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那个张扬人性平等竞争的时代——读《原来这才是春秋》

近几年来，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大行其道，上逮煌煌秦汉，下至夕阳西下的明清，几乎无一个时代不被非历史专业的“票友”涉及。但有一个时代，很少有人去演说，那就是诸国、诸学说以及贵族庶民相互竞争的春秋。至今普通读者要了解那段历史，可值得一读的通俗读物，还是一部《东周列国志》，修订此书的蔡元放先生，是清乾隆年间的人士，尽管史才出众文采飞扬，然其对历史的见解，200年后的今人看来，已显得陈旧。
时人言史，不敢轻易涉及春秋，我以为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年代久远，史料阙如，需要在典籍中钩沉方得探得一些灰烬之余的材料；二是这个时代千头万绪，不像后世统一王朝，抓住朝廷一个中心即可，即使南北朝和五代十国，也就两、三个中心，辽、金与北、南宋对峙，多数史家尊宋为正朔，自然叙说以宋王朝中枢为中心。而春秋列国争雄，每个小国的故事都很精彩，要从容穿插叙说而不失杂乱，需要相当的功夫。
贾志刚先生《原来这才是春秋》一出，略补了通俗历史潮中春秋这段时期显得寂寞的缺憾。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尽管有汉唐之雄奇气魄，宋朝之风流韵致，但诚如贾志刚在此书前言中所言，中华民族最不能缺的朝代，就是春秋，“好像，如果没有春秋，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文明。”我以为，“好像”这两个字完全可以去掉。因为，在春秋时代，中华文明的基因已经形成并稳固，后两三千年的江山鼎革、人事变迁，九州分分合合，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其间不乏胡马南下的插曲，甚至有蒙元满清以外来者的姿态入主中原的时代。由于这种春秋时业已形成的文化基因，是无比强大的，它消磨了征服者的锋镝融合了外来文化的风采，到今天，中华依然是中华。
无可否认，以崇尚大一统的眼光来评价，春秋是个乱世。这个时代，诸侯攻伐不断，天下共主周天子政令不出洛邑。礼崩乐坏，贵族集团的荒淫几乎超出人类底线，兄弟父子残杀，兄妹乱伦，父占子媳。。。。。然而，这种王纲解钮的同时，人们的创造力空前勃发，无论落魄贵族子弟管仲，还是被卖作奴隶的百里奚，人不分国别、出身，都参与了竞争，各类学说争奇斗艳，能工巧匠层出不穷，商业繁荣，货物流通不以国别为畛域。这样一个开放竞争的时代，不亚于古希腊时代。
我们知道，东方的春秋战国时代，和西方的古希腊罗马时代，有了不同的结局，这是历史的奥妙所在，后人难以简单地以孰优孰劣评价两种结局。看完贾志刚的书，我以为对这种结局的原因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就是后世尊孔子而轻管子。
管子治国的理念，具有相当的现代性。他推崇民富而国强，他重视工商业，并不把商人视为士农工商四民之末，他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都引入“职业经理人”概念，将齐侯尊为董事长，而相国则是行政权在握的总经理。这样的治国理念，激发了民众创造财富的欲望和能力，使齐国能抵御戎狄，成为中国诸国的盟主。管子的贡献是公认的。然而鼓励平等竞争，对政权统治者最大的副作用是，使统治者的威权和神秘感丧失。孔子批评管仲有两点，一是不俭朴，“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二是“不知礼”，有僭越的嫌疑，“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管子的消费主义和平等主义是孔子和孔子的后世门徒最为反对的，他们肯定管仲无非是他的“事功”，即抵抗了诸夏文明之外狄夷的侵略。-----到了明末，陆楫提出“奢易治生”，即刺激消费能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商品经济繁华的必然，是对管子思想两千年后的回应，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一定会冲击等级制度。中国传统社会评事论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去向，所谓“论心”，讲出发点，态度比结果更重要。孔子的“礼”要维护的就是这样的名教权威，到了“文革”，“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是这种“正名”的现代版。
《春秋》最后经过孔子的修订，突出了“尊王攘夷”的中心思想，维护道统，维护中央王朝权威，维护名分等级，成为孔子修订春秋的主旨，所以“乱臣贼子惧”，孔子死后成为百代素王，万世师表，历代帝王尊崇孔子，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巨大贡献。孔子，对自己修订《春秋》引起的争议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识形态挂帅”在以后中国成为治国者必选，用儒家强调自己的道统合法性和君王的神圣权威，用法家之术治理百官庶民亦成为历朝执政者的常态。于是，孔子光芒万丈，被推崇到“天不生仲尼，万古皆长夜”的地步，而管仲的价值被忽略，甚至要通过孔子的言语才得到肯定性评价。
中国从春秋的纷乱走向大一统，中国没有成为长期诸国林立的欧洲，后世必定会尊孔子抑管子。对中国而言，幸耶？不幸耶？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春秋时期的人性张扬、平等竞争已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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