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行来终觉浅

本书与我的想象稍微不同。读完后我想到在日本买过的一种地图册，我买的那册叫“维新时期的京都地图”，同一系列还有“平安时期的京都地图”等等。每个时期的京都被划分成几十个区域，每个区域在一面16开铜版纸上用彩印放大印出，对该区的街道和建筑名作精细的标注，每页地图后边会附若干页注释，分条列出并讲述与此时此处相关的所有要人、大事、名所和轶闻。然后在每一页铜版地图之前，都有一张半透明的厚页，印的是当代京都该区的标准地图，把它翻过来盖在过去的京都之上，两相叠映可以看到同一片区域的古今对照。这是一本非常直观实用、适合历史爱好者的地图册，而且也只有在京都这种历代多事的古都才有出版这种地图的必要。

它的特征就是关于“当代”的描述是比较单薄的，在对照之外，也并不展示古今之间的动态联系。我也更愿意把本书形容为另一种西南联大史。作者整理了非常多的档案史料，并以几位主要经历者的视角为线索联络起了全书，如果还用那本地图册作比，每页放大地图后边的注释大约能够达到20页以上。而相应地，行走期间自身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对每个经过之地的描述，就比我想象中还要居于更次要的地位。“读书”多而“行路”少，这是在我预期之外的。

在湘——黔——滇的旅程上，似乎在进入贵州以后，作者“本人”的形象才随着他的沿途遭遇一起清晰，沿途的地形和路人得到更多的篇幅，过去和现今交织的叙述也逐渐流畅起来。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湖南人（好像是？），对家乡山水有一种熟悉造成的简略，也许——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搭乘各种交通工具，经湖南进入贵州；风光从明秀进入阴森、道路从中等较好变为较差乃至很差的变化给人的体感是非常明显和明确的。也许这种更加磕磕碰碰的外在环境会引起更多的注意，以及需要更多的专门描写。并且贵州风景除了王阳明和徐霞客以外，在古代并不太得到中原主流文化区的注意；贵州的风景很大程度上是在20世纪初人类学和矿业地质学的研究经营者、在抗战西迁的各位名或不名的人的笔下完成“近代化”的。作者行于这段路上时的这种感受，引起我很大的共鸣。

湖南部分的史料几乎占据了全部篇幅，但我也很喜欢其中燕卜荪在长沙教学英国现代诗歌的段落，我觉得那段的材料选取和组合，再现了一个各种因素碰撞激荡之下新思想、新文艺生发的情境。

作者还在进行本书中的这次徒步旅途、并在微博上隔三岔五地直播自己的行程时，我就（作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注意进而关注了他，因为云贵也是我待过一段并且走得相当匀的地方，沿途那些熟悉的景物及其变化，都引起我的兴趣；作者的视角也令我本能地信任，我几乎是很急切地去看从盘县到富源那一段，想看看是不是有外乡人和我一样、在跨过胜境关时经历过那种相似的心神震动。没有看到——人的注意力是有区别的，我这里意识到了走公路和徒步面对的景观以及事件密度的差异，关于胜境关周围的风物，书中记录的就比我所知的详尽多了。

和差不多同一时期出版的罗新老师的《从大都到上都》对照，我的想法是如果作者接受过关于历史地理的训练，可能这本书会更成其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罗老师写的也是我在北京期间，就算没有走过全程，也分段加起来走过（骑过）了七七八八的一段路线，沿途景物和地标都相当熟悉；但我看他的书，看到对山川形变、边防、城址和道路选择演变的解说时，仍然时不时有“原来如此”“串起来了”的感觉。本书中写贵州的地貌相对最有实感，但似乎是因为贵州的路最难走而有特色；对照罗书就可看出，在相对平顺的道路上，他仍然会时时对所经所到之地前后的山川映带、城郭照应作整体的概括、随时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里审视自己所在的点，其实也是构成空间感的必要，否则即使一步步走过，也还是有一种瞬间点到点的感觉。不过这需要很深的储备了，不可以强求。而且这一条1600公里的长路，更是要求过高了。

我在本书还在孕育阶段就在微博关注了实时的行程，得知成书的时候，也很期待地购买了纸本。之所以拖到如今才看，是因为当时看到李海鹏所作的序，感到尖锐的不适；随后换城市搬家的时候，也就并没有携带。随后就是疫情隔离的三年。关于引起不适的原因，我当时写过，照录如下：

-----------------------------------

李序局部

李海鹏在序言里第一次提到“300名男生”给我感觉就很突兀（后注：读后发现这句是书中原文），后来再一次感慨道“男孩们成为男人”，阳亢勃然，就坐实了。当然客观上这趟徒步远征确实全由男生和男性教授完成，而其他学生教师通过海陆等别的形式陆续完成西迁的旅程；但说实话我见过、读过的所有关于西南联大乃至抗战时所有高校西迁的叙论乃至故址介绍，从没见过刻意分出男女的。我认为这当然不是其他记叙者不察秋毫、不辨性别，而是那些作者们体会和把握到了西南联大的精神：它是属于国族和人类的。“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 ”，一般的记录中，三校尚不截然分论，遑论男女二性。所以这头一回见到给西南联大分男女的行为，感觉更接近于滑稽，又不是厕所。

不仅是大部分著作没有刻意把女性排除在外，有些如《黔滇道上》还会忠实地特意点出当时路过的卡车上“满载男女学生”，我在云贵工作过一段时间，贵州西半部几乎每个县都去过，期间搜罗过各种相关读物帮助增进了解，也是在齐邦媛的《巨流河》里，在她对随中学战乱西迁、夜行于西南大山的记录中，找到了印象很深的共鸣。但当时也并没有特别觉得这是女性的记录，或者因为记录者是女性而感到亲切和自豪：患难与共，人共共之。自由博大、刚毅坚卓，不是某性特有。

李海鹏近年每每在网上反对狭隘女权、说“女权就是人权”，说实话，单举出他的发言语句，我都还挺认同的，有道理；但听其言观其行，“行”包括在什么情境下发言，最近一次见他，是高及母肩的男孩在迪士尼乐园里乱拱被女士异议，男孩全家大骂该女，女子把录像贴上网寻求支持，他出来说民族不善待儿童。这种时刻就让人觉得，固然女权属于人权，但人权也包含女权啊，我国80代以来搞启蒙的，每每搞出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的感觉，也是一种绝活。但异类和杂种又不是死的，天天被你这样搞，能无知无觉无反应乎，那他们（我们）干出什么、说出什么，就大家一起受着吧，也没什么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