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传统的修辞和诗观——读《通感》和《诗可以怨》
比较文学界认为，优秀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学识不仅应该是百科全书式的，而且他的研究成果应该是有体系性的。①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不是文学比较（compare to literature）。钱钟书先生说，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区别是：非文学作品只求readable（可读），而文学作品须求re-readable（耐读和重新读）。②用这话来形容他的两比较文学作品《通感》和《诗可以怨》是再好不过的了。
钱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③钱先生的《通感》和《诗可以怨》是作者理论的身体力行。对中国古代诗学进行现代诠释，打通中西，基以比较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本土主义，进行了彻底的中西诗学对话。④
“通感”是中外艺术创作，社会生活中常用的一种现象，尤其诗作中的一种修辞现象。然而古代的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理解和认识。什么是通感（synaesthesia）？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器官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钱先生引经据典、驰骋中外诗句对自己定义的“通感”进行了详细的解释。除了大部分中外诗句外，钱先生还列举了一些活泼生动的普通汉语，如：光亮、响亮、热闹、冷静、寒冷和“讹误”译名的“观音”等。文中分析通感对音乐进行描写的观点最为经典。好的音乐描写文字都是把听觉和视觉通连。“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高山，汤汤乎若流水” ⑤方为知音之“弹”。《礼记.乐记》、《琵琶行》和《老残游记》等文字的比较更是合理阐述了好的音乐的文字描写让人感受到音乐的“尖锐”（sharp）和“纯重”（heavy）之分。而西洋钢琴音乐教科书所常说弹出的“珠子般的音调”让人“三月不知肉味”。孟郊的“商气洗声瘦”更是说明音乐有肥有瘦，更是儒家音乐理论的传统区别。可惜我们是不太容易能感受到“宫商角徵羽”的“郊寒岛瘦”般的音乐了。
文学艺术中的语言学有通感，心理学也有。比如，一提起美、丑，人们的脑海中马上涌现出胖瘦高矮之类的意象，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两个字而已。看来，在“通感”眼中“单感”是多么的无趣而没有味道。
《诗可以怨》是作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篇演讲文字，文字俏皮生动。《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可以说是中国古诗创作的重要文学理念，甚至文学创作。而这一文学理念和日本的“物哀幽玄”极为接近⑥，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明两国民族在一些方面的共同文学传统和美学追求。所以，钱先生讲这样一个熟悉的话题是再好不过的了。
钱先生首先把尼采的“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的论点与我国的“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的传统看法相比较。说明“忧愁幽怨”而诗的古来理论。举传统论点《汉书.艺文志》：“诗言志：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但司马迁和陈子龙则只强调诗歌诗的“怨”或“哀”了。如乐府《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长歌当哭”说明了古代的歌行体大部分都不是乐感咏发。
中西双方的“蚌病成珠”例子，说明诗是痛苦的一种分泌，不管是自然如松杉的树脂，还是病态如牡蛎的珠子。同一件东西，韩愈认为“不平则鸣”；司马迁强调“发愤所为作”，可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刘勰意旨“诗必穷而后工”；钟嵘认为“蚌病成珠”，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与弗洛伊德“不能满足欲望的人，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痛。”极为类似。钱先生告诉我们，“不平”和“发愤”不同，前者有欢乐，而后者则无。韩愈且说快乐虽也使人作诗，但作出的不会是很好或最好的。言外之意，好诗必先穷后而工整。哀怨，苦难才能产生真正的诗歌和文艺。
虽然诗是关于忧伤的奢侈，但“不病而呻”已成为文学生活里不可忽视的事实。钱先生幽默的说明了这一现象，传统里的诗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才高，正如传统的美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娇多”。并笑谈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李彦庭的例子更是变相的“东施效颦”，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伤。“不愁而愁”、“为作而愁”、“闭门造愁”都是不病而呻、不愤而作。秋天的心情不是“愁”，文人少沾点“酸醋”。这里说明钱先生写诗为文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真性情”，切勿矫柔造作；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南宋一“蜀妓”的《鹊桥仙》和海涅的一爱情诗就说明了其人不如其文，心手不一的情况。⑦
钱先生在文末提出：人们在古代更欣赏“悲苦”的艺术作品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诗歌评论重视“穷苦之言”，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悲剧更是一切剧种中的伟大极品者。
钱先生开辟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另一个传统，即修词、评点、谭艺的传统与西方新学的融合。⑧纵观两篇有关诗的比较文学作品中“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更是印证了他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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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上册，第563页。“他的学识是百科全书式的，但却缺乏体系性。”（罗素对培根的评价）；《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②《落日颂》钱钟书著作。
③《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张隆溪著，见于《读书》三联书店1981年，第10期，第135页。
④《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现代诠释是实现古代诗学之现代转换的必由之途”。
⑤出至《吕氏春秋.本味》。
