除了繁多的枷锁。在先定论得到承认的大背景下，人们或多或少地承认了关于道德原则与理性的一种无奈的不可知论，也就放弃了理性的独断论。原则上来说，任何一种道德原则都不具有绝对性，也没有强制力，而且在实践理性的角度也很可能是不完备的。

任何一种道德原则在实践理性的领域都很难完全实现，用潘恩的话来说，那些口口声声而且言辞激烈地反对国王奴役的绅士，却毫无愧疚地主张镇压北美殖民地的群众运动，同时支持对黑人的奴役。天赋自由、私产保护与奴隶制所赖以维系的那些道德原则明明共存于同一个大脑之中，但却从未得到融贯的处理。柏克清楚地知道以上情况，这些情况对柏克意味着，在某人高举原则旗帜而义愤填膺时，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自身已陷于荒谬的处境。

就像潘恩举的例子一样，暂且不论拥有不同原则的不同人之间如何争论，就连一个人对自身的几种原则都无法很好地处理，尽管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把不同的原则抬到“绝对”的高台之上，但在其自身未意识到的时候，一些原则已经向另一些原则让步了，甚至向很少在伦理考量内的经济利益让步了。柏克没有潘恩那么愤世嫉俗的态度，借助自我矛盾的情况，他只是说明：不同原则与利益可以协调，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政党尊严的论证

以上就是展现在柏克面前的思想史与政治史的大部分资源，。我们可以整理一下已掌握的资源，不难发现，其中很多值得深思的内容，例如政党的存在、不同原则的矛盾性共存、利益对于政治来说越发重要，都只是事实性的，尚未得到理论的“承认”。如前所言，对柏克而言没有“新鲜的”话语范式，而援引奥卡姆派或传统清教的资源将导向对现实的强烈否定。必须创建新的话语体系，才能证成政党尊严。

对柏克来说，当这个“出头鸟”是相当困难的，尽管他得到了“现代政党理论之父”的美誉。但在他自己的时代，为政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消极的用法——辩护是件尴尬的工作，几乎等同于为自私、野心辩护。柏克不是为某一个政党辩护，而是为政党制辩护，这意味着柏克必须论证一种包容相互冲突的不同原则的政体的可能性与优越性，博林布鲁克不会遇到这种困难，他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宣扬理性与单一原则。

理性原则是神圣信仰的替代物之一，并且很大程度上具有信仰无限制强调自身的那种特性，以及不言而喻的道德高度。传统的理性原则大体相信有一个单一而绝对的“真理”，而国家只有服从“真理”并且具备统一的形式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这是博林布鲁克的政治信条的核心。据此他坚定地否定政党，在博林布鲁克看来，政党大部分是出于自私与野心而聚在一起的乌合之众，政党间的所谓原则之争则是庸俗的，而且遮蔽了理性之路。

反驳博林布鲁克的如上信条其实并不困难，只要像潘恩一样举出能令所有表面光鲜的绅士们汗颜的他们自我矛盾的例子就行。然而潘恩的态度是一种犬儒式的愤世嫉俗，潘恩根本无意为政党辩护，而是把政党与博林布鲁克的精英政体论一并视为“旧大陆的反理性存在”攻击，他同样期待着统一的理性政体。柏克将自己的目标设定为一个极其尴尬的“中点”，既要能正当化与体制化政党，又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精英主义。

柏克同时和博林布鲁克与潘恩开战，他很可能陷入如下三个困境：柏克在拒绝博林布鲁克的信条的同时，很可能陷入我们称之为价值相对主义的泥潭——如果柏克把人类理性的根本性不足作为核心论点；而在批判潘恩时，则有可能陷入代表制或说“集中”的尺度困境，如果柏克将政党的“集中性”作为要点，那么就无法应对博林布鲁克；最后，柏克必须解决政党的利益问题，利益权衡是政党的关键事实，却没有一件“得体的晚礼服”。

正如洛克在反驳菲尔默时所做的，柏克应对第一个困境的策略也是加尔文式的。柏克承认，人类的理性有其限度，这不意味着完全的不可知论，不同的道德原则背后一定有理性的担保，对自身的原则的反思能够推动我们在道德上的前进。这种先天性的不足能够随着人类的自我完善而逐渐被补足，不同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提示者的角色，不同原则为我们提供了自反思的重要材料，以及一种道德提醒——不要傲慢。

