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蓄的力量

王鼎钧与叶圣陶相隔11岁，算同时代人。叶圣陶先生曾和亲家夏丐尊同著了一本《文心》，专讲写作技法。王鼎钧的这本《作文六要》也是讲写作技法。两者对比，我更喜欢王先生的这本。

其一，《文心》成书的年代则在抗战时期，语言带有民国时期白话文的风格，读起来不太贴合当下的语言习惯。《作文六要》面对的是现代读者，语言更贴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其中涉及到的网络用语、新冠疫情的例子让读者理解起来更直接。

其次，叶圣陶先生当年写《文心》本意是指导中学生写作，王鼎钧先生的《作文六要》更多的是自己写作经验的分享，除了中学生之外，还包括其他对写作有兴趣的成人，所以更自由洒脱一些。

最重要的一点，在《作文六要》中能看到王先生对人生和生活的态度，这跟他写作此书的初心有关。而叶圣陶先生写作《文心》的初心是给中学生编一本写作教材，其他则不在考虑范围。

王先生是旧时的知识分子，每个毛孔里都是散发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体面和周到，这些体面和周到又融合成一种美：克制、内敛、含蓄、隐忍。这些在《作文六要》里随处可见。

他在引言里说：“写作的人先有生活后有文章，作文跟做人有关系。下笔的时候想一想这件事我能不能做，做事的时候想一想这件事我能不能写。我们‘做值得写的事，写值得做的事'。”

这是对“文以载道”最朴素地表达。看过王先生的自传作品《关山多路》之后，会对王先生的这句话有更深的感悟。王先生从少年开始，一直都在选择值得做的事，每一次选择都能看到一个普通人对道义的坚守。在那个动荡的时代，这样的坚守更为艰难。

王先生在这本书里特意强调了说话的“含蓄”的力量。“在作文的时候，不但遇到不好听的字眼要设法含蓄，一般叙事、抒情用得着含蓄的地方也很多。你下笔要写出来的事情，往往不会有什么惊人的秘密，而只是一些人所共知、人所共见的事情。你如果用很直率、很平板的话把它说出来，就不会有什么回味。而回味是文章里面不可缺少的魅力。”

东方人是极其讲究含蓄美的，“犹抱琵琶半遮面”、“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含蓄里，有东方人的隐忍、克制、内敛和生生不息。

严歌苓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描写过欧阳夫妻谈论戏剧时的一个场景。妻子出身市井之家，文革时期是当红的样板戏演员，在台上动作、唱腔无一不体现慷概的革命气概。丈夫出身上海名门，自幼是看梅兰芳的京戏长大的。他顶顶瞧不上妻子演戏，有一回对她说：“看过梅兰芳演戏吧，举手投足要含蓄。”妻子心里咯噔一愣，想着梅兰芳的一张戏票要一根金条，自己幼时怎么看得起。可见“含蓄”是贵族才特有的精神世界。

王先生虽出身微寒，但从小跟随基督徒的母亲熟读《圣经》，山东的老家的儒家对他影响也很大，这两者塑造了王先生性格底蕴。使得这本《作文六要》极具温情，沁人心脾。

在“古典诗变奏”的这一章节，可以触摸到王先生的审美。大陆的作家当中的，汪曾祺是极具审美力的，但终究因文革中遭受的迫害而显得紧缩和怨愤，如同喝了一口加了水的烈酒。而王先生的文字，如同一杯甘醇的老酒，所有的棱角已经抹平，剩下的是微微的甘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