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文版序言

为什么当代中国社会学家要阅读本书呢？这是一本关于一个美国社会学系的书，已经出版将近二十年了，作者既是该系的博士毕业生，又是该系的教师。

我可以用如下主张回答这个问题：芝加哥社会学对这门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我非常适合来阐述芝加哥学派的理论；自从本书出版以来，芝加哥的过程性（processual）、位置性（locational）社会学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是如果我这样说，我便表现得如同《三国演义》中某些自负的英雄豪杰，不仅在自己的军队前耀武扬威，挥舞着战戟，宣告之前的胜绩，也挑战其他学术传统的英雄，让他们列举战功，然后和他在知识争论中较量个三十回合。

多年之前，我可能这样行事。在过往的时光中，我的确见过像张飞一样的同事勇猛地大喝一声，挥舞战戟。但是，我不再认为社会学构成这样一种战国体系。我也已经认识到，我们关于社会学的交锋，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诸多回合一样，无法解决这个学科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任何重要问题。相反，我认为社会学是一种多个面向的、世界范围内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是为了理解甚或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而芝加哥社会学是这种努力的版本之一。要理解这种努力，就要理解一个传统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如何解决理解和促进社会生活这个谜题。

然而，当我真正认识到芝加哥学派拥有历史上的和当下的重要性的时候，我知道像所有事情一样，这些终将成为过去。因此，读者是否准确理解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地位和结构，谁在其中和谁不在其中，谁受到了谁的影响和怎样的影响，这些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读者看到一位芝加哥社会学的实践者，正在理解和实践着其自身的传统，使这一传统适应于新的思想，并且将其他新的思想吸收到这一传统中来。看到另一位学者在其自己所处的地点和时间做这些事情，可能会有助于读者更多地知道，他或她自己在另一个地点和时间可以如何来做。

总之，我认为读者应该将本书当作一首关于芝加哥社会学的散文诗来阅读。这首诗在许多方面都很严谨。它有脚注，引用了许多资料，考虑了替代性假设，并力求做到史实的准确和解释的公允。然而它的主要目标并非真的给出权威的经验分析，即使是在它对芝加哥社会学系著名期刊《美国社会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四个章节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它的主要目标是利用芝加哥社会学的历史，来展示如何做芝加哥式的社会学研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需要一种诗歌的结构。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是一种熟悉的结构。尽管本书划分为七个章节，但实际上拥有四个部分，正如一首近体诗拥有四联。第一“联”是第一章，关于芝加哥学派著述的历史。第二“联”是第二章，讲述了这个学系在一段短暂时间中的故事。更长的第三“联”用四章讲述了《美国社会学期刊》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第四“联”则适时得出了整体性的结论，用两个简单的陈述来总结芝加哥学派的核心理论思想：第一，所有社会事实（social facts）都从它们所处的特定物理和社会地点中获得意义；第二，这些社会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卷入特定的社会过程，也从特定社会过程的时间逻辑中获得意义。

因此，本书以及芝加哥学派的根本主题都是空间位置（spatial location）和时间继替（temporal succession）。这四“联”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两大主题。在关于芝加哥社会学的历史书写中能看到，第一章呈现了芝加哥特定的人物阵容，以及他们所处的特定位置。换言之，该章介绍了在其位置上的行动者。第二章呈现了时间中一个单独的时刻，从而在学系的多重情境中定位学系，然后聚焦于一个学年（1951—1952年）中的研讨会。在此，我们看到了位于某种社会和文化生态中的思想，以及在这种特定生态中行动者之间当下因果关系（present causality）的相互作用。相比之下，第三章到第六章探讨的不是当下的社会情境及其因果关系，而是继替的时间情境，以及它们的叙事关系；它们按照年代顺序记录了我所谓《美国社会学期刊》的“谱系”。第二“联”展示了一系列思想的同心圆式的社会情境，而第三“联”展示了在不同时刻的场景中，一系列实践的继替的时间情境。第二联中采用时间情境，建立起了对某一时刻思想的生态分析，而第三联的各章讨论社会情境，建立了一个期刊在时间中展开的时间叙事。

