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灿：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徐旭生与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书事｜陈星灿：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徐旭生与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中国上古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徐旭生与他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陈星灿

一

本书的作者，徐旭生先生（1888—1976），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教育家。

徐旭生，原名徐炳昶，旭生是他的字，后来以字行，笔名虚生、遯庵、四河人、勖生、季芳等。他出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四岁随父母到父亲徐纲担任教谕的河南省河阴县生活，开始识字。两年后开始读四书、五经等书，不少并能背诵，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传统文化的熏陶。1898年秋，开始读《通鉴纲目》及《续纲目》。1906年，他到北京河南公立豫学堂读书，同年冬考入京师译学馆，学习法文和近代科学知识包括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尤钟情于历史和地理。他后来转向古史研究和考古，可能就是这时种下的种子。【据1910年九月初八日徐旭生日记：“在堂上阅法文报，见有欧西考古学会在中国西疆土中发见两汉时所藏策书，有古本《易经》、卜筮、医药之书多简。中国古物，几尽为泰西人将去，曷胜惋惜。且非西报言之，而吾人竟无所知，何也？” 见《徐旭生文集》第八册，第41—42页，中华书局2021年版。】1911年毕业。1912年秋短期在河南安阳彰德中学教算学和法文。未久考取公费留学法国。1913年春，入巴黎大学学哲学。时或到法兰西学院听课，在系统的哲学学习之外，接触到西方特别是法国的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领域的新知识和新方法。他听过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课【参见1913年12月11日徐旭生日记(《徐旭生文集》第八册，第125页)，涂尔干被写为“突尔干”】，也听过著名汉学家沙畹的课【“午餐，到佛兰西校看沙瓦先生讲《汉书》，归，途中遇毅。”见1914年12月8日徐旭生日记(《徐旭生文集》第八册，第179页）】。法国现代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思想都对徐旭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他的历史研究。【参见李旻《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考古》2019年第6期。】

1919年春天回国后，在河南开封第一师范、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任教。1920年河南教育界为反对军阀赵倜，推举徐旭生为代表赴北京请愿，此后因反动势力阻挠不能回河南，遂留居北京。次年秋，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哲学史。其间与留法同学乔曾劬（大壮）合译了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历史小说《你往何处去》，又独立翻译了威伯尔的《欧洲哲学史》。

1925年，他与李宗侗（玄伯）共同创办《猛进》周刊，担任主编并在随后的一年中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时政，唤醒民众。当年10月26日，北京各学校团体五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反对段祺瑞政府为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新的关税协定而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游行队伍在新华门前被武装警察阻拦殴打，造成流血事件。徐旭生始终走在队伍前列，为保护学生而被打掉两颗门齿。同年女师大爆发学潮，徐旭生时在该校兼课，学校被北洋军阀政府强行解散后，他与鲁迅、许寿裳等进步教授一起，为学生义务授课，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反抗斗争。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学校团体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日舰冲入大沽口炮轰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八国公使要求解除国民军武装的最后通牒。会后游行，段祺瑞政府的军警向游行示威者开枪，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徐旭生未参加游行，集会后返回，得知发生惨案的消息后，当晚独自手提马灯来到铁狮子胡同看望慰问受伤学生，又向死难烈士遗体告别。后与李大钊、鲁迅及其他一批知名学者一起，出现在《京报》登出的段祺瑞政府意欲通缉的48人名单中。【以上主要参考了徐旭生哲嗣徐桂伦先生的文章。参见徐桂伦《徐旭生传略》，《徐旭生文集》第十二册，第2219—2222页。另见李书华《七年北大》，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第72—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徐旭生不是一个书斋式的学者，他关心时政，忧国忧民，抱持积极干预现实的人生态度，常常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他爱国爱乡，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同情弱者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并施以援手；宣传抗日，并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充满乐观态度。【徐旭生虽然一生没有脱离学术，但在全面抗战初期，曾回家乡河南南阳宣传抗日并试图办一所符合抗战需求的学校，把民众组织起来。参见1937年12月8—13日徐旭生日记（《徐旭生文集》第九册，第848—850页），另见前引徐桂伦文《徐旭生传略》。全面抗战期间，至少还有两次机会脱离学术直接参与实际的“救国工作”，但最后他都放弃了。参见1939年5月5日日记（《徐旭生文集》第九册，第1006—1007页）、1945年7月3—23日日记（《徐旭生文集》第十册，第1422—1424页）。】

