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儒学的“同情与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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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续续快看完干春松的《儒学的近代转型》一书,书中根据近代新儒家的思想进行逐个分析,以各大思想家提出的不同方案探究现代儒学的可能性出路。
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有冯友兰的“接着讲”、有马一浮的复性书院、有王国维的中西结合、有牟宗三的康德式的讲法、有杜维明对儒学传播的空间延伸法、有杨国荣的“具体的形上学”……
并且着力地对港台新儒家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进行分析,该文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于1958年发表的数万字长文。自新文化运动对于儒学的批判与打击,儒学的发展遭遇重创,新儒家对于儒学的“同情与敬告”是他们为儒学奔走相告的原动力。所谓的文化,必须有人,人的传承与发扬,传承即是不断地学习它,发扬即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所以,我们看到的文化不仅仅是每一个时代的篇章与留存下来的文字,更应该看到背后的人,背后的原动力,正如儒学在近现代的发展,许多时候是生死存亡。但总有人接力,才有文化的一代代传承。这也是儒学自身的魅力。
总的来说,干春松认为儒学不应成为博物馆的陈列物,它依然有生命力,依然有价值,依然能为现代中国人提供精神养料。
如此我们好像看到了儒学应有的出路和发展路向,各个方向都有人思考与尝试。没有了科举制度,儒学失去了内容得以传播的官方途径,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生命力。面对强势进入华夏土地的西方文化,儒学显得式微而薄弱。如何对应西方文化带来的挑战成为了近代儒学的重大课题,不仅仅是港台新儒家,也是现代儒学工作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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