但以上的策略只考虑到狭义上的道德性原则，对于一些“现实”原则还没有做出实际回应。接下来是柏克的回应中常遭到批判的地方。在柏克的时代，“群体利益”不是个很好的理由，声称一位政治家为某一群体的利益代言更多是讽刺性的说法，例如亚当斯对潘恩的不屑态度，说潘恩为工匠代言实际上是讽刺潘恩借煽动工匠来谋取声名。柏克不得不将一些利益和具体的原则捆绑，例如社区精英的利益和群体自由，但不免显出虚伪。

由于二人在许多观点实际上保持一致，柏克对潘恩的回应与批判更为困难。柏克不可能毫无负担地声称政党只因“代表性”就能存续，因为《常识》与《人的权利》以一种极为激烈的言辞攻击这种自欺欺人的观点。柏克选择为政党规定一个由“代表性”延伸出来的新职能，即协调常设政府与民主机关的“平衡”职能。政党作为政治情况的“晴雨表”而发挥作用，常设政府无需直接向民众献媚，民众杂乱的集体意志也能得到政党的整合。

显而易见的是，柏克对潘恩的回应比对博林布鲁克的回应遭到更多的批评。柏克此处的构想深植于如下的假定——民众在政治才能上是匮乏的，因此柏克将“民意”在政治世界描述为“不可忽视的嘈杂声浪”，其中没有统一纲领，直接听信将导致混乱，不听信却又是危险的。以政治才能为标准是极有风险的，很可能滑向“哲人王”的理想，柏克必须冒着自我矛盾的风险主张，政党具有的原则能够代替政治家才能。

原则性与政治家才能的关系相当复杂。柏克从重构政党思想的“正典”入手，这个模型其中一个有趣之处在于，无论是伟大的主权者还是遭批判的独裁者，都具有超凡的政治家才能，二者是“哲人王”与“堕落的哲人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柏克认为，完全沉沦于利益与野心的党争污染了政治环境，政治家才能失去了缰绳，于是引发混乱。因此，原则性的要求——以原则的始终在场来限制才能的疆域——是必要的。

但问题又出现了，柏克的论证实际上给出了并非不言自明的前提——个人必将受制于环境，个人必须受制于环境。个人必将受制于环境对柏克的政党理论来说是根本性的公理，然而他只能乞灵于经验性的种种事实；个人必须受制于环境——借用康德的说法——是一种典型的假言式命令，服务于柏克的政党理论中协调政治原则与政治家才能的理论。柏克没有雄辩地论证以上两点，而只能隐而不彰地表达，他不得不这样处理。

如前所述，为政党的利益成分辩护是最令柏克为难的部分。柏克清楚地意识到，仅仅在群体利益与道德原则间描绘一个牵强的同盟不可能真正站得住，但为纯粹的利益做非道德的辩护，例如追随霍布斯的脚步做“技术主义”的处理出于柏克本人的道德性考量又是不可接受的。柏克同样意识到，如果明确地承认利益的地位，或者摆出潘恩批判的那些原则让位于利益的尴尬事例，最终的结果是对原则的贬低。

原则“下降”，看上去越发虚伪，与之相伴，经济利益越发成为政治领域的“万能货币”，这些情况已经由洛克预见了。我们不能说洛克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相反，洛克是一个充分地意识到尚古主义的必然失败的无可奈何者。洛克不会有以下设想，经济利益作为所谓的历史进步能够真正补偿道德的沦丧，正相反，人们只是还没有清醒意识到道德的逐渐空虚罢了。柏克继承了这种微妙的悲观，于是对政党的无原则的部分闭口不言。

柏克的悲观主义

仔细审视以上内容，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一个观点：柏克的工作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让步。柏克向关于理性的怀疑论——大卫·休谟的信条——让步，向正在不断发生并且无可挽回的道德沦丧让步，也向古代的伟大品质——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与能力——的逝去让步，正是在所有这些让步的基础上，柏克证成了政党尊严。对柏克来说，“未来”绝非乐观的许诺，相反显示为满目疮痍，政党并非朝向“伟大”，而是朝向“现实”。

