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董树宝（本书译者）：阅读和理解福柯，需要智识、知识与胆识
阅读经典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我们能够与伟大作者的灵魂进行对话，不断提高认识自我与他人的能力，不断提高认识世界与社会的能力，由此锤炼个人的心智，驻足现在，回望过去，把握未来。《知识考古学》无疑就是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知识的发展史，潜入话语形成的内部和深层洞察历史与现实，洞察知识、话语与权力的隐秘关系。
——董树宝
三联学术通讯：七个问题丨董树宝：阅读和理解福柯，需要智识、知识与胆识
第一问
首先，祝贺您终于完成了《知识考古学》的翻译。请先和我们讲讲这本书的翻译过程吧。
董树宝：我当时接手《知识考古学》的翻译工作，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一是因为福柯的这部著作俨然一本“天书”，也是福柯最难读的一本著作；另外也因为这部著作已经有两个中译本，我强烈感受到一种翻译上的“影响的焦虑”。
鉴于此，我首先需要确定该书的翻译原则和翻译风格。《知识考古学》如此晦涩难懂， “桀骜难驯”，肯定不能像翻译《古典时代疯狂史》《词与物》《规训与惩罚》那样做到“信”“达”“雅”并举，否则会为了追求文风酣畅而伤及该书的本义与内在逻辑。在翻译和校对完导论后，我将译稿发给了汪民安、张颖、张旭、张引弘等诸位师友听取意见。他们特别强调要尽力符合中文表达习惯，我随之进行调整，最终决定遵循自己一直以来直译（“信”）为主、兼及“达”“雅”的学术翻译原则，尽量忠实于原文原意，传达原著的内在逻辑。
在此基础上，再力求词句畅达，可读性强。初稿翻译得比较快，我2019年寒假结束时译完初稿，然后反复校对，完整校对了3遍，还有多次修改和调整，总共得有8、9遍。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翻看《知识考古学》的英译本、王德威的中译本、谢强和马月的中译本。王德威译本前面的两篇导论对与《知识考古学》相关的福柯思想梳理得比较清楚，大家都可仔细读一读，对于了解和把握福柯的基本思想大有裨益。在译完导论部分后，我就不再借鉴两个中译本，以免对我的翻译造成干扰，后来在校对和统稿时才去翻看个别词句，反复比对。校对的过程中，我请同事李昕皓博士阅读译稿，她是汉语言文字学博士，致力于语言文字、域外汉籍研究，她之前没有读过福柯的著作，我请她挑出那些理解起来困难的词句，然后我们一起进行润改，直至她理解为止。我还请一些汉语语感好、中文写作不错的学生读过译稿，不过提出的问题不多。
再次，译本的注释和索引是很麻烦的工作，费时又费力。起初我有个执念，想把福柯没注明的作者及其思想都注出来，汪民安老师及时制止了我，他担心我的过度阐释会干扰读者的正常阅读。现在保留的译者注大都紧紧围绕《知识考古学》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物或著作除了给出简单的生平介绍或内容简介，还会尽可能介绍它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个别注释则和法文原著或英译本的错漏有关，提醒那些有能力阅读《知识考古学》外文版本的读者进行甄别。此外，责编晨晨认为索引很重要，一再建议新译本一定要加个索引，以便读者查阅关键概念和关键人物。我校对完稿子后倍感疲惫，一度想放弃索引工作，无奈晨晨多次相劝，我只好努力调整自己，在英译本的基础上编排索引，补充了一些关键概念，订正了英译本索引出现的个别错误。
最后，我与晨晨一起校对稿子，她将编辑过程中凡是读不通、读不懂的词句都标记出来，我们面对面一起讨论润改，直至她觉得能读通、读懂为止。第一次时，一上午才看了10多页，我们俩都挺崩溃，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校对完，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出版。此时读者希望看到新译本的呼声很强烈，我们及时调整了工作方式，凡是读不通、读不懂的疑难词句不再当面润改，我先带回家反复核对，下次见面再讨论定稿，这样节约了不少时间，加快了出版进度。至今我还挺怀念对稿子的这段日子，或者译稿结束后我与晨晨、玖龄一起“下馆子”闲聊，或者我独自一人钻进胡同里“觅食”，品尝地地道道的北京小吃，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令人难以忘怀！
其次，让我感到难以处理的是一些法语词组，不能想当然地按照词的本义来理解和翻译，要根据具体的语境翻译这些词组。例如sans doute，这个词组很容易让人想当然地译为“毫无疑问”“毋容置疑”，这是旧时的用法，相当于词组sans aucun doute，我查了很多次法文词典，sans doute被解释为peut-être、probablement，意思是“也许”“大概”。另外法语的时态也很丰富，可以充分体现在词形变化上，而汉语只能通过“曾（经）”“已（经）”“了”“正（在）”“着”“将（来）”“后来”等助词予以表达，但还远远不够。法语中有很多小品词也很难处理，经常会被忽略，但它们恰恰最能传达法语这门语言的微妙之处，尤其是在福柯使用这些小品词表达的微妙含义时，这一点不容忽视。
让我颇为挠头的还有一些关键概念的汉语译名，尤其是那些在汉语中经常容易被弄混的概念，它们从法语词形上很容易区分，但很难找到对应的汉语词汇，这些概念的译名反复斟酌，目前也只能如此。比如知识（savoir）与知识（connaissance），connaissance可译为“认识”或“认知”，以区别于savoir，但福柯使用这两个词