最后一联是第七章，虽然像第一联一样概括，但不再采用芝加哥学派历史编纂的外部视角，而采用一名学派成员的内部视角，他自己亦尝试在新的时间和地点中重新界定芝加哥学派的一个新视野。这是“展演性的”（performative）尝试，通过明确的术语，陈述芝加哥学派的视角，并付诸实践。因此在最后一章中，我正是在追随浓缩了旅夜中的思索，自比为“天地一沙鸥”的杜甫。我将本书的观点和结构结合成了对芝加哥学派理论的论述，视“现在”（the present）为沙鸥似的行动的不安之所。只是并非天地之间，而是过去与未来之间；也并非将这种“现在”视为诗人单独的当下，而是视为在复杂结构中，无数个体和社会实体簇拥的“现在”，而这正是当下行动的前提条件。

因此，将本书呈现给中国读者的任务，使得我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自己的著作。现在让我详解各章的内容，以让读者能够详明这首诗的各个部分如何携手并进。

首联第一章通过评述关于芝加哥学派的大量文献，引入了时间和空间的主题。芝加哥学派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既由那些在芝加哥工作和研究的社会学家构成，也由他们的学生中追随某个理论规则体系的人所构成，每个规则都以不同方式表达着空间位置和时间继替的潜在主题。规则共有三个。第一个规则是致力于对社会组织进行参与式的，往往是民族志的研究。调查对象可以是现代性或都市的社会组织，但也并非总是如此。第二个规则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心理学，聚焦于互动，也将个体自我与社会群体视为在社会过程中持续不断的活动的产物。这是与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有关联的社会心理学，也源于米德及其实用主义的同事：C.S.皮尔斯（C. S. Peir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第三个规则关于处于当下的社会事件的生态学路径：这些事件的结果总是被当作其周围情境的函数。在芝加哥传统中，该规则最好的例子是对犯罪和种族冲突的研究，然而这类生态学模式也是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Hughes）及其学生的职业社会学的核心。

第一章实践着它所鼓吹的规则。该章对芝加哥学派的介绍，不仅将之视为一系列真实的学者和思想，也视为一种在文化上构建的（芝加哥学派的和关于芝加哥学派的）形象和信念的混合物。它由内部人和外来者怀着参与的热情，肯定和否定地载入编年史，在持续的且经常几乎是无序的研究、教学和反思活动中产生，并深深地受到它周围的学科世界的塑造。然而我自身也是芝加哥学派的又一位“制造者”，在我正将它的多位历史学家载入编年史之时，我也创造了芝加哥学派的一种形象。

自从1998年原始数据被收集以来，这一章没有做任何的修改。在这期间，关于芝加哥学派又出现了数十本新书和许多论文，在我的书架上就摆放着用法文、意大利文、日文以及其他文字撰写的关于芝加哥学派的著作。事实上，最近有一本著作将我置于芝加哥传统当前倡导者的位置［来自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安德鲁·阿伯特和芝加哥学派的遗产》（Andrew Abbott et l＇heritage de l＇ecole de Chicago）］。这一切都突显了，“何为芝加哥学派”在不断地变化，既因为当前的研究工作正在不断重构它，也因为历史学家不断尝试弄清它难以捉摸的本质。

然而，第一章的文本并没有被修改，这一事实正好表明以诗歌而不是“科学历史”的方式来阅读它的重要性。它或许最好被视为一个人的诗歌，是这个人在特定时刻为回应对于学系历史的解读所撰写，而他不仅在该系学习，后来还成了该系教师中的一员。

