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强｜ “两个结合”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摘要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解决当代中国问题；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才能更好地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加鲜明的民族形式，才能造就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命体，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就此而言，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是建构当代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
文章来源于《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到“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再到“‘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进一步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如何全面理解“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思想解放意义、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不断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以“两个结合”为指导，积极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新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
一
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体系化、系统化的社会观念形态，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自主的知识体系和文化文明形态是对社会存在和现实实践的内在反映。马克思说，理论彻不彻底，取决于理论能否抓住事物的根本。只有把握时代、扎根现实、把脉问题，才能真正在丰沃的实践土壤中开出灿烂的理论之花。
从哲学上看，现实是实存和本质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生成、演变和运动过程，是在“偶然的实存”背后所展现出来的本质性和必然性。[1]因此，仅仅依靠外在抽象、理论直观或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把握“现实”的本质和必然性的。同样，作为既定的研究对象，要把握从“宅兹中国”到“何以中国”的时代课题，就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和中国实践，从大历史观的高度厘清中国作为“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根本前提。
回望历史，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出现了一个重要转变。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从莱布尼茨、克里斯蒂安·沃尔弗到伏尔泰等，虽然他们并不全然赞同中国的一切，但他们从不吝惜对中国的赞扬，从中展现出来的是一个充满人伦教化、整体有序、和平稳定的中国。然而，１８世纪后期以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发生了翻转。譬如，斯密指出：“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为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前，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2]黑格尔认为，“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3]，由此得出了“东方国家就是一堆僵死的化石”“中国没有真正的历史”的结论。赫尔德更是不屑地指出，中国就是一个全身涂满香料、被各种丝绸包裹的“木乃伊”，虽然外表光鲜亮丽，但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早就停止了。[4]即便在２０世纪，西方的这种陈腐论调依然不绝于耳！
这些认识的背后实际上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即如何理解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的关系？不论是对中国的赞扬还是对中国的贬低，都有一个重要参照系即西方。随着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变，西方社会本身发生了重要转型，以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为参照，投射出来的中国形象自然就会有所差异。在近代市民社会产生之前，西方经过了漫长的中世纪。为了反抗神权，弘扬人文、理性和科学，西方出现了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动。对这两个时期的思想家而言，中国社会及其孕育出来的传统思想恰恰为他们提供了对比的参照系，成为他们反对神圣权威的思想武器，印证了东学西渐的历史。[5]随着中世纪的终结，过去依附于宗教的个体开始觉醒，确立了原子式的个人主体；与此同时，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离的近代市民社会初具雏形。马克思指出，在古希腊时期，市民社会与国家是同一的；到了中世纪，这种同一达到顶点；而到了近代，市民社会开始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转变为私人利益的经济王国。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市民社会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长期演化、孕育出来的社会产物，这种市民社会“只有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分离出来，扯断人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6]在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经过原始积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进而确立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统治地位，孕育出了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现代西方文明，完成了从中世纪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大转型。毫无疑问，斯密和李嘉图所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对英国实践的系统化、理论化总结，不仅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也以自身的民族性表达了西方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向。黑格尔以德国民族特有的方式阐明了他对西方现代性和市民社会内在悖论的哲学反思，提出了一种不同于英国的德国方案。面对祛魅的世俗世界，马克斯·韦伯重新激活了西方的宗教传统，将其与经济动力结合起来，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立法”，以学理方式论证了资产阶级价值观。不论我们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些观点，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即他们分别基于英德的具体国情、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建构了一套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对后来西方社会实践和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当斯密、黑格尔和赫尔德等基于西方近代社会来审视中国时，当然不会再像莱布尼茨和伏尔泰那样将中国视为可资借鉴的对象，而是将其理解为缺乏生机活力的“化石”和“木乃伊”。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完全是以近代西方为参照的，或者说是西方魔镜反射出来的虚假镜像，是西方中心主义、近代形而上学、线性发展观和历史目的论的必然产物。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东方、文明／落后、中心／边缘、进步／停滞等二元对立范式更是成为西方学者建构中国学的主导思维。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指出：“把世界作为方法来研究中国，这是试图向世界主张中国的地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为了向世界主张中国的地位当然要以世界为榜样、以世界为标准来斟酌中国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或距离目标还有多远），即以世界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因此这里的世界只不过是作为标准的观念里的‘世界’、作为既定方法的‘世界’，比如说‘世界’史上的普遍法则等等。这样的‘世界’归根到底就是欧洲……世界对中国来说是方法，是因为世界只不过是欧洲而已，反过来说，正因为此，世界才能够成为中国的方法。”[7]沟口雄三认为，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所建构起来的中国学，实际上是以西方为标准反向格义的中国学，是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基于此，他认为，要建构真正的中国学，就必须实现方法论的转换，即改变过去以世界为方法、以中国为目的的叙事逻辑，强化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新范式。可以说，沟口雄三的主张具有重要的合理性。不过，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仅仅把中国与世界的位置关系颠倒过来，就能实现预定目标吗？我认为还是不够的。站在新时代的今天，要完整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和普遍意义，必须从哲学维度重建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方法论构架。
首先，以中国来理解中国：从大历史观的高度重新理解中国的整体性。马克思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8]，“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9]这意味着，站在不同历史阶段，看到的中国社会自然不同，而得出来的结论自然存在差异。譬如，站在唐宋时期，没有人会怀疑当时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而站在鸦片战争时期，那自然就得不出文化自信和文明自觉的结论。这表明，要理解中国，必须要上升到大历史观的高度，处理好阶段性和连续性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从当代中国这个“人体”出发更好地理解过去中国这个“猴体”，另一方面将中国视为一个连续整体，切实把握中国的自主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0]中国作为中国并不是静止的，也不是一经产生就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流动的生成的过程总体；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总体，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不断演变、相互作用的结构总体；是遵循自身逻辑自主运动、自我发展的实践总体。它在自身运动中将中国的现实性展现为中国自身运动的必然性，不仅体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彰显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整体性。
其次，从世界理解中国：世界历史视域中的中国。“以世界为方法”具有不同的内涵。斯密和黑格尔实际上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因而才会得出西方进步和东方停滞的结论，这正是沟口雄三所批评的西方中心主义主导下的“以世界为方法”的内涵。不过，“以世界为方法”还有另一层内涵，即把中国、西欧、美国和其他民族国家还原为世界的组成部分，在世界之中发现中国不同于欧美的差异性和特殊性。自人类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以来，现代化成为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种普遍的必然趋势，然而，由于具体国情、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不同民族和国家在选择现代化道路上必然存在差异，而以世界为参照，就是要在世界历史的谱系中厘清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自身发展演化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本质差异。中国传统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欧的生产方式、基督教文化和“市民”伦理；传统中国以共同体为基础构成的伦理社会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西欧的中世纪，也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市民社会。近代以来，中国虽然被迫卷入世界历史，但中国从传统社会到近现代的转型完全不同于西方以个人和市民社会为基础、以私有制和资本为主导的演化逻辑。同样，中国革命既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道路，也不同于俄国经验，而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逐步摸索出来的自主道路；[11]而中国式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
