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个没经过训练也没超能力的间谍，是一个国家的隐喻

本文转载自《欧洲价值》，作者叶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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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建国，或许是全世界最为特殊的。以色列记者、作家马蒂·弗里德曼在《无国之谍：以色列建国之际的秘密特工》中这样形容：

“犹太复国主义者能以其特有的方式将屈辱化为理想：犹太人贫穷？——贫穷是尊贵的。犹太人在他国被驱逐？——没事，以色列故土才是他们真正的家，反正他们正要回到那里。犹太人是难民？——不，他们是先锋。这种绝妙的叙事拥有神奇的力量，在那个可怕的世纪当中，它使得犹太人摆脱受害者的困境，扭转了他们的命运。”

以色列建国后不久，情报机构也随之建立，后来逐渐发展为著名的摩萨德，与美国中情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英国军情六处齐名的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一。弗里德曼在《无国之谍》中书写的四位间谍，正是摩萨德前身“黎明”组织的成员。

书中写道：

“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构成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世界上最强的情报机构之一。用历史学家本尼·莫里斯和伊恩·布莱克的话来说，他们是‘悠久而成果丰硕之传统的平淡开端’，是‘一条纽带，将最初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展的业余的、小规模的情报工作和1948年后更大更专业的情报工作联系起来’。”

但是，作为间谍，他们并非电影里那种无所不能的人物，也并非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传奇。他们生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混居的贫穷社区，准确来说是出生在阿拉伯国家、成长于中东社会底层的“米兹拉希犹太人”——阿拉伯人眼中的仇敌、以色列人眼中的异类，被称作“变得像阿拉伯人的人”，游走在两个世界的边缘。

他们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却因为外貌而成功潜伏于阿拉伯人之间，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批间谍，组成了犹太国家的第一个国外情报小组。他们所属的“阿拉伯分部”虽然极少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却是以色列建国初期仅有的获取有效情报的途径之一。他们构成的组织，后来孕育了举世闻名的情报机构——“摩萨德”。但在回到以色列后，他们却也同样因为“像阿拉伯人”而被排斥到历史叙事的边缘。

他们的职业生涯看起来甚至有些荒诞，比如为了炸毁“蟋蟀”号，他们冒险运送两枚水雷到港口，行动时才发现其中一枚已破损，不知能否引爆。直到两周后，希望几近破灭的他们才听到爆炸声。

但他们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对于以色列来说，建国的艰难加剧了他们的防范意识，即使有矫枉过正的一面。

书中写道：

“犹太情报机构一直特别关注纳粹在阿拉伯的残余影响。例如，有一份1948年7月的档案，里面说看见加沙地带的埃及军队中有德国虎式坦克。还有一份档案则报告说，来了25名前德国国防军的人，包括‘火炮、坦克和空战等方面的专家’，还提到有传言说2500名前德军士兵和意大利伞兵即将加入阿拉伯军队。有些报告就像上面提到的第二份档案一样，只是捕风捉影，但其他的都是事实。当时确实有德国顾问在阿拉伯军队中效力，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中最优秀的爆破专家，也就是1948年最致命的卡车炸弹的始作俑者，曾在纳粹德国接受过训练。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袖，也就是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是希特勒政权的重要帮凶，他在阿拉伯世界大肆宣传，招募穆斯林士兵加入纳粹的事业。”

这一切都强化了犹太人的怀疑，让他们深信，那些与他们为敌的强大势力之间存在联系。

炸毁曾属希特勒的“蟋蟀”号正是基于这一点：情报机构截获了一封信，写信的是德国人，信上说贝鲁特有20名逃跑的德国战俘，大多数都“在元首的私人游艇‘蟋蟀’号上工作”。

实际上，“按二战的标准来说，‘蟋蟀’号算不上什么，但在这里却是个威胁。考虑到以色列舰队的状况，以色列海军担心——主要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艘新来的船会‘极大地提高埃及海军的力量，并对以色列海军的活动区域构成特殊威胁’。这一评价来自海军对于1948年战争的官方历史记载，也是后续行动的官方原因。但这并非唯一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是对纳粹的恨。在纳粹投降后，犹太人一直在努力弄清楚一件事：还有谁活着。

“那段时间，在以色列的人总是聚在收音机旁，收听一个叫《寻找失踪亲属》的节目，广播员会播报一些令人心碎的寻人启事：母亲在寻找女儿；有人在寻找兄弟姐妹，他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1942年在罗兹附近；来自匈牙利某个小村庄的人在寻找同乡，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活着。对于许多人来说，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甚至没人敢确定希特勒已经死了。”

所以，“想象游艇燃烧起来，缓慢沉入海底。这种想法‘有种复仇的甜美’。”

多年后，作者询问四位特工中的以撒，如何看待当年那个充满暴力的世界。“这也是如今记者们常问的问题。他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现代人愚蠢的一种表现。公开地反省，说几句动人的话表示一下遗憾，这些都是后来冒出来的新玩意儿，不是当时阿拉伯分部的风格。”

但他们确实成功了，而且这种成功影响极其深远，正如书中所写：“如果我想知道他所说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可以站在他的厨房，从七楼透过窗户看看这个国家。那些曾在华沙、柏林、卡萨布兰卡和阿勒颇任人摆布的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楼下的街道上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忙着去超市、赶公交车，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很久以前，1948年2月一个周六的早晨，以撒和亚库巴这两个年轻人成功地阻止了一辆伪装成救护车的汽车装满炸药在一家电影院爆炸。”

这四位间谍有着极其复杂的身份，而双重身份恰恰也是这个国家的隐喻：“每个国家都有明面上的故事，也都有隐秘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