接下来的两“联”：第二章与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别阐明了芝加哥学派两个重要的主题。正如战后的某个时刻所表明的那样，第二章的焦点是位置与社会和文化情境的形塑力量。又如《美国社会学期刊》的叙事史所表明的那样，第三章到第六章的焦点是时间位置（temporal location），以及渐次展开的谱系的形塑力量。在每“联”内部，空间和时间轮番登场。正如第一章介绍了整本书的主要人物一样，第二章首先介绍了1945年至1960年这个短暂时期中芝加哥社会学的人物。该章分为两个部分，其本身就包含着芝加哥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核心洞见。它先讲述了这些年学系的历史，又聚焦于一个时刻：1951—1952年关于社会学本质的学系研讨会。因此在这短短的篇幅中，包含了驱动整个学系和学科存在的所有重要观点，以及关于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叙事和分析、科学和人文之间的重大争论。此处详细记述的研讨会（400页逐字记录的会议记录为本章的分析提供了资料）也向读者表明：“芝加哥学派”这个文化实体如何在思想的生态中，作为在特定环境中一组共振（resonance）和自我支撑的概念而存在。因此，本章从时间的叙事转向文化空间的生态。

第三章到第六章颠倒了时间和空间的出场顺序。这些章节考虑到了期刊历史上的四个延伸“时刻”：阿尔比恩·斯莫尔（Albion Small）的《美国社会学期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美国社会学期刊》（即第一个和第二个芝加哥学派期间），1950年代中期之后新专业主义的《美国社会学期刊》，以及在“现代”形式下的《美国社会学期刊》（即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与第二章的顺序相反，每章都以一个继替性时刻的社会-空间情境开篇，即大学以及更大范围学科的状况。在用社会情境开篇之后，这些《美国社会学期刊》的章节叙述了期刊本身的发展。诸章都以社会情境作为引言，展开对期刊的叙事分析，而第二章则是以叙事情境作为引言，展开对思想的生态分析。

这种从生态到叙事的连续转向很容易辨别。第三章是从学科的本质转向《美国社会学期刊》的创办。第四章是从大学和学系的情境，转向导致了《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创刊的学科冲突。第五章从战后大学和学科的情境，转向了科学主义在《美国社会学期刊》中的兴起，体现为双盲评审的形式，以及相信只有一种正确社会学方法的主编。第六章为了讨论“现状”，省去了社会情境，直接转入对于期刊现代发展的叙述。因此在《美国社会学期刊》诸章中，每章都遵循着从社会情境到叙事发展的内在轨迹，每章的叙事也详细阐述了《美国社会学期刊》的编辑、审稿、财务以及特殊问题等制度实践。

由于第六章将本书带到了当时的现状（1990年代），它必然面临未来的议题。于是该章以从经验分析转向应然性提议而结束，因为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转换，必然从是什么（或过去是什么），转向可能是或应该是什么。当然，这种转向有点反讽的意味。在《学系与学科》出版后不久，我本人成为了《美国社会学期刊》的主编（2000年7月）。我担任主编一直到2016年9月（其中2002—2003学年因学术休假暂时离任）。

此处的总结表明，这首“诗”的中心主题在每联内反复出现，然而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第二联的结构与第三联的结构并不对仗（在近体诗中本该如此），而是结构颠倒。整本书中重复了特定的探究模式：一方面是绘制出结构，以及学系、大学、学科和学术的情境；另一方面是学系与学科冲突、期刊编辑的发展，以及学术立场和内容变化的叙事。所有这些事物都意在向读者展示时间和空间复杂的辩证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谱系的生成与当下时刻中决定性的因果关系，以及情境的中心性和特定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且不论这些情境或位置是社会或文化的，时间或时刻的（momentary）。

第七章将所有这些放到一起，构成了单独的阐述，正如一首遵循近体诗韵律的诗经常以单一意象作结，为诗歌隐含的信息提供了一种形式。不幸的是，在此我的隐喻被打破了。因为第七章并不是一句诗，而是一场公开演讲，是在1992年美国社会学会索罗金讲座原稿上稍作修改的版本。现在，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劝导性演讲并非一种重要的文体。因此读者必须跳出熟悉的形式来阅读这个章节，它是英文语境中一种充满激情的尝试，设想听众陷入了纯粹的经验主义，要向他们传道。该章想要表明社会学有一份极好的实体性遗产，社会学并不是抽象和远离现实的，普遍论实证主义（universalist positivism）可能成为毫无意义甚或压迫性的研究工作的一个借口，事实上为了对完全情境化的社会现实（contextualized realities）进行更精妙的分析，未来的方法论将避开这种普遍论实证主义。为了契合这种充满激情的目的，该章的语言和某些观点偶尔是对抗性的。事实上，这章有十足的张飞式风格。