1926年秋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在北大教务长任上， 他参加了中瑞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当时就是“考察”和“考查”并存，本文正文选择用“考察”一词】，瑞典著名地理学家斯文·赫定担任瑞方团长，徐旭生担任中方团长。这次跨越多年（1927—1935年）的多学科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徐旭生参加了头两年，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考察了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地，获得了巨大成功，也开创了中外合作科学考察的典范。徐旭生后来转向考古，估计也跟这次的考察有密切关系。【徐旭生在《西游日记》中说：“在这一切成绩以外，还有两件很好的结果，深应注意：第一，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中国科学家对于工作的强固意志及丰富能力，并不像欧洲近视眼的外交家所说‘中国的人那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即将全体转回北京！’第二，这一次的考查足以证明我国人并无盲目排外的意思，如为夸大狂所蒙蔽之欧美人所宣传。这两件证明实已足在精神界中开一种一纪元。”（《徐旭生文集》第八册，第230页）】

1929年回到北平之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北平女子师范大学）改名为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任命徐旭生为院长。为发展学术，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于1930年3月筹建研究所，徐旭生兼任所长，研究所出版《女师大学术季刊》，极大地推动了该校文史学科的发展。研究所曾与美国福利尔艺术陈列馆、山西省图书馆合作，发掘山西万泉县石器时代遗址。【参见董光忠《山西万泉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之经过》，《师大月刊》1933年第3期。】这也是我国最早开展的田野考古工作之一。

1931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合并北师大和女师大，徐旭生被任命为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在合并前，他同时执掌两所师范大学。7月两校正式合并。9月，徐旭生公布学校建设的五年计划。后因经费短缺，求告无门，徐旭生于11月11日愤而辞职。【参见前引徐桂伦《徐旭生传略》，《徐旭生文集》第十二册，第2232—2234页。】“九一八”事变后，徐旭生会同北大校长蒋梦麟，邀集北平各大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参见黄石林《徐旭生先生传略》，《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932年6月，徐旭生受邀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1937年改所）编辑，后任研究员、考古组主任和所长。从此，徐旭生完成了从哲学和教育工作者到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转变。

1933年，他开始到陕西从事考古调查工作，志在研究周秦民族的起源。从1934年春天开始，直到全面抗战前夕，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在徐旭生的率领下，在宝鸡斗鸡台遗址做了连续数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汉唐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开启了周秦考古的先河。1934年，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联合成立“陕西考古会”，徐旭生担任该会工作主任，全面领导陕西的考古工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陕西考古会完成了规模宏大的调查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其田野考古工作者艰难穿越关中地区渭河南北纵横数百里狭长地带，先后于陕西境内调查发现各类文物遗迹近千处，清理发掘古遗址、古墓葬数百处，获取各类文物数千件，同时对关中地区大量古遗址、古建筑以及散存各地的千余通重要碑石与铜、铁古钟和戏曲、民俗、方言等，分别通过调查、测量、绘图、记录、椎拓、摄影等手段实施资料收集与不同程度的相关保护及研究。相继整修维护了西安东岳庙、宝鸡东岳庙暨大王村寺庙等多处古代建筑，颁布、下达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指令、函件。”见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第3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4年版。】

