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三浦理一郎 | 王欣夫先生与他的古代文献学

摘要：已故王欣夫先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学养精深，成就卓著。因欣夫先生逝世于“文革”时代，其人其学，今人尚乏专题之论。本文经数年积累，对欣夫先生学行试作综述，所述包括其家世、生平、师友、论著及藏书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均经爬梳原始资料获得，希望对深入研究欣夫先生之学术，能有所裨益。 关键词：王欣夫 古代文献学 谈及近现代藏书家，人们立刻想到的必定是李盛铎、傅增湘与周叔弢三位先生；而谈及近现代文献学家，耳熟能详的想必是余嘉锡、王重民和张舜徽三位大师。由于所处时代原因，对于集藏书家与文献学者于一身的王欣夫先生的情况，却所知甚少。本文试述王欣夫先生的生平和文献学著作，以便读者对王欣夫先生在古代文献学方面的贡献有一初步了解。 一 王欣夫先生（1901—1966），原名大隆，后以字行，号补安、补庵，原籍浙江秀水（今浙江省嘉兴市）新塍镇。在其祖父时代，即清同治初年（1860年），迁到江苏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后遂为吴县人。 欣夫先生的先世，在清代中期（高祖王元松时）以商业致富。曾祖父王师晋，虽早辍举业，主持家计，但“持躬接物，悉准儒行，凡宋元明清儒先语录、学案、专集，日不释手，”人称“敬斋先生”，并且著有《资敬堂家训》二卷[1]，是位亦商亦儒的人物。祖父王伟桢，由于有捐钱赈灾之功绩，在清咸丰八年 （1858）被赐予举人身份。 王家读书出仕，是从欣夫先生的父亲王祖询开始。祖询，字蟫庐，号次欧。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卒于清宣统元年（1909）[2]。他是王伟桢第三子。清光绪十七年（1891）举优贡，次年进士及第。曾任某地知县。清光绪三十年（1904）入京，后派往湖北。当时的湖北总督张之洞（1837—1909）闻祖询之名，欲聘入自己幕内，但祖询力请派赴日本考察该国政学，遂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渡。次年回国，祖询将有关日本政治、教育、工商等的考察日记呈览。张氏读完之后，赞赏不已，即授祖询湖北通城县知县之职。在准备赴任之时，祖询不幸染疾去世，年仅42岁[3]。所著有《蟫庐日记》四册，另有朱墨影印本《王祖询优贡朝考卷》一册。欣夫先生于1941年，曾请高向瀛为其父撰有《清故湖北通城县知县王君家传》一文[4]。 有关王祖询的藏书情况，在[民国]《吴县志》卷七十六上《列传·流寓》中这样记载：“手校经籍善本至数千卷。家有二十八宿研斋藏书。”王祖询去世之后，其次子荫嘉（欣夫先生仲兄）与先生继续以“二十八宿研斋”作为兄弟藏书、读书之处，但由于当时年龄尚幼，因此“二十八宿研斋”藏书的精华遂逐渐易主。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周子美先生，在其所作《近百年江南著名藏书家概述》一文中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苏州后起之秀还有二十八宿砚斋王氏。王名祖询，……他收藏宋元善本三十余种。宋本《陶渊明集》最出名，后归张之洞氏。此外如双鉴楼傅氏（傅增湘）的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周氏（周叔弢）自庄严堪的余仁仲本《周礼郑注》，涵芬楼《四部丛刊》景印的《陈伯玉集》，都是王家的旧物。”[5]到欣夫先生晚年写成《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时，父亲的遗书只有如下五种：①明万历刊《抱朴子内编》四卷、《外编》四卷，②清同治刊《汉书》一百二十卷，③清嘉庆刊《苏文忠公诗合注》五十卷，④清乾隆刊《竹云题跋》四卷《虚舟题跋》十卷《补原》三卷，⑤清康熙刊《文选》六十卷。其中，《汉书》中有王祖询所过录的清人张惠言、沈钦韩校语，《苏文忠公诗合注》中也有王祖询所过录的清人纪昀评语，由此可以了解到一些王祖询当年读书的情况。 二 欣夫先生仲兄荫嘉，原名大森，后以字行，号苍虬、二十八宿研斋主人。长先生9岁，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卒于1949年，享年58岁。