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教会的可见性》

教会的可见性（上帝变成人，教会作为中介的本质）——教会的具体性

公职——占据公职的人

神性进入人性不是邪恶的，形式与本质密不可分。

《政治的神学》

主权的定义：决定非常状态

谁能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国家权威

决断与规范均处于法学的框架之内。权威证明了无需在法律的基础上制定法律。

主权与法律二者的关系：何者更为根本？

在法律与国家学说中出现人格性因素：人格性观念及其与形式权威的联系产生于某种具体的法理关怀，即法律决断在本质上必需某种东西，纯粹的法律观念自身永远无法变成现实。

法律规定及决断规范所指明的之时如何作出决断，而不是应当由谁作出决断。核心权威并不是从决断规范中来的。（霍布斯：权力的服从就是一个人服从于另一个人。）

“概念的社会学”，揭示基础性的根本系统化结构，并将这种概念结构与由概念表达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相比较。

独一统治者的观念笼罩着17、18世纪。上帝超越世界的观念—君主超越国家的观念。

19世纪国家理论的发展：一切有神论观念和超越性观念的破除，以及新的正当性概念的形成。民主制的正当性观念取代了君主制的正当性观念。

目前，政治一方面溶解为经济或技术性的东西，一方面化约为永无休止的文化和历史哲学的家常议论。政治观念的内核，即严格的道德决断被避开了。反革命的国家哲学家揭示了这一点。

《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

天主教的政治观念：对立复合体。基于代表原则的完全实现。代表原则能够克服天主教内在的对立性，并和经济-技术思维相对立。

天主教的论证基于一种特殊的思维模式，证明方法是一种独特的法学逻辑，关注焦点是对人的社会生活进行规范指导。教会与工业和技术不同，不关心对物的统治和利用。

职位并非与个人无关（和现代官员不同），职务是绵延不断的链条的一环，这个链条与基督的个人天命和具体人身密不可分。公职又构成了对具体的个体的否定。

代表观念中蕴含了个体权威/人格/人道的绝对实现。天主教的政治权力不来自于经济、军事，而是权威的绝对实现。之所以能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教会拥有代表的能力。教会需要政治形式，离开了政治形式，教会的内在代表行为就失去了与之相应的东西。

和经济-技术的理性伦理相对立。经济思维要弃绝一切代表功能。经济与技术的结合要求事物必须实际地在场（资本家和无产阶级都受经济思维支配）。与此相反，代表观念完全取决于个体权威的概念，代表和被代表的个人都必须保持个体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