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与新闻学的悲歌

哈夫纳出生于法学世家，在柏林高等法院见习，父亲是持自由主义观点的法官。当纳粹企图建立“国家社会主义新法学”时，哈夫纳身为新生代法学家，被迫接受集体洗脑教育。为满足父亲期待，他通过国家文官考试取得博士学位。之后便润往法国、英国，战后又返回德国，一直从事新闻政论写作。

本书着眼于纳粹时代德国人的集体软弱和精神错乱心理，以及作者本人喋喋不休的恋爱流水账。每一个读过哈夫纳的人都应该从自己的白日梦里醒来。因为他的书几乎没有阅读门槛。

1、纳粹仇恨宣传下的牺牲品。利用低幼，容易引起幻想的语言。“若让一个理念对群众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力，通常必须先简化为连小孩子都可以理解的地步。”比如敌我理论，它假设一种世界观的绝对正确，并消灭其它一切可能性。它能煽动哪怕最愚蠢、最低幼的人，让他们洋洋自得以为掌握了真理，并把这种狂热作为自己生命的内涵，甚至不惜为之牺牲、献身而后快。

2、在胜利之中浑然忘我。个人湮没到集体中，于是只好缴械投降。“他不再信赖自己，他做着每个人都在做的事情。……像我们这样的见习生，皆为知识分子及未来法官，竟然全部变成了没有思想能力的草莽群众。集体的智力水平被锁定在最低阶，而且无法接受任何形式的讨论。任何‘讨论’立刻就会染上‘唱衰’和‘找麻烦’的色彩——那可是滔天大罪。个人思想缺乏立足之地，所存在的只是群众的原始妄想。只要看见扰乱集体满足感的事物，就会将其灭绝……”

作者从两次狂欢聚会与夜间寝室的恶作剧，体会到“集体之恶”令人全身发凉的寒意。如果作者的时代已经较为遥远，那么现下，一个轻而易举的例子是饭圈追星——明星就是“元首”，不仅坐拥水军、敌军、反黑，控评，如此娴熟的敌我理论与宣传策略，“那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第三帝国”。追星是“让年轻人集体变得愚蠢的风气”。套用作者的语言，他们是如此浅薄，“以至于被梦想和幻觉吸引”，这便是他们的“精神食粮与幻想素材”，因为在正常的现实生活，很难找得到与之相提并论的事物。

他们无法自力更生“把私人生活塑造的美丽和有价值”，不能从书籍中衍生出自己的想法和世界观。只有妄想自己是某个明星的金主或爹妈，才能一次又一次发泄那种肆无忌惮行使权力的感觉——比如“妄图实现不可能事物的盲目决心：天下没有‘不可能’这个词。”

正因为大多数人就是要孤注一掷选择不思考、反人道的生活，任何集体精神疾病引发的文明灾难，都不是政治的偶发游戏。比如纳粹时代，本质上，人们并不是在与希特勒斗争，而是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的斗争罢了。

到底是做独立而深刻的个人，还是淹没在平庸而愚蠢的集体？丧失自我价值，犹如活在半麻醉世界里的“幸福至极”，到底有多少意义？他们竟自甘舍弃人格的高贵，把自己变得洋洋自得而丑陋，趾高气扬而卑贱，“自以为在山巅漫游事实上却爬行于泥淖。”

3、缺乏自立思考的勇气。“他们说，‘有一只黑手在暗中操盘’——这只是借此来掩饰自己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窘境。”可是，仅仅是这些熟通阴谋论的人吗？甚至那些以过于勤奋、彻底与尽忠职守的方式工作与生活的人们——他们也在努力的让自己滑向深渊。

1933年，柏林的人们过着如此日常的生活，以至于人人都处在半麻醉的状态下，变得脑筋迟钝。很少有人思考自己拼命努力的目标有多大意义，他们已被自己的职业套牢，处于每日的工作计划之中而无法自拔。他们就像一架失控机械装置的部件，唯有每日的例行公事才可带来安全感与生命的延续，常轨之外就是深不可测的丛林。于是，“眼睁睁看着离事情的发生越来越近。”

不思考，只会盲目努力的民族性格，作者称之为，“不分青红皂白，能干就好的作风。纵使工作是毫无意义、不讲道理的，也会督促我们使出全力，以最专业、最彻底的方式把它做得尽善尽美，并将其视为美德。”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深刻”比“容易自我感动”是更优秀的民族性格。

当我们不再追问工作是否有意义，只需要默默尽自己的义务，再也不用动脑筋思考，就像在那台失控的机器上，人人只是忙于装螺丝、凿孔、钉钉子，注意让流水线保持工整。最后，每个人都已经体力不济，无法再作任何思考。那些本来具有反抗精神的人，都在乖乖地忙碌一些不着边际的任务。这就是现代工厂的意义，专门供其发挥苦干精神。因此，内卷时代，哪里又不是工厂呢？卷，已经让每个人都筋疲力尽，怎会有人停下来追问，探究自己应该如何呢？

德国人完全任人摆布、唯命是从。每个人的“自我”被一脚踢开，或者被冷冻起来。作者认为，对抗集体主义的方法——因为个人生活当中最重要的，而且没法动不动就融入同志情谊的事项，就是私人爱情——从爱情开始塑造个人生活，至少是每个人皆可为保有自我独立人格作出的努力（此指爱情，而不指家庭。因为家庭也是一种集体生活）。

4、自我安慰式乐观主义。人们总是有一种赌徒心理，一厢情愿以为凡事都会在千钧一发之际自动拨乱反正，尽管这个结论根本毫无根据。而最正确的方式是，做好一切最坏的打算。

5、一群朋友的分崩离析。作者在纳粹时代几乎失去了所有朋友。就连在柏林法院，也没有了优雅交谈的愉悦氛围。人与人交谈充满着惊惶和不信任。所表达出来的观点，听起来倒像背的滚瓜烂熟的标准答案。

在令人如此窒息的公共环境里，时人大致有三种心理：较年长的人喜欢自命不凡，把自己幻想成高人一等，眼中只见纳粹于掌权之初的半吊子作风，每天借此向自己和别人提出证明，表示一切都不可能照着这个样子长久进行下去。他们摆出一副比别人更有概念等着看好戏的姿态，借此掩饰自己的全然束手无策。第二种是愤世嫉俗，陷入无止境的悲观主义。但也有一些人，每天出现的不寻常事件逐渐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假如那些不可思议的现象不复存在，他们反而会怅然若失。第三种是故意视若无睹。既然纳粹已经意图侵扰私人领域，那么，给他们一个眼神都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他们不惜退居弹丸之地，只为拯救和保有自己的人格。

6、润往法国。作者不愿意高喊，“我的家庭超越一切。”而且“我并非一直与所有的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当父亲也对时局变得绝望，作者请求父亲资助他去法国生活。最后一段日子里，作者始终抱着润往法国的希望，准备着法官考试。但——除了民法以外，“这些试题都在用一个已不存在的世界作为先决条件，甚至连魏玛宪法都还是考试科目。”那些案例集更是使用着老掉牙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