然而自从这章写就以来，其中许多预测已经变成了现实。在序列分析（我自己的贡献）、增长曲线分析，以及其他一系列技术的普及中，将事件置于时间情境的分析已经兴起。将事件置于空间情境的分析，经历了地理信息系统字义的空间性（literal spatiality）与网络分析隐喻的空间性（metaphoric spatiality）的巨大的发展。只有表13右下角的单元格，一个时间和空间情境性共同呈现的单元，仍然有待填补。这种时间和空间共同的理论化左右着我2000年以来大部分的理论关注点。我在专著《过程社会学》，以及2016年9月在北京大学所做的演讲中都报告了它的进展。

尽管第七章有些不熟悉的修辞形式，但是对于《学系与学科》这首“诗”来说，它是恰当的情感收尾。因为它恰好是第一章的倒转。第一章尝试从外部冷静地处理历史，尽管并非总是那么成功。相比之下，第七章直接置身其中。它完全是一个内部行动者的作品，这个人主张应然性地、展演性地界定芝加哥传统。第七章的演讲者告诉我们，第一章中的发言者存在不可避免的偏爱。但这并不是要说这种偏爱是可以避免的，它不可避免。第七章揭示了这种偏爱到底是什么——一个充分认识到不可能达到客观性的人，为了客观性所做的最大努力。事实上，本书的两个核心单元第二章与第三到六章，也都被第七章揭示出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偏爱，即使它们的客观性由大量的脚注和档案资料支撑，因而显得更加完整。

于是，本书构成了一个连贯的整体。事实上，从中国视角将本书视为一种特定的诗歌形式，使我比以前更喜爱这本书了。我以前总是认为本书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然而，按照近体诗的韵律来看这本著作，我发现了一种我未曾觉察的统一性。

自从1999年以来，即第六章“现代”的《美国社会学期刊》被2000—2016年“阿伯特的《美国社会学期刊》”（现在它本身也已是过去式）的“当下”所取代以来，关于本书中的人物发生了什么，我仍然还有一些话要说。简而言之，由于作为期刊主编的责任，我自己的观点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本期刊的名称不仅表明了其全国性视野的抱负，在阿尔比恩·斯莫尔时期的实践中还体现了对国际性影响的追求。

在全国层面，作为主编，意味着我必须将什么是最好形式的社会学研究的个人观点放在一边。我必须为期刊寻找和接受在作为整体的美国学科中，获得学术认可的某类社会学的真正优秀的典范性论文。学科是一片有众多主题领域和方法论的群岛，非常像菲律宾。有一些大的岛屿，诸如分层、组织或社会运动的社会学；也有一些中等规模的岛屿，像科学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或历史社会学；还有一些小的岛屿，比如谈话分析或音乐社会学。作为编辑，我每年需要两篇来自大岛的论文，一篇来自中等规模岛屿的论文，偶尔还需要一篇来自小岛和环礁的论文。对于我来说，一篇可以被接受的论文需要符合下列三个标准：它被自身所在岛屿的居民评为优秀，它被附近岛屿的居民认为是合乎情理和重要的，并且对于整个群岛中普通的社会学读者来说，它以一种有趣而全面的方式撰写。因为期刊和学系都曾有（并且现在仍有）一个假定，那就是即使在这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仍然有普通的社会学读者。

在这15年中，我对6000篇论文做过决定，并阅读了这些论文的17000份审稿意见。完成这些工作不可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一个人的胸襟。的确，本书所阐明，以及我自己的研究中［特别是《时间之重》（Time Matters）］清楚呈现的，我本人对于社会学的本质有着坚定不移的观点。尤其是在职业生涯早期，我有张飞式的精力，抨击占主导地位的“变量范式”。当我执掌《美国社会学期刊》的时候，这绝无可能了。作为主编，我刊发了数以百计的文章，而作为一名学者，私下里我并不认同它们的观点。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必然变得越来越不像张飞了。事实上，我开始认为健康的社会学必然是多元的，近乎无政府的状态。正如本书第二章中所描述的，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自身似乎就是如此。