全面抗战爆发一年以后，徐旭生随南迁的北平研究院来到昆明，住在昆明乡下的黑龙潭，开始了他长达八年的大后方的研究生涯。在此期间，虽然领导了陕西考古资料的整理【日记中大量记载是有关陕西考古资料整理的，比如1939年11月9日日记，“接乐夫寄来秉琦所作《调查渭水流域报告》”（《徐旭生文集》第九册，第1050页）。又比如1940年3月23日日记，“开始看秉琦所写之《瓦鬲的研究》”（《徐旭生文集》第十册，第1082页）。再比如1941年6月25日日记，“为秉琦《瓦鬲的研究》写一序，未完”（《徐旭生文集》第十册，第1200页）】，但他自己的主要研究工作，其实就是中国古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在战争最困难的岁月，他完成了这本传世之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并在战时得以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并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徐旭生先生担任研究员并继续他的古史研究。从1950年到1966年，他除了古史研究，大幅度增改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并再版外，从1957年开始，他开启了从考古上寻找夏文化的研究计划。【据1957年10月7日日记，“借到登封、偃师二县志，开始搜集关于夏代的材料”（《徐旭生文集》第十一册，第1655—1656页）。】经过一年半的筹备，他在年过古稀的1959年春夏之交，完成了“夏墟”调查的壮举。从 4月21日开始的河南登封、禹县、巩县、偃师的考古调查之旅，到5月17日，先后调查了包括八方间（王城岗）、石羊关、阎寨（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多处遗址。在八方间遗址，他们发现了仰韶文化特别是龙山文化的陶片和石器，遗址很大，“大家均大喜过望，以为禹都的阳城已有眉目！”【1959年4月27日日记（《徐旭生文集》第十一册，第1729页）】后又在二里头发现大量殷代早期陶片，虽则只有匆匆一天的调查，二里头遗址从此进入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视野，成为夏文化研究最为关键的遗址【参见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在此文中，徐先生简明地介绍了他寻找夏墟和夏文化的逻辑。也大概是这次调查和调查报告发表之后，考古学上的夏文化研究，才终于引起考古研究所和中国考古界的关注，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直至今天。徐旭生先生的此次发掘，虽然得到了尹达和夏鼐先生的支持，考察也得以顺利完成，但夏墟和夏文化问题的探索，一开始并不被看好。比如1959年4月19日日记所记，他到达洛阳工作站之后，“晚与同志谈夏虚考查问题。谈后只有陈公柔同志说几句话，别人都不肯发言，相当失败”（《徐旭生文集》第十一册，第1725页）。这大概是当时普遍的态度。实际上，1956年以考古研究所为主拟定的《考古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虽然徐先生也参加过谈论（1956年6月9日日记，《徐旭生文集》第十一册，第1608页），但也没有列入夏文化研究的课题。参见前引李旻《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考古》2019年第6期】，而后更被多数考古学家视为夏代的晚期都城。二里头、王城岗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等遗址的考古工作，就是在徐旭生的启发下开展的。夏文化研究，从此成为中国考古学上最关键的一个课题。它的开创者，就是徐旭生先生。

如果把徐旭生的人生分为前后两段的话，那么他的前半生是以哲学家和教育家的面目出现的，后半生则是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广为人知的。他并非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但在传说时代古史的研究方面却独树一帜，作出了开创性的系统贡献，至今仍被人珍视。在考古学方面，他开创了在考古学上研究周秦文化和夏文化的先河，筚路蓝缕，功在千秋。

二

要说徐旭生古史研究最重要的贡献，第一个就算是这本《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了。如前所述，这本书是他在民族危机最为深重的抗战时期完成的。根据他的日记，最先写作的一篇是《徐偃王与徐楚之争雄淮南》【该文写作开始于1939年11月24日，完成于12月6日，见《徐旭生文集》第九册，第1052、1054页】，后来改为现在的名字。其次是《洪水解》【该文写作开始于1940年3月7日，完成于3月28日，见《徐旭生文集》第十册，第1079、1083页】，第三篇是《论信古》【该文写作开始于1940年4月3日，完成于5月22日，见《徐旭生文集》第十册，第1085、1092页】，这是他有关古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再版时改为《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接下来是作为本书附录的《读〈山海经〉札记》【该文写作开始于1940年4月19日，完成于4月25日，见《徐旭生文集》第十册，第1086、1087页】，再后是作为本书骨干的《我国古代民族三集团考》【该文写作开始于1940年5月29日，次年6月14日改毕，见《徐旭生文集》第十册，第1093、1198页】。1940年7月19日开始写《五帝起源考》【该文完成于1941年6月12日，见《徐旭生日记》第十册，第1102、1198页】，8月22日，开始写《中国古史构成漫论并举数例》，后改为《所谓黄帝以前的古史系统考》【1940年11月25日改毕，见《徐旭生日记》第十册，第1106、1129页。1960年科学出版社再版时该篇改为《所谓炎黄以前古史系统考》】。1941年9月15日，“阅古史各稿，并改正错误”，10月15日写毕“书序”，17日写毕《编辑大意及例言》，24日，将“书中余篇大致阅毕”。【徐旭生1941年9月15日、10月15日、10月17日、10月21—24日日记，见《徐旭生文集》第十册，第1218、1223—1224页。】到此，这本书就可以交付出版了。到了50年代中期，徐旭生又开始对该书作了不小的增、删、改，反复打磨，但主要的内容并无更改，1960年终于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参见本书增订本叙言，并1955年3月7日—1960年3月14日日记，见《徐旭生日记》第十一册，第1568—1785页。】

