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一个完美受害者？——林曦 ✕ 端木异《傲慢的堡垒》成都寻麓新书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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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题介绍：
为什么每次发生性侵事件，总有人对受害的女性进行指责与污名化？
为什么许多男性认为无伤大雅的行为，在女性看来却构成了骚扰？
女性如何走出“自证”的陷阱？
美国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傲慢的堡垒》一书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围绕努斯鲍姆的主张，著名撰稿人端木异与复旦大学的林曦教授将展开一场对谈，试图为当下关于性别议题的讨论提供一些分析与思路。
嘉宾介绍：
嘉宾对谈：
林曦：《知晓我姓名》这本书当年也是特别受关注的一个题目。它涉及努斯鲍姆在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司法界、体育界、文艺界会出现有权有势的人，利用他们自己手中的权势去保护他们，把他们自己变成了法外逍遥之地。这也是这本书的名字“傲慢的堡垒”的由来。
它其实是跟大家讲，在这个过程里面性侵远远不仅是一个性的问题。它关注的是权力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权力和滥用权力的问题。对于张小夏的《知晓我姓名》，当年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当时涉及的是斯坦福大学一个非常知名的游泳运动员叫布洛克·特纳（Brock Turner），他自己家里面特别有钱，他会动用他们自己家族里面所有的资源来抹黑张小夏，所以张小夏在那个过程里面也是经受了很多网络暴力。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女性在提出性骚扰或者是性暴力的一些指控的时候，她心里面是会有很多迟疑在的，因为我们整个文化环境或者是舆论环境很有可能会对女性并不是那么公平。我们想一想之前出版的《黑箱：日本之耻》，（伊藤诗织）她出版这本书之后也遭受了很多的网络暴力和谩骂。我们再想想《82年出生的金智英》的作者（赵南柱），当年这本书出版之后，她也在韩国受到了很多网络暴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女性在遭受性的骚扰和性的暴力之后会迟疑，她可能心里面会犹豫到底要不要说出来，她会有很多顾虑。这样的顾虑本身并不是她自己对受伤害的一种质疑，而是担心我如果说出来之后会对我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其实是整个环境对女性的这种厌女和敌视，还有我们的社会结构对女性长期以来的忽视和压迫的结果。
端木异：是的，如果我们看努斯鲍姆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性骚扰这个概念，它最早提出来的时间是1975年，当时女性都知道这个情况不对。我们出来工作，最后被老板提出要睡觉你才能换个工作，或者是同事在这里开黄段子，我们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没有一个词语来形容它，没有一条法律适用它。所以她们当时有一些女性声援一个高校的老师，这个老师打了三年的官司，最后学校工作没保住，学校跟她说你这算是个人情感纠纷，这不算性骚扰。她气的不行，然后这些法学院的老师们就开了个会议，试着在研讨会上来讨论，怎么从法律上面定义。她们试过了很多次，试过“性敲诈”等，最后才敲定了“性骚扰”这个词。
玉笛：那我再问问林曦老师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对里面印象最深刻的观点是什么？或者您最赞同作者的什么观点？
林曦：其实我当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书里面讲到，不光是女性在职场上面会受到性的骚扰和性的暴力，同时男性也会。努斯鲍姆讲，男性很多时候其实涉及的是阶层的问题，这些有权有势的、身居高位的男性很有可能会对比他阶层更低的男性实施性暴力和性骚扰。这里面不光是一个性别的问题，同时它可能是一个阶层的问题，还有可能是种族的问题。如果我们对比白人女性和黑人女性的话，努斯鲍姆提到，少数族裔的女性在职场上面受到性骚扰的比例会更高，所以这就开放出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就是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的问题。交叉性的问题，指向的是我们身上多重的、少数的身份，导致你在社会结构里面受到挤压和压迫。这个可能我们大家的感受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想象一下，你们有一天背井离乡，到了一个以白人为主的文化环境里面，无论是工作或是读书，你马上就会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且你不光因为你是少数民族，同时还因为你的性别，或者因为你的性取向，你身体的残疾，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叠加到一起，它会变成一个交叉。那么，所有这些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差异、你处在一个边缘位置上面所导致的一种劣势，在你身上形成的歧视叠加的效应，这就是交叉性最重要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受比较深刻的是，它除了是在讲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同时还让我们看到，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安排里面，很有可能我们的某些安排会把一些处在弱势的群体给排除掉。比如说，我们从山下走到山上来，到这个书馆来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可能对残疾人士就不是那么友好。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安排，都有可能是对少数的，或者是边缘的身份形成了一个挤压。所以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的过程里，可以看到它不仅是一个权力的问题，同时它还更深刻地、从结构上面去思考，到底哪些是不平等产生的根源。