现实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汇合有着纷繁复杂的理由，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宗教意识形态的退场。国教早在废黜危机时就已遭到强烈的冲击，洛克在理论高度对菲尔默的克服则进一步去除了亨利八世以来的神权与父权相结合的倾向。当洛克援引理性来讨论正当政体时，“正统”的国教信仰的不加反思的特性必然遭到拒绝，然而不只是国教，事实上整个宗教体系都因洛克从知识论与伦理学发起的挑战而遭受巨大冲击。

洛克在对菲尔默针锋相对的回击中证明了传统理论的种种荒谬，但洛克自身的加尔文派立场也无法从这种检讨中幸免于难。我们的确可以认为，加尔文的先定论，无论再怎么摆弄来世与此世的修辞，都已然把信仰赶下了神坛，理性、道德信仰、善的意志的“三位一体”作为长久以来被勉力维持的“幻想”最终还是迎来了幻灭。这尽管没有马上造成骚乱，但与精神生活的危机也相去不远。洛克预感到，而柏克亦有同感。

人类的历史证明，理性总是造成一种二律背反。理性主张全面的思辨与检讨，并且许诺人类以前所未有的满足——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人的真正本性将在理性的增进中得以实现，启蒙则又赋予理性以现实变革的卓越性；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理性只在一定时期“有用”，而在更多的时候，理性并非“靠得住”的指导原则，反而意味着矛盾的心态或原则的颠覆，构成人类生活的“负担”。一言以蔽之，理性无法代替信仰。

理性、怀疑精神与怀疑论关系密切，许多哲人曾对此做出过界定，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应对当然精彩，但我们需要注意以下一个事实：无论什么时代，就算在知识高度普及的21世纪，人们的知识储量也是相当有限的，基本上是靠着已被给定的几种伦理模型而非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文本来为人处事，对于这些伦理模型背后的现代理论支撑，大家也基本上不感兴趣。这意味着，怀疑精神也好，怀疑论也罢，对于现实生活都是冗余。

柏克生活的时代被后人称颂为“理性”与“启蒙”的世纪，在英文中，“启蒙”与光亮同源，好像这个世纪的唯一特征就是“理性”照亮了黑暗的中世纪，照亮了人类的世界与尊严一样。至少柏克并未心安理得地分享这种喜悦，而是怀着某种深重的忧虑。正如他所感觉的那样，人们在理性的旗帜下变得越发傲慢，人们在并未准备好运用理性的情况下就一味主张自由。流行的并非理性，而是一种打着“理性”旗号的独断论。

17世纪英国的代议制政治陷入一种窘境，而上述这种“理性”的独断论难辞其咎。选民们热衷于声张自己的看法、观点与诉求，并且以“普遍理性”的口号要求政治共同体的回应，并无才能的政治家可以毫无节操地向民众献媚，以此换取支持与名声，而并不真正以理性来规范自身的行为。相反，那些真正根据理性与良心思考的政治家试图在这种浪潮中保持本心，反而遭到不理解甚至谩骂，柏克正是因此丢掉了议员身份。

柏克并未因此刻薄地讥讽民众根本“不可能有”理性，不过，在他看来，大众理性的运用的可能性与方式至少都被错判了。大众所诉诸的“普遍理性”，实际上总是受限于自身的处境，并因此常出现与另外一些人主张的“普遍理性”相互冲突的情况，这毫无疑问造成了混乱，无法真正实现目标。柏克认为，在启蒙仍是进行时的阶段，有必要限制大众对理性的主张，尤其应以合理的规则加以规范。

具体来说，柏克的策略是将大众的理性运用区分成以下三种共存的形式：首先，大众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了解一国政治的全貌，不过充分了解当地几位政治家是可能的，因此可以专注于地方议员的选举；其次，大众有必要增进对自身行业以外的社会的了解，通过公共媒体乃至公共领域有可能实现这一点；最后，对政党进行制度化改造，议员除了直接吸纳各地民意，也需要和同僚保持原则一致，这就要求中央与党鞭的出现。

显然，对于柏克来说，政党制是真正良善的公民政治的暂时替代物，但这种替代要维持多久，柏克自己也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而且我们似乎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柏克本人的态度是消极的。正如前面所说，启蒙很难达到“真正完成”的阶段，理性本应该是真正好生活的核心要素，但在到达这一阶段之前，理性却总是扮演着令人痛苦的角色，有时甚至将人诱导至危险地步，潘恩带来的文化现象，以及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是，公民的政治热情并不持久。对于英国代议制的一种常见的批评是，公民似乎只在投票时享有民主，而这种民主实际是民众选出自己的主人而非自我立法。在柏克看来，这种说法过分强调体制，而忽视了考虑大众的实际状况与体制相互选择的可能。英国自宗教改革以来有许多调整体制的机会，但大众的政治热情从未满足公民政治的要求，人们习惯于批评却无作为，代议制下的“委托”反而是合宜的。