在国际层面，则发生了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首先我的目标是增加来自美国之外的文章数量。然而作为主编，我很快认识到社会学文章存在“典型的国别类型”。我们美国人的文章通常篇幅都很长，有源自一般理论传统的明晰的困惑和假设，在假设与方法、细致的数据与方法之间紧密相联，还有明确的理论性结论，即使这些结论往往并不重要。荷兰人和实证的德国人做的社会学，在美国曾被称为“尘暴区社会学”（dust-bowl sociology）：文章非常短小，有非常明晰但几乎不基于理论的假设、非常具体的数据、精确的分析，以及非常鲜明的结果，可很大程度上是无法普遍化的。法国人在文章中采用多种方法，从多种视角出发研究单个议题。英国人倾向于许多美国人所谓的“软性社会学”（soft sociology）：很强的理论性，松散的方法论，并且经常与应用和公共政策联系紧密。当然，这之中存在例外，所有这些国家都有恣意跨越这些界线的学者，但《美国社会学期刊》在稿件上的“国际化”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在定量这个美国模式得到非常一致普及的领域，荷兰人以及德国重要的定量学派都撰写简短且信奉简单累积的文章，而这在30年前就已经从美国社会学中消失了。

一个意外之举为我解决了期刊如何实现国际化的问题。因为担心我的学生和年轻同事正在忽略这个学科中重要的传统，我在2009年创建了芭芭拉·塞拉伦特（Barbara Celarent）这个角色。从2009年7月开始，每期都刊发一篇评论性文章，塞拉伦特教授在文中会探讨一些已被遗忘而需要被重新带回学科视野中的著作。我在第一年撰写的文章都有关我自己长期喜好的源自英语传统的著作，但是从2010年7月到2015年这个系列结束，我只书写了那些在欧洲和北美“大都市”之外出生的学者。（这个系列中有三位中国社会学家：陈达、瞿同祖和费孝通。）

塞拉伦特计划使得期刊的部分内容变得真正国际化了［在2017年3月，这些评论也以《多样化的社会想象力》（Varieties of Social Imagination）为名结集出版］。它也对我自己的学术计划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撰写这个系列的过程中，我遭遇了一种巴洛克式的多元价值图式，它们在不同的地方支撑着社会学。我不得不开始反思，一种真正国际化的社会学应具有什么样的价值预设，才能又不失价值和文化的多样性，又能维持着如此丰富多样的共同体。定量分析当然是西方社会学国际化的主要模式。在这种视角下，社会学应该变得极其普适和抽象，以至于可以适用于任何文化。但是我自己的理解，以及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基础，都表明这种路径危险和狭隘，实体上是空洞的，并且当它被当作一种展演，即当它变成了评判社会学的标准之时，实际上就变成了将西方价值强加于世界上不同社会和文化的霸权。这令人无法接受。可如果没有它，我们就必须直接理论化国际化和差异的问题，而且要在根本价值上往往存在很大分歧的文化情境中来这样做。

这就说到了我当前研究工作的重心。从我2015年在巴黎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讲座中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我如今理论工作的中心问题。出于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理由，今天重新回来阅读《学系与学科》，为新读者撰写这篇新序言的，是一个不同的我。或许，这才是我觉得最好将本书看作一首散文诗的真正理由。它是一首关于时间性和社会-文化的情境如何必然塑造所有人类事务的诗。我已不再是撰写本书时的我，这一事实强调了这种塑造作用，这种塑造作用也确实是本书中叙事和讨论的主题，同时也是本书中进行各种历史分析的假定。杜甫说得好：我们所有人都像天地一沙鸥，栖居于一个不安而复杂的当下，在已然固化的过去和颠簸的、未知的未来之间，心神不宁地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