王荫嘉是钱币学界颇有影响的知名学者。民国十六年（1927）秋，因得五代十国闽政权的“天德重宝”铜钱，背有“殷”字，故从此自号“殷泉”。三十年代移居沪上，与丁福保、郑家相等创立“中国泉币学社”，任《泉币》杂志编辑[6]。他不仅嗜好收藏钱币，还喜欢藏书，精于治学，于1918年，将其父遗书与兄弟所购之书整理，编成《二十八宿研斋珍藏书目》[7]，又于1941年，在《泉币》第四期上发表二则，是有关泉币文献《泉志》与《章安杂说》的提要。 欣夫先生在所编《芜圃藏书题识续录》跋文中，留下了与乃兄荫嘉谈黄丕烈“百宋一廛”遗事的记载[8]。此外，欣夫先生著作中，也记载了王荫嘉的研究心得。如《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以下简称《补正》）中，曾徵引王荫嘉跋语十二条[9]，这也为我们研究王氏兄弟藏书和治学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再如《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中，有八种王荫嘉校跋或批注本。其目如下：①《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刻本，据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刊本校；②《新书》十卷 清光绪元年浙江书局刻本，据明成化癸卯乔缙刻本校；③《广卓异记》二十卷 清吴县戴成抄本，据常熟钱曾述古堂钞本校；④《文心雕龙辑注》十卷 清道光壬寅读味斋重刊本，据明万历七年华亭张之象本校；⑤《钜鹿东观集》十卷 清宣统甲寅（民国三年）贵池刘世珩玉海堂覆刻宋天圣本，据洞庭翁栻抄本校；⑥《章安杂说》一卷 吴县王氏学礼斋抄稿本，王苍虬校跋；⑦《读有用书斋善本书目》不分卷 吴县王氏学礼斋抄本，王苍虬、王欣夫批注；⑧《大戴记夏小正解诂》一卷 长洲叶昌炽手抄本，王苍虬跋。此外，欣夫先生编篡《书录》时，也采录了王荫嘉的整理成果[10]。 三 欣夫先生早年受业于吴江金松岑（1873—1946）[11]。18岁以后，转从吴县名儒曹元弼（1867—1953）学习，前后凡三十五年，成为曹元弼先生门下造诣最深的弟子。1923年曹元忠（曹元弼之从兄）去世，遗有书稿一束，曹元弼于1931年命欣夫先生代为整理编辑，先生遂与曹氏故人冒广生、叶景葵、高时显、刘承干等相谋，共集有二十一人所出的资金，于1941年印行《笺经室遗集》二十卷[12]。曹元弼临终之时，遗命将《古文尚书郑氏注笺解》、《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书稿传给欣夫先生。先生后为曹元弼编写过一篇行状[13]和一本年谱[14]。 欣夫先生的同乡前辈胡玉缙（1854—1940），久在京师执教，晚年返回故乡，与先生缔交。胡氏较先生年长甚多，却视欣夫先生为“畏友”。胡玉缙平生劬学，书稿多未编定，于是约请先生助其整理。至临殁，更将手稿全部托付给欣夫先生。先生抱负遗稿，历经艰难，整理钞纂，后编为《许庼遗书六种》: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六十卷，②《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卷，③《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二十四卷，④《许庼经籍题跋》二十卷，⑤《许庼学林》二十卷，⑥《许庼遗集》六卷。其中《许庼学林》已于 1958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及《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二书于1962年亦由中华书局出版。1966年，欣夫先生去世，遗书入藏复旦图书馆，胡玉缙手稿多种，也随同保存于该馆。其中《许庼经籍题跋》（经部部分），经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吴格先生整理，连续刊在《学术集林》卷四、卷五上[15]。 欣夫先生初任苏州女师教师，后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平居课徒，馀力拥书万卷，精研朴学，实事求是。”[15]。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生调到复旦大学，在中文系任教，并于1957年—1960年讲授“文献学”这一课程。 