但是，你刚才说的交叉性理论，我也想到一点，这种交叉性理论实际上体现在性骚扰和性侵害的例子中会格外地明显。男性被性骚扰、被性侵的案例，一直到美国90年代中后半期，这种案件是不多的，因为大家知道性骚扰法案最早是为女性而设立的，但是大家没有想到男性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在80年代的法律中有一条所谓的“倾向于女性”原则，它后面把倾向于女性的原则改成了倾向于员工型，以员工为原则。因为当时在男性遭遇性骚扰的案例中，男性是因为性格方面的问题遭到性骚扰。努斯鲍姆提了这个案例，这个案例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他被嘲笑成娘炮，被大家欺负，被那些上级欺凌，他就以性骚扰为名上诉。没有想到一个专门为女性设立的法律最终普及到了更多处在同一位置上的、有相同处境的弱者。所以有一句话说，女性是一种境遇，也是一种立场。可能处在结构下层的人都会有一些相似感，这也是为什么女性主义者，像上野千鹤子会去关注老年人，像努斯鲍姆就去研究动物伦理了，他们在这一点上都是共通的。
林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性骚扰案件里面，它一方面是基于权力的不平等，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认识论层面的意义。“性骚扰”这个词被提出来，其实也呼应了一位女性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Miranda Fricker）。她在2007年出了一本《认识论的不正义》，这本书当年在学界里面也有过很多的讨论。她在书里面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在“性骚扰”这个词被发明之前，那个时候的女性其实是面临着一个很大的知识论上的黑洞。那么这个黑洞是什么？这个黑洞就是你面临着没有一个术语可以准确地描述你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大家假设一下，公司员工一起聚餐或者是团建，你身边可能全部是男性的同事，只有你一个女性，然后这些男性同事开始讲各种各样的黄段子，你会觉得你坐在那边是不太舒服的，但是你不知道要用一个什么词汇来描述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在弗里克看来就是一个认识论上面的黑洞，因为我们没有在知识层面上为女性这样的一种身体体验，或者情感体验提供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判断。那么这样一种词汇的缺乏其实就说明，我们在认识论上面并没有准备好要为女性的身体伸张正义。
玉笛：好，我再问下一个问题，现在女性主义者有时候会被批评为有点激进，或者她们很容易愤怒。努斯鲍姆她在书里面也专门分析了愤怒这个问题，她把愤怒分为报复性愤怒和转换性愤怒。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老师，她是怎么定义这两种愤怒的？她为什么要做这种区分？
林曦：努斯鲍姆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这两种愤怒，她说报复性的愤怒其实是一种回溯的愤怒，它强调受害者的报复的心理，所以其实只会增加伤痛。另外一种愤怒叫作转换性的愤怒，或者我们把它称为过渡性的愤怒。这种愤怒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件事情特别糟糕，我很愤怒，但是我们将来怎么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所以她说这种愤怒是往未来看。那么这两种愤怒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两种愤怒的区别是，报复性的愤怒把它的关注点放在对犯罪分子或者施害人的惩罚上面。但是我们如果仅是去增加这种痛苦，它并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正义得到更大、更进一步的伸张。我们并不是说受害者的感受不重要，而是说我们最大的关注点不应该是在受害者的身上，而应该关注的是男性和女性如何携手起来，去共创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具有包容性的未来。所以我们要往未来看，要保证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未来不会发生。
端木异：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的主理人说，她以前工作的时候总会觉得，每次跟大家吵完架后都会觉得可能是我太暴躁了，我太愤怒了。每次吵完架她都会愧疚，我怎么今天又这么愤怒，这么不理智。我就给她推荐了一本书，叫《好不愤怒》。这本书实际上就是以“女性的愤怒”作为一个关键词，把一百年来美国的女性运动给串联起来，慢慢地让女性意识到原来我是可以愤怒的，原来我的愤怒可以是表达正义的一种情况，我的愤怒实际上是一种需要被正视、被鼓励的情绪。但因为女性一旦表达愤怒，就很容易会被男性视为在发疯，所以“疯子女性主义”也是一个经常贴在女性主义身上的标签，她们真的很愤怒，她们对各种社会不公表示了极大的怒火。
努斯鲍姆这本书，我知道有些女性读者可能会觉得她有一点太“鸡汤”了。但是努斯鲍姆有一点很好，她实际上是一个写作范围非常广的人。我们有个说法，叫狐狸和刺猬，是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说的，狐狸知道很多事，刺猬知道一件事。这个说法形容专注一个主题的人和专注很多主题的人，我觉得这个比喻太俗气了。我有一个相对不那么俗气的说法，一个人学习和写作的知识实际上是有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离心力指的是一种知识永远引导着你向另一块领域前进，这些知识会带着你越走越宽；向心力指的是你虽然表面上关注了很多题目，但这些题目最后会因为你的关注点形成一个向心力，落回在你最初关注的点上，旋转起来。我认为努斯鲍姆虽然写了很多书，但她属于这种向心力的作者，你会发现她的每一本书之间都会有联系，形成一个小小的网络，我称之为“努斯鲍姆小宇宙”，就跟“漫威小宇宙”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