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提出、传播、接受和定型

美国历史学家沙培德的《帝国之后》是一部关于清末民初“国家”观念转型的力作。在书中，作者试图回答一个长久以来困扰中外史学界的重大问题：清末的中国人为何会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帝制推翻，为何民初任何试图复辟帝制的努力都失败了？为此，作者梳理了以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清末民初改革重臣的理论观点，试图在观念的发展流变中整理出一条国家观念如何提出并被逐步接受进而深入人心的理路。

自古以来，中国的王权立足于一个有序且其基本秩序可以被理解的宇宙。如果宇宙没有秩序，君主制就会失去基础。可以说，秩序是理解传统中国运作和存续的关键钥匙。

中国的皇帝既代表官僚政治和军事领导者，又代表神圣的宇宙领导者。“德”并不是内在的善良，更不是超凡脱俗的善良，而是对人民利益的有远见的奉献，即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在父权制社会中，一家之主经常与帝国的首领类比。国家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家庭，而家庭则是国家的微缩单元，遵循着与其类似的道德准则。孝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由此提出了涵盖国家和社会结构的统一的信仰和道德要求。

以康有为为例，康氏作为保皇派，对现行的政治秩序或多或少抱有和解的态度。康氏在他早期著作中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抬高统治者，而是要自上而下进行改革。康氏通过赋予能够进行体制改革的皇帝超凡魅力来对国家观念进行重塑。康有为对专制制度的主要反对意见是它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造成了鸿沟。他从日本明治维新中吸取了经验教训，明治天皇的伟大成在于他弥合了日本人之间的鸿沟，结束了日本的孤立状态。明治日本实现了行政效率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又使“自治”和“民意”相协调。康氏在《大同书》中的观点，其核心要义就是要阐扬，苦难的根源在于“界限”，国家和阶级的界限、物种的界限以及由此造成的苦难的传播。

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对待清末君主制的问题上，表现出了矛盾和两面性，他一方面尖锐批评君主制，呼吁民众参与政府管理；另一方面欣赏君王的特殊力量，担心人民无法驾驭民主。当然，梁氏对君主制抱持一种“与时俱进”的态度，他认为，“不能制定法律的人不是圣贤，不能顺应时代行动的人不是圣贤。”当然，梁氏在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制中倒向前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彼时中国民众的受教程度，要想把一团散沙的中国人拧成一股绳，就需要给他们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种情形下，皇帝为民众提供了一种聚焦和寄托。梁氏认为君主制是一种必要的“恶”，在通往强大的民族国家的道路上，民众需要经历一个在睿智且因应时代变化的皇帝引领下带领国家走向昌明的过渡阶段。为此，他积极褒扬圣人为民族社会而改变的开放态度，并据此认定圣人的本质是一种积极的灵活性。总体而言，梁启超主张建立强大的国家，但反对专制统治——一种统治者不区分公私任凭个人意愿专断裁决的专制。

与康梁不同，张之洞主张学习和吸收西方技术，他提出“中体西用”的思想主张。但张之洞将改革限于器物层面，改革不能触及制度层面，这反映了保守派对于改革的普遍心态，既要鼓励改革，但又不能“伤筋动骨”。保守派对传统秩序的维护是非常坚决的，这在他们对待民主的态度上可见一斑。保守派认为，“民主”的真正含义仅仅包括议会作为民意的表达，而不是行使权力的手段。如果在社会领域实行“自治”，那么自私就会占统治地位。届时，人们偏爱家庭甚于国家，下级不再服从上级，学生不再尊重老师，如此等等，通过三纲得以维系的父权制家庭和国家秩序将彻底崩坏。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保守派对民主的强烈抵制，与其说是对特定政治体制的恐惧，不如说是对平等主义的恐惧，而这种放任自由、不受羁束的民主恰恰对保守派效忠维护的秩序构成了巨大威胁，在他们眼中，无休止的革命是“叛徒”和“煽动者”，它摧毁了中国数千年来的道德、礼节和政治，将中国变成了一个蛮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