受其父兄与师友的影响，欣夫先生生平酷好藏书，先后以“学礼斋”、“抱蜀庐”、“蛾术轩”为其书斋名。由于“少好目录之学”，又“幼治流略之学”，先生尤长于中国古代目录、版本、校勘之学。 此外，众所周知的近代著名藏书楼“嘉业堂”，自三十年代中后期起，由于经济上的没落和抗战爆发的影响，藏书开始流散。到五十年代初，虽然大部分精华多已易主，但嘉业堂化费巨资于民国初年从清史馆传钞之清代十三朝实录及《国史》稿本等仍保存完好。嘉业堂主人刘承干与欣夫先生交情甚深[16]，自1953年至1957年间，由于先生介绍，复旦图书馆曾三次购入嘉业堂所藏明、清刻本及抄本书，使复旦古籍藏量大为增加，质量可观[17]。 欣夫先生第一部文献学论著是《黄荛圃先生年谱补》。这部著作，是对江标所撰《黄荛圃先生年谱》二卷（1896年刊）的补正。此论著先以论文形式发表于《苏州图书馆馆刊》第一期（1929年），之后先生自印单行本（复旦、上海图书馆藏），并继续徵求黄氏资料。1988年，中华书局题名为《黄丕烈年谱》，将其与江标所撰一同刊行，此本成为现今流传较广的版本。据先生（自序）（中华书局本，99页），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删去七百余条案正后的本子。而复旦藏本中有许多欣夫先生修订的内容。如将此整理，黄丕烈的生平更为明晰。1930年，欣夫先生又与潘利达一起，为赵诒琛撰写《顾千里年谱》搜集考订资料[18]。1933年，出版《荛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荛圃杂著》一卷；1935年出版《思适斋书跋》四卷《补遗》一卷；1936年，《思适斋集补遗》二卷《再补遗》一卷问世；1940年，又发行了《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三卷。至此，关于黄丕烈和顾千里两人的题跋始近完备《此四种合称《黄顾遗书》）。 从1935年开始，欣夫先生与赵诒琛等“发起访求海内诂经、注史孤本”[19]，分任校定整理之责，以干支为书名，自“乙亥”至“辛已”，共印行七部《丛编》，收书七十余种。其中五十九种，附有欣夫先生的跋文[20]。该《丛编》中，收有四种先生所辑之书。①《窳櫎日记钞》三卷（收入《乙亥丛编》），②《三百堂文集》二卷（同前），③《孙渊如先生文补遗》一卷（收入《戊寅丛编》），④《苏氏碎金》三卷、《附绿》一卷（与瞿凤起补辑，收入《丁丑丛编》）。此外，《四部丛刊三编·集部》（1935—1936印）所收《居易堂集外诗文》一卷，也是欣夫先生所辑。总之，解放前欣夫先生主要从事的是有关黄丕烈、顾千里的年谱编纂和著作整理，以及稀见抄稿本的整理与出版。 解放后，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叙录〉之商榷》[21]。此文约二万字。文章从版本学的角度来批评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叙录》中的两个问题：一是《管子》宋刻“杨忱本”之版本问题，二是《管子补注》著者刘绩之时代问题。现分述如下：（一）郭先生根据宋刻本卷首有杨忱撰的序，就将其命名为“杨忱本”。欣夫先生认为：由于序中“无一语及刻书事”，因此该序与刊刻年代没有必然的联系。他又根据书中刻工姓名，判断其刊刻的年代和地区，将“杨忱本”改称为“绍兴浙刻本”。此观点，被日本学者名和敏光先生引用于其论文《〈管子）绍兴浙刻本（杨忱本）小考》与《有关宋本〈管子〉的流传》中[22]。（二）郭先生认为，《管子补注》著者刘绩是辽人。而欣夫先生根据自己的版本学经验，认为“作管子补注之刘绩，决非辽人，且为明弘治时之江夏刘绩，绝无可疑!”王欣夫先生善于将学术研究与史料鉴别融为一体，因此其结论极具说服力。 如上所述，欣夫先生于1957—1960年在复旦中文系讲授“文献学”，由于授课的需要，开始编写有关教材，并于1959年12月定稿。此讲稿，对目录、版本、校雠（同“校勘”）三方面的历史演变，以及主要人物和重要著作，作了较全面的叙述。由于欣夫先生长期致力于“文献”之学，故书中采辑、徵引的材料相当丰富，见解也较为稳妥。先生在《绪言》中认为：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包括的内容，就是广义的文献学，但“广义的‘文献学’是无法在课堂上讲授的；然而，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是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这方法要能够执简御繁，举一反三，譬如一把多种形状的钥匙，可以开启多种形式的锁。