当然，柏克的这种想法不免面临指责：由于民众尚未启蒙并且未有参与机会，当然无法培育政治热情。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柏克的回答是非常现实主义的，政治要求切实可行的行动，而不是拿来为尚未证明的东西试错的。柏克又反问道：这种启蒙要持续到什么时候才告成功，自愿的自我启蒙与自我立法真的可能持续吗？人类比起理性的高度与尊严，似乎更倾向于安逸，即便那意味着在信仰与权力面前匍匐。

问题不仅出在大众，就连政治家群体也无法维系理想主义的道德情操。事实上，柏克自己也不过是苦苦支撑，整个辉格党的自尊与精神无可挽回地衰落，自前辈——“老辉格们”的故去开始，结局似乎就注定了。柏克给出的方案是奇特的，以天才的政治家设定政党原则，政党的继承者们只需要恪守并发扬已有的原则，这其实是宗教的思路，或者用韦伯的术语，领袖魅力的常规化，这就是柏克作为最后的“老辉格”的使命。

法国大革命问题

仅凭英国的情况，柏克未能完全说服他的选民与同僚，反而招致一系列批评——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的外壳下的尚古主义与隐而不彰的反进步主义立场。柏克所扮演的双重角色，一面是为新的政治形势辩护的辉格党人，一面是饱含道德忧虑的哲人，似乎很难协调一致。而新大陆合众国的情况似乎说明，即便没有政党，一个共和政体依然行之有效，但柏克清楚，最初的合众国系于华盛顿的才能与一种以国父叙事为基础的政治哲学。

柏克的这一见地在没有华盛顿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1800年选举）得到了验证，但遗憾的是那时他已经故去了，因而未能见证自己的理论在新大陆的实现。“国父”哲学暂且不论，早先已有的潘恩式的政治观念仍然对辉格党的意识形态构成强有力的挑战，柏克坚持的那些衡量政党政治的标准遭到独断论的指责。在新大陆的“自由”风气的影响力达到高峰与英国国内的群众思潮迅速转型的当口，法国大革命爆发了。

对于柏克来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在于缺乏体制性的建设，尤其是没有形成成熟的代议制；此外，法国的政党现象非常明显，法国的政治家却羞于承认，法国的政党在政治体系中仍然作为“密室政治”而存在，引发种种不信任。柏克并非否认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种政治文化，但在他看来，一种崭新的较之潘恩还要激进的民主文化是极度危险的，既以无法真正持久的群众热情为基础，又包含对规则与制度的种种蔑视。

围绕“民主”的荣誉与羞耻是法国未能真正建立起成熟的政党制代议制的核心要素之一，或者说是意识形态基础。无论在罗伯斯庇尔还是布里索看来，结党必然营私，或至少是偏私，为了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此时期政治家的惯用术语是人民而非具体群体，尽管实际上的确指涉不同的群体，这导致政治家间的口诛笔伐以对人民定义的争抢为中心，本应明确的施政纲领就变成了泛泛而谈的道德口号，政治的失败由此注定。

这种强烈的道德情感笼罩了大革命的整个前半程，直到“热月反动”。在柏克看来，法国大革命提供的道德“实感”是一种幻相，这种幻相无比强烈地与政治家才能联系在一起，以及那些不断绝对化自身的原则，而非关联起柏克要求的“原则性”。政治家才能的这种骚动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法国革命者与罗马共和英雄的彼此选择，然而实际上的结果——热月反动直至拿破仑终结法国大革命却像极了罗马共和崩溃的再演。

即便以古板的态度审视大革命前半的进程，也不可否认勾连起罗马共和的末日与大革命的失败的这种“历史类比”的确具有基础。就像马克思总结的那样，大革命的第一阶段——共和道德的神话终结于“难登大雅之堂”的热月党人的反动。热月党人开启了这样一个阶段，一个似乎处处是肮脏的、卑鄙的同时也是现实的争斗的阶段，然而这个阶段又被一个全新的圣主贤君的道德神话——拿破仑一世终结了。