再次，以中国理解世界：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特殊性和普遍性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哲学范畴。特殊性是包含普遍性的特殊性，否则就是狭隘的“特殊主义”；而普遍性只有具体化为特殊性中的普遍性，才能成为真正具有生机活力的普遍性，否则就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马克思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12]如果说从世界来理解中国，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普遍的历史趋势具体化为不同民族和国家道路选择上的本质差异，进而在世界历史的谱系中厘定不同民族和国家（如中国和欧美等）之发展道路和演化模式的特殊性，那么，以中国来理解世界，就是要发现和总结中国的特殊经验对于解决世界性问题所具有的一般意义，“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13]
最后，以世界理解世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大势。世界历史的运动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从历史发生学来看，现代化发端于西欧，它以其巨大的扩张性和强制力把落后民族卷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揭示了这种以资本为主导的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及其最终归宿，并从未来人类社会的高度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宿命，阐明了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现代性生成的必然性。世界历史走到今天，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不可能是世界历史的完成形态，更不可能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而“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14]它已经溢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代表了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方向。
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而要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必须扎根中国大地，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阐释中国道路、解读中国实践，“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而要把握中国实践的自主性，就必须以大历史观为指导，深入把握中国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进而从中华民族史和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准确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15]因此，要把握当代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离不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历程，更离不开“两个结合”，这是把握中国特色的关键所在。
中华民族读着经史子集走过了几千年，在农耕生产方式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中孕育出了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要认识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人，就要深入了解中国的文化血脉，准确把握滋养中国人的文化土壤。”[16]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文化基因。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文明；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民族文化融合贯通的有机整体，奠定了“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具有鲜明的统一性；与西方宗教文化相比，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农耕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和共同体的自给自足性铸就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将其与游牧文明、扩张文明等区隔开来。正是这五个突出特性，使中华文明成为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独特标志，在世界文明谱系中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鲜明特色，成为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传统文化毕竟是在特定的土壤即传统农耕生产方式和以宗法式共同体为基础的伦理社会中产生的，因而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如马克思所言，鸦片战争是东西方两种生产力（工业与农业）、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两种经济（工商业与自然经济）、两种文明（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一次公开对抗，而错失了工业革命和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注定在这场战争中被打败！中华民族的命运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曾经璀璨辉煌的中华文化渐渐变得惨淡。面对内忧外患，中华民族该往何处走，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历史实践证明，传统文化不仅无力应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巨大冲击，无法解决中国的未来出路问题，反而面临着同近代中国社会一同走向没落乃至断流的危险。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恰恰为黑暗中摸索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
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工商业文明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智慧结晶，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农耕文明和传统社会的结果，两者是不同时代的产物。从地域来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属于“外来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属于本土文化。这也由此产生两个大的问题：第一，作为一种“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第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如何解决中国问题？
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关涉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重大原则问题。历史实践证明，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它们不仅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反而会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不可估量的代价，“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17]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研究中国问题，才能把握中国作为“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进而将抽象的普遍性上升为中国的具体性，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的必然逻辑。反过来，一旦把握住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本质规定性，也就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鲜活的中国内容和民族形式，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中国特点和民族特色，使其发展为中国化的具体形态。这是用中国来“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决定了我们只能走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以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发展方式来解决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决定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可能照搬别国道路，只可能走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发展道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18]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从历史发生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首先是一个存在论问题。两者的相遇，根源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危机问题。正是因为传统文化无法解决中国的现代转型和出路问题，马克思主义才传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历史实践证明，不是传统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拯救了中国，挽救了中华民族；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拯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避免了中华文明的断流。这是我们理解“第二个结合”的存在论前提。
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的全面深化。中国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结构之整体。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包括与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具体情势的结合，也包括与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结合。因此，“第二个结合”本身就暗含于“第一个结合”之中。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也存在重要差异，因此，“第一个结合”始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存在的，而“第二个结合”更多地是作为“第一个结合”的内在构成和具体表现，因而未被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根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而“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若没有强大的文化支撑，就等于没有了灵魂，就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巨人。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并将其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根本原则，充分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规律认识的全面深化，以及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高度自觉和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19]