⑥《物哀与幽玄 日本人的美意识》 叶渭渠，唐月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蜀妓的《鹊桥仙》和海涅的爱情诗详见原文。
⑧《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胡晓明著。
钱先生认为文艺理论的比较研究即所谓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是一个重要而且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术语和西方的术语加以比较和相互阐发，是比较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③钱先生的《通感》和《诗可以怨》是作者理论的身体力行。对中国古代诗学进行现代诠释，打通中西，基以比较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本土主义，进行了彻底的中西诗学对话。④
“通感”是中外艺术创作，社会生活中常用的一种现象，尤其诗作中的一种修辞现象。然而古代的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似乎都没有理解和认识。什么是通感（synaesthesia）？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器官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钱先生引经据典、驰骋中外诗句对自己定义的“通感”进行了详细的解释。除了大部分中外诗句外，钱先生还列举了一些活泼生动的普通汉语，如：光亮、响亮、热闹、冷静、寒冷和“讹误”译名的“观音”等。文中分析通感对音乐进行描写的观点最为经典。好的音乐描写文字都是把听觉和视觉通连。“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高山，汤汤乎若流水” ⑤方为知音之“弹”。《礼记.乐记》、《琵琶行》和《老残游记》等文字的比较更是合理阐述了好的音乐的文字描写让人感受到音乐的“尖锐”（sharp）和“纯重”（heavy）之分。而西洋钢琴音乐教科书所常说弹出的“珠子般的音调”让人“三月不知肉味”。孟郊的“商气洗声瘦”更是说明音乐有肥有瘦，更是儒家音乐理论的传统区别。可惜我们是不太容易能感受到“宫商角徵羽”的“郊寒岛瘦”般的音乐了。
文学艺术中的语言学有通感，心理学也有。比如，一提起美、丑，人们的脑海中马上涌现出胖瘦高矮之类的意象，而实际上这仅仅是两个字而已。看来，在“通感”眼中“单感”是多么的无趣而没有味道。
《诗可以怨》是作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一篇演讲文字，文字俏皮生动。《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可以怨”可以说是中国古诗创作的重要文学理念，甚至文学创作。而这一文学理念和日本的“物哀幽玄”极为接近⑥，有异曲同工之妙 。说明两国民族在一些方面的共同文学传统和美学追求。所以，钱先生讲这样一个熟悉的话题是再好不过的了。
钱先生首先把尼采的“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的论点与我国的“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的传统看法相比较。说明“忧愁幽怨”而诗的古来理论。举传统论点《汉书.艺文志》：“诗言志：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但司马迁和陈子龙则只强调诗歌诗的“怨”或“哀”了。如乐府《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长歌当哭”说明了古代的歌行体大部分都不是乐感咏发。
中西双方的“蚌病成珠”例子，说明诗是痛苦的一种分泌，不管是自然如松杉的树脂，还是病态如牡蛎的珠子。同一件东西，韩愈认为“不平则鸣”；司马迁强调“发愤所为作”，可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刘勰意旨“诗必穷而后工”；钟嵘认为“蚌病成珠”，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与弗洛伊德“不能满足欲望的人，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痛。”极为类似。钱先生告诉我们，“不平”和“发愤”不同，前者有欢乐，而后者则无。韩愈且说快乐虽也使人作诗，但作出的不会是很好或最好的。言外之意，好诗必先穷后而工整。哀怨，苦难才能产生真正的诗歌和文艺。
虽然诗是关于忧伤的奢侈，但“不病而呻”已成为文学生活里不可忽视的事实。钱先生幽默的说明了这一现象，传统里的诗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才高，正如传统的美人并无“恨事”而“愁”，表示自己“娇多”。并笑谈诗曾经和形而上学、政治并列为三种哄人的玩意儿。李彦庭的例子更是变相的“东施效颦”，只求诗对好，不怕两重伤。“不愁而愁”、“为作而愁”、“闭门造愁”都是不病而呻、不愤而作。秋天的心情不是“愁”，文人少沾点“酸醋”。这里说明钱先生写诗为文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要“真性情”，切勿矫柔造作；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南宋一“蜀妓”的《鹊桥仙》和海涅的一爱情诗就说明了其人不如其文，心手不一的情况。⑦
钱先生在文末提出：人们在古代更欣赏“悲苦”的艺术作品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诗歌评论重视“穷苦之言”，欣赏音乐也“以悲哀为主”，悲剧更是一切剧种中的伟大极品者。
钱先生开辟了一种以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和艺术学配合以说诗的学术方法，代表了古代的另一个传统，即修词、评点、谭艺的传统与西方新学的融合。⑧纵观两篇有关诗的比较文学作品中“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更是印证了他的学术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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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上册，第563页。“他的学识是百科全书式的，但却缺乏体系性。”（罗素对培根的评价）；《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②《落日颂》钱钟书著作。
③《钱钟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张隆溪著，见于《读书》三联书店1981年，第10期，第135页。
④《比较文学概论》杨乃乔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2页。“现代诠释是实现古代诗学之现代转换的必由之途”。
⑤出至《吕氏春秋.本味》。
⑥《物哀与幽玄 日本人的美意识》 叶渭渠，唐月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⑦蜀妓的《鹊桥仙》和海涅的爱情诗详见原文。
⑧《陈寅恪与钱钟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 胡晓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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