然而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道德神话只是附加于革命恐怖主义之上的一种幻相，不可能真正持续，无论黑格尔再怎么贬斥那些举着自由旗帜的暴民，政治的事实就是如此。拿破仑一世垮台之后，法国的政治建设道路事实上延续了第一督政府的任务——围绕着政党建设与代议制建设而艰难前行。柏克的伟大头脑停止于1797这个遗憾的节点，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理论预言得到历史的验证，不过这种验证本也不会令他欣喜。

柏克的确使用了很多贬低性的修辞，诸如“野兽”一类的比喻屡见不鲜。柏克此类修辞的拥护者与批判者围绕修辞上的东西分为“不共戴天”的两派，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关注柏克大革命思考的全貌。野兽的比喻当然是侮辱性的，这点无可置疑，但具体内容也值得说明，“野兽”直接地意味着以下内容——不能做出理性的考虑，而是屈从于生命过程的必然性。法国人还配不上理性蓝图的伟大目标，世界上也没有其他人满足要求。

我们需要注意到，柏克从未明确地表示以下观点，例如政党政治就根本性的原则（理性或信仰上）而言要优于法国人的蓝图，或政党政治是不加前提的“最好的政体”。柏克确定无疑的观点是，政党式的代议政治是“唯一现实的政体”。事实上，法国人宏大理想的失败对于英国人来说是恰到好处的提醒，让他们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土壤的优势。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政党尊严是现实的尊严，而非天国的尊严。

柏克并非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赏玩”法国大革命，他和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君主们的考虑完全不同。柏克意识到，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事实上是“理性”的疴疾，人们困于义务论的理性主体与无主体的“历史工具”之间，既渴望前者带来的高度尊严，又希望保留后者那种随波逐流又暗中注定的应许的图景，总而言之，大多数人共享着一种两可的伦理，这种伦理希望轻松地“配享”幸福，并且希冀一种无义务的尊严。

这种在柏克看来荒谬的愿景，正是罗伯斯庇尔或拿破仑的道德神话得以成立的核心原因。大众的廉价的尊严在罗伯斯庇尔或是其他领袖围绕“人民”布置的话语中得到了高度满足，而非通过出于自身意志的对原则的“敬重”得到实现。人生尽头的柏克似乎放弃了公共教育的美好设想，在他看来，不妨顺从这种逻辑，将满足大众的这种尊严感——无论真实或虚假纳入政党的任务，由政党而非某一政治家来做出种种宣言。

因此，柏克的核心观点的确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法国大革命不仅在制度建设上失败了，就连法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文化，根本上来说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仅仅是宣言大革命的失败并无任何值得夸耀之处，柏克更借大革命表征的民主建设中的种种困难与教训补全了自身的政党理论，政党除了“原则性”与“代表性”，还需要“高贵的谎言”来促进大众对政党的前两种职能的信任，甚至是“信仰”。

柏克的思考走到了一个矛盾性的终点。他过去相信，政党政治是通向理性之路的必要的过渡阶段，尽管他不知道这个过渡阶段需要持续多久。然而，法国大革命却迫使柏克承认，这个阶段不仅可能极其漫长，甚至强烈地要求采取与理性背道而驰的策略，柏克的理性观念如何能安然无恙？难道用所谓的“现实主义”、“现实的尊严”就能真正抚慰自身对现代社会的强烈的幻灭感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余论

柏克的核心观点概括起来并不难：首先，政党政治的正当性源于人类理性的不足与道德原则作为“假言命令”在规范上的不完备；其次，政党的职能在于平衡常设政府与民主机制、保持行政权在合理框架内、增强公民对国家信条、国家利益的高度忠诚；其三，政党应恪守自身的原则与规范，严格限制政治家的行动；其四，政党的施政纲领应该是现实而明确的；最后，政党的立身之本是民主，但需要与大众保持距离。

正如文中反复强调的那样，政党尊严是一种现实的尊严，相比于原则性或信仰的事物，如应得到无条件敬重的理性与不言自明的信仰，政党尊严是残缺而略显含混的，甚至乞灵于作为结果与动机的世俗利益。柏克在清楚这一事实的情况下证成政党尊严，既出于理论自觉的责任意识，也昭示了柏克对普遍启蒙图景的幻灭。柏克作为悲观的尚古主义者，在忧郁中推动了现代世界的成型。“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