书籍既是智识的宝库，对它怎样开启，进一步怎样发掘、整理，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而，提出文献学应包括目录、版本、校雠三个内容，而目录是为了介绍文化遗产，版本是为了检择可靠的材料，校雠是整理材料的方法。欣夫先生还十分重视现代人的研究，在书中提到了鲁迅、郭沫若、马叙伦、杨树达、闻一多、陈垣等人的校勘学成就。 据欣夫先生所写《后记》，原有意出版此“讲稿”。但由于“文革”等一系列变故，此稿一直未能出版。“文革”后，有些院校曾据讲义翻印，作为参考教材（如1983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油印本）[23]。后来，经欣夫先生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徐鹏先生整理，此书于1986年2月正式出版。欣夫先生还在《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1期上同期发表了题为《校雠学家顾千里——<顾千里遗集）导言》和《大藏书家黄荛圃——<荛圃书跋〉导言》两篇论文。分别于前半部分介绍了顾、黄的学术成就和特点，后半部分提出了重新整理顾千里和黄丕烈著作的意愿，和阅读《顾千里遗集》、《荛圃书跋》时的要点。 欣夫先生热悉藏书掌故，对清叶昌炽所撰《藏书纪事诗》勤加补正。先生泛览群书，看到有关藏书家掌故若为叶著所未收，遂逐一批注在叶著宣统二年刻本的书眉上。至晚年，批语已达七百余条之多，但生前没有作最后的整理。“文革”结束后，徐鹏先生着手整理，题为《藏书纪事诗附补正》，于1989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四 欣夫先生收藏并抄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从1960年起，先生择其精华，开始编纂《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此书共有二十七册： 1. 庚辛稿（1960年～1961年）全六册 2. 辛壬稿（1961年～1962年）全六册 3. 癸卯稿（1963年）全六册 4. 甲辰稿（1964年）全六册 5. 未标名目稿（1965年）全三册 全稿不分卷，著录图书大致按经、史、子、集四部排列。前四稿每稿自为起讫，后三册则每册各为起讫。此外，各篇《书录》后又附录原书作者、批校者、收藏者等的题跋。《书录》共著录图书一千多种，按版本计，则九七五种。其中，宋元刻本仅三种，其他大多为清刻本和抄本。《书录》的最大特点，在于著录稿本、抄本、校跋本及过录本居多。现分别说明如下： （一）稿本 稿本共有一五六种（全书的16%）。著者多为清代和近现代人。其中最多的是胡玉缙手稿，凡十二种。以下有曹元忠九种，郑文焯七种，林颐山和曹元弼各四种等。另外，还有清沈钦韩手稿、清翁方纲和清卢文弨合撰稿本各一种等。 （二）抄本 抄本共有四五九种（全书的47%）。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明谢肇淛精抄并手校，又经清周亮工手校之唐沈亚之《沈下贤文集》二卷。明影宋精抄本中，清全祖望手校之宋娄机《班马字类》二卷，也有很高的价值。清抄本中，惠氏红豆斋所抄清惠周惕撰、惠栋编并手校之《砚溪先生遗稿》二卷，清钱大昕、黄丕烈、龚橙手识之清袁廷梼贞节堂抄并校跋本《三朝北盟会编》（存一百七十三卷），清邵晋涵手校、吴骞手跋之万斯同《明史列传稿》二百六十七卷，清朱鹤龄《诗经通义》十二卷，清王士祯选《二家诗选》二卷，以及《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七十二卷等，也很有价值。近代抄本中，赵诒琛抄本达三三种之多（包括二种抄稿本）。其他名家抄本，有叶昌炽二种、孙毓修二种、曹元忠一种、马叙伦一种等。另外，还有傅增湘抄本（“长春室”三种、“双鉴楼”二种、“𢷘之异斋”一种，此五书都经傅氏手校），刘承干嘉业堂抄本二种，余嘉锡读已见书斋抄本一种，胡玉缙鄦盦抄本一种等。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抄本中有一三五种（抄本中的约22%、全书的约14%）是王欣夫先生自抄或请人抄写的。可见先生对文献的珍惜和治学的勤劬。 （三）校跋本 校跋本占《书录》的近三分之一、即所著录的三一二种书附有前人的批校、题跋。如清代著名学者顾千里、陈奂（各四种），何焯、惠栋、王鸣盛、黄丕烈（各三种），卢文弨、莫友芝（各二种），周亮工、戴震、邵晋涵、钱大昕、段玉裁、姚鼐、焦循、沈钦韩、王引之、江标、孙诒让（各一种）等的批校，黄丕烈（三种），陈奂、江标（各二种），何焯、卢文弨、钱大昕、顾千里、严可均（各一种）等的题跋；又有近代著名学人曹元忠（十四种），王荫嘉（七种），傅增湘、曹元弼（各五种），胡玉缙、赵诒琛、瞿凤起（各三种），马叙伦（二种），杨守敬、叶昌炽、叶德辉、吴承仕（各一种）等的批校，赵诒璨（十七种），曹元忠（十三种），胡玉缙（三种），孙毓修、叶德辉、孙德谦、章钰、叶景葵、王荫嘉、傅增湘、马叙伦、顾廷龙（各二种），叶昌炽、罗振玉、罗振常、刘承干、瞿凤起（各一种）等的题跋。此外，《书录》中有十四种欣夫先生自己的校跋本[24]。 （四）过录本 过录他人校跋的书有一百四种。其中四一种是欣夫先生亲自过录的。先生所过录的校跋的作者，共有五十七人。其中最多的是清人惠栋，达十六种之多。还有顾千里（十一种），何焯（六种），段玉裁（五种），惠士奇（四种），许克勤（三种），沈大成、卢文弨、丁杰、吴骞（各二种），王鸣盛、陈鳣、翁方纲、王念孙、王引之、陈奂、俞正燮、莫友芝、刘承干（各一种）等人的校跋。此外，又有九种欣夫先生托朋友过录校跋的书，其中二种，已知是托松江人封章烜临写。这些过录校跋本，极有文献价值，因为附有校跋的原本已不易看到。值得一提的是，《书录》中还记录了王欣夫先生自辑之书共三十三种，其目如下： （1）毛诗释义文校一卷 （清）陈奂撰（载1981年复旦大学中文系编《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简目〕》油印本77页，以下简称《简目》） （2）述古堂经说六卷 （清）冯一梅撰（载《简目》82页） （3）孝经义疏补订补一卷 （清）钟文蒸撰（载《简目》113页》 （4）礼经大义一卷 曹元弼撰（载《简目》144页） （5）水经注释文十卷 （清）汪士铎撰 与蒋国榜同辑（载《简目》93页） （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不分卷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补正不分卷 胡玉缙撰（载《简目》121页） （7）同上又一部（载《简目》121页） （8）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续编二十四卷 胡玉缙撰（载《简目》121页） （9）平湖葛氏守先阁善本书目一卷 （载《简目》122页） （10）觌庵书跋一卷 （清）陆贻典撰（载《简目》140页） （11）义门书跋一卷 （清）何焯撰（载《简目》140页） （12）小山书跋一卷 （清）何煌撰（载《简目》140页） （13）南海伍氏所刻序跋十卷 清谭莹撰（载《简目》121页） （14）嘉业堂群书序跋不分卷 （载《简目》140页） （15）许庼经籍题跋二十卷 胡玉缙载（载《简目》121页） （16）从古堂金石跋尾一卷（清） 徐同柏撰（载《简目》61页） （17）石芝西堪金石题跋二卷金石丛话一卷 郑文焯撰（载《简目》96页） （18）松崖读书记二十二卷更定四声稿四卷增辑松崖文钞二卷 （清）惠东撰（载《简目》127页） （19）清仪阁笔记一卷 （清）张廷济撰（载《简目》19页） （20）显志堂外集补遗一卷（ 清）冯桂芬撰（载《简目》32页） （21）圭斋文集补遗十卷 （元）欧阳玄撰（载《简目》130页） （22）曝书亭集外文一卷 （清）朱彝尊撰（载《简目》131页） （23）石径阁文集外集四卷 （清）冯登府撰（载《简目》132页） （24）巢经巢诗补遗一卷 （清）郑珍撰（载《简目》133页） （25）炳烛室杂文补遗一卷 （清）江藩撰（载《简目》157页） （26）瞿木夫文集补遗一卷 （清）瞿中溶撰（载《简目》157页） （27）笺经室赋录二卷 曹元忠撰（载《简目》96页） （28）笺经室余稿不分卷 曹元忠撰（载《简目》134页） （29）许庼遗集十六卷 胡玉缙撰（载《简目》133页） （30）复礼堂诗集八卷 曹元弼撰（载《简目》134页） （31）复礼堂书牍二卷 曹元弼（载《简目》134页） （32）复礼堂朋旧书牍录存不分卷 曹元弼撰（载《简目》135页） （33）秀水王氏文献丛钞七编（载《简目》118页） 如上所述，《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是“对于校勘学上极有参考价值的”（见前引周子美先生一文）。