虽然徐旭生对传说时代古史的关注早就开始，但这本书的写作却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本书的要旨，就是通过对古代文献的系统整理，重建起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来。何谓传说时代？在徐旭生看来，就是指盘庚迁殷（约公元前1300年）以前一千多年的尚没有文字记录的那个时代，它的开始时间尚未可知，但以现有的资料分析，姑且从“炎黄时代来开始”【本书第二章，第69页】。全书以《我国古代部族三集团考》为中心，这也是徐旭生建构的中国传说时代历史的基本框架。用徐旭生自己的话说：中国古代的部族，大致可以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有一个氏族叫作少典。它与有蟜氏族为互通婚姻的氏族。它的生活区域大约在今陕西、甘肃两省交界的黄土原上或它的附近。从这个氏族分出来两个重要的氏族：一个住在姬水旁边，此后得了姬姓，就叫作黄帝氏族；一个住在姜水旁边，此后得了姜姓，就叫作炎帝氏族。这两个氏族发展以后，渐渐有一部分顺着河流，向东迁移。炎帝氏族所住偏南，顺着渭水、黄河的两岸，一直发展到今河南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域。黄帝氏族所住偏北，顺着北洛水、渭水及黄河的北岸，随着中条山及太行山山跟，一直到北京附近，或有顺着永定河岸到达今河北北部宣化附近的。概括地说，华夏集团发祥于今西北地区的黄土原上，渐渐地顺着黄河两岸散布到中国的北方和中部的一部分地区。东夷集团所居住的地区，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或者可能达到山东的北部全境，西到河南东部，西南至于河南的极南部，南至安徽的中部，东至于海。苗蛮集团，中心在今湖北、湖南两省，西和南的界限不太清楚，东面包括江西省的大部分，北面的东部，以今天豫、鄂交界的大别山为界，再东就是东夷集团，而西部则北越南阳一带，侵入伏牛、外方各山脉间，再北就是华夏集团。

炎帝族到达上面所说的地方以后，就遇见本地的土著——以后叫作东夷的人民。两族相遇，遂相争斗。这个时候居住在东方、领导东夷斗争的英雄叫作蚩尤。他本领颇大，炎帝支吃了大亏，往北方奔逃，求救于北方同族的黄帝支。黄帝支因为居住的地方多偏北方，为自然环境所限制，还滞留于游牧阶段，所以武力较强。他们出兵后，开始不免同败乱的炎帝支冲突。把他们收抚以后，然后南下同蚩尤所领导的东夷族大战，结果把他们打败了。战争平息之后，黄帝就从东夷族里面找出一位能同他合作的首领少皞出来，绥怀东夷的旧部，慢慢地，华夏族就与东夷族同化了。从前氏族林立的中国经过这一次大震荡，就渐渐地合并起来，成了若干的大部落。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次巨大的变化。黄帝死了之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又有混合华夏、东夷两文化的高阳氏出现。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氏族社会的末期，生产力发展，贫富分化已经在公社内部开始形成，劳力和劳心的人又要开始分工。这样的分工表现为社会内部的宗教变革。高阳氏的首领帝颛顼“使南正重司天以属神，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把当日散漫的原始巫术改革为具有进步意义的宗教，中华民族的文化才能有急速的发展。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二次巨大的变化。帝颛顼死后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才到了尧舜禹的时代。这时候发生了大洪水，大禹治水后，人民才能“降丘宅土”，休养生息，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变成了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这便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三次巨大的变化。这个时候西北方的华夏集团同东方的东夷集团合作的情形很好，可是同南方的苗蛮集团又有了接触和冲突。冲突的时间很长，冲突的表面原因是由于南方人民不肯采用北方的高级的巫教——“弗用灵”。结果是把南方的兜、三苗、梼杌各氏族完全击败，或分别流放；北方的大巫长——祝融，深入南方传播教化。因为当日苗蛮的文化发展还滞留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所以两方面的文化交流还不能同东夷集团相比。苗蛮对北方高级的宗教完全接收，至于北方所受他们的影响还不显著。直到春秋及战国时代，南方的文化才能急速地发展。屈原大夫虽然自称“帝高阳之苗裔”，却实在是南方集团的天才。此时前后，伏羲、女娲也以南方明神的资格加入了中土圣帝明王的大系统，而后同化作用才真正完成，三集团的分辨也同时泯灭，不再容易认识了。【参见本书增订本叙言、初版叙言和第二章。】