“第二个结合”是一场“深刻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何以可能、如何可能？虽然两者形成的社会条件、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存在重要差异，但它们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在反对个人主义、私有制和西方市民社会逻辑上，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0]。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那么，如何结合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理论创新必须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了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21]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两者结合既不是内容的机械拼盘，也不是话语和范畴的简单杂糅，更不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导把马克思主义儒学化，相反，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魂”和“根”的化学反应，“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22]。
首先，作为“魂脉”，马克思主义只有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之中，“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3]。其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行转换和发展，这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水，可水往哪个方向流，却是与现实的实践需要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24]只有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为指导，才能充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更好地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进而才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焕发出经久不息的当代生命力。再次，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基础，“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25]，才能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内涵，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形式，使其在中国牢牢扎根。最后，“第二个结合”的结果是相互成就的。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过去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不断成为符合当今时代要求、顺应当代实践需要的现代文化；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也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中国内涵、中国特色和民族形式，使其成为当代中国的。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融合，必然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发生新的化学反应和裂变，熔铸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命体，使结合而成的新文化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第四，“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与“第一个结合”和真理标准大讨论相比，“第二个结合”在古与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关系认识上实现了重大思想解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26]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第二个结合”进一步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进一步打开了创新空间，“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7]；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28]“两个结合”以及“六个必须坚持”不仅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我们全面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指导。
首先，全面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29]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时代赋予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理论创新是实践基础上的创新，而不是坐在象牙塔内的空想。[30]只有把握时代、扎根实践、把脉问题、服务人民，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反之，一切脱离时代、实践和人民的“理论创新”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阿门塞斯冥国”的空想。就此而言，“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由之路。
其次，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以“两个结合”系统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得不承认，与当代中国伟大的实践变革相比，“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比，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还“不太相称”、不太匹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1]如上文所言，要把握当代中国实践的本质特征，就必须立足“两个结合”：它不仅是打开理解新时代中国之门的一把钥匙，是观察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双慧眼，更是建构新时代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譬如，要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与传统“民为邦本”思想贯通起来；而新时代的共同富裕理念本身就是共产主义价值旨趣与中华民族大同社会理想的有机结合。再譬如，要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自然生态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生态智慧统合起来；要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传统协和万邦的邦交之道有机结合起来，而胸怀天下本身就是古代天下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求解放”的创造性融合。同样，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确立的现实性和必然性，也离不开“两个结合”，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32]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如果不从“两个结合”出发，我们就无法全面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核心要义，无法准确透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及其发展规律，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历史重任。
再次，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要体现主体性和原创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33]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用“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进而实现知识体系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譬如，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演变与西方日耳曼式生产方式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存在何种差异，从传统伦理社会到现代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机制与西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演变存在何种区别，中国的“家—国—天下”逻辑与西方“个人—市民社会—民族国家”演化逻辑又存在什么样的区别，中国土地所有制与西方土地所有制演化机制又存在哪些本质差异，中国经济发展逻辑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逻辑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又存在何种不同。[34]再譬如，面对新一轮科技变革和全球经济发展大格局，我们如何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党的自我革命，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展开深入的实践和学理研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超越外在现象，达及事物的本质规定，才能形成对中国实践的理论化总结，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进而创作出中国版的《国富论》《法哲学原理》《资本论》等等，才能真正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最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要正确对待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同时也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这里的吸收和借鉴是有批判、有分析的借鉴，是以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为导向的借鉴，而不是无批判、无反思的“拿来主义”。我们绝不能地把国外的某些学术观点、学术模型和学术方法直接套用到中国，更不能把它们当成“唯一准则”来裁剪中国现实、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只有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通各种资源，才能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才能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不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有益滋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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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页。
[10][16][I9][27][2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
[11][34]参见孙乐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17日。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页。
[13][31][3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0、344、341-342页。
[14]《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年2月8日。
[15][22][26]《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纪实》，《光明日报》2023年6月4日。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8][21][25][30]《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
[20][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18页。
[24]杨耕：《以当代中国实践为坐标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人民日报》2023年6月4日。
[2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2]《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一馆一院”并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人民日报》2023年6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