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欣夫先生就去世了，此书一直没有机会出版。其部分内容，到了“文革”结束以后，才经徐鹏先生整理辑出，分别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198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刊。《论丛》中选刊了十种清代学者手校本的书录；《丛考》以“唐集书录十四种”为题，收录了有关唐人文集十四种书录。值得庆幸的是，《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现经徐鹏、鲍正鹄两位先生整理，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笔者相信，此书的出版肯定会受到学术界的很大欢迎。 五 欣夫先生的藏书，如同历史上许多藏书家一样，遭到了部分散佚的命运。据先生所撰《二十八宿研斋鬻书记》，1955年前后，为助其嫂（荫嘉夫人）的穷困，将已传承两代的五十多种藏书售给北京图书馆。又据周退密、宋路霞著《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记载：“1966年先生去世后，子女在外，夫人年迈，时值文革方兴，烧书、卖书之风席卷全国。为免藏书招祸，经与上海旧书店联系，论斤斥售，装去盈盈两卡车。事后为徐鹏先生闻知，急急赶去，方将先生手批校本、稿本与明刻本全部留下，载返复旦大学。书至中文系后，又由复旦图书馆作价购下，《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亦在其中。……1981年复旦中文系又将其全部藏书之简目付之油印。对照简目，得知藏书十之六七尚属存在。”（见于60页）先生全部藏书的本来面貌已不得见，甚为可惜。但留下部分超过半数，仍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今天利用欣夫先生遗书，仍可仰窥欣夫先生的治学业绩。 总之，王欣夫先生在近代古典文献学研究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贡献不容忽视。对于欣夫先生各类遗著的继续研究和探讨，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欣夫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为古典文献学的进一步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复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吴格先生，以及古籍部各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按，作者三浦理一郎（1965—2007），日本学者，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1987年3月，毕业於日本东洋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文学科（主修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哲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92年3月，毕业於日本东洋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哲学专门（主修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哲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94年9月来华，先后进修于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中国文学专业班及中国语言文学系。1996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师从吴格教授研习中国古典文献学。原文载《复旦学报》1999年第2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