徐旭生通过古代文献重建的中国传说时代的历史，也可以叫作历史时期文献所见中国的史前史。在考古学尚未发达之前，他能够建立起这一套体系来，实在是因为他的史料整理遵循了严格的分级制度：“工作的程叙，是除了专书如《尚书》前数篇及《史记》前数篇不计外，将古书上所载关于夏商两代及两代以前的材料完全摘录出来以资比较。尤注意的是时代的分划。以见于《诗》、《书》（前五篇除外）、《周易》的卦爻辞、《左传》、《国语》、《逸周书》、《论语》、《墨子》、《孟子》、《庄子·内篇》、《古本竹书纪年》等书的材料为第一等，因为这些或是西周，或是春秋，最晚也是战国早期的传说。《尚书》的前五篇虽也有为春秋时代作品的可能性，但因为它是一种经过综合工作的结果，不得不特别小心，只好移居第二等。以见于其他先秦古籍的材料为第二等，见于西汉人著作者为第三等；见于东汉人及魏晋南北朝人的著作者亦备参考。至于《古文尚书》《家语》《列子》等书，则嫌疑太大，暂时不录。”【《一九四三年初版叙言》，见《徐旭生文集》第一册，第410—411页，也见本书第26页。】在随后的方法论讨论中，他又说：“第一，我民族初入历史的时候，也同其他民族初入历史的时候一样，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这一点本来是近一二十年中我国新历史界之所公同承认的，不过因为还有些工作人不够注意，所以仍提出来说一说。第二，传说时代的史料可分为两类：一为散见于古书中的零金碎玉；一为专谈古史的弘篇巨制。在古书中弘篇巨制本不多，现存者仅有《尚书》之《尧典》《皋陶谟》《禹贡》三篇（《甘誓》《汤誓》亦属此期史料，但非综合材料，性质与前三篇异，故不计入），《大戴礼记》之《五帝德》《帝系》两篇，《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而已（最后一篇大部分已入真正历史时代，不属传说时代范围）。《史记》三篇大部分材料仍取之于前二书。而在前二书中，从前因《尚书》列于正经，故权威最高。至后二书中之数篇因为它可以满足人类心理的需要，所以也有相当高的权威。从前衡量零金碎玉史料的标准，就是上边所说的几篇书：合于它的为真，不合的为伪。他们可不晓得这些零金碎玉的传说全是由西周、春秋及战国时遗留下来，并且还没有经过综合工作，没有经过系统化，所以失真的地方较少，比较地可靠。至于那几篇专谈古史的弘文巨制，却是作综合工作的人的第二手出品。他们虽说用力很勤，并且也没有作伪骗人的嫌疑，但是因为他们离古已远，对于古代的认识已经比较模糊，而且并无可资比较的材料，方法的精密方面因之也就成了问题，所以经过他们工作以后的材料，可靠的程度较没有经过他们工作者为差。”【徐炳昶、苏秉琦：《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原载《史学集刊》1947年第5期， 见《徐旭生文集》第一册，第450页。】又强调：“我处理我国古传说时代文献的时候，把它分为价值不相等的数等级：以见于金文、《尚书》的今文《商周书》、《周易》的卦爻辞、《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及其他之先秦著作中者为第一等。上边所述《尚书》中的三篇及《大戴礼记》中的二篇虽属先秦著作，而因其与《史记》之前三篇，全属综合工作，只能降之入第二等。西汉人著作中所保存的古史材料，如果尚未受综合材料的影响，它的价值还相当地高，也可列为第二等。新综合材料如刘歆之《世经》等为第三等。至东汉以后，因为纸已发明，古史的知识逐渐普及于民间，新出的孳乳比较增多，本应置之不睬，但因谯周、皇甫谧、郦道元所见古书尚多，所以见于他们书内的古史材料，仍不妨取作参考。至于郦注以后书所载的材料全是较后的孳乳，即当一笔勾消以免眩惑。这一种分等次的办法，我故名之曰‘原始性的等次性’。”【徐炳昶、苏秉琦：《试论传说材料的整理与传说时代的研究》，见《徐旭生文集》第一册，第451—452页。】徐旭生在陕西考古多年，对考古学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但他却几乎没有把考古材料同传说中的材料相比附，1943年的版本如此，1960年的版本也是这样。正是在如此严格的史料辨析的基础上，他对中国古史系统的重建，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时至今日，《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仍然是中国上古史研究绕不开的经典之作；本书的一版再版，即是明证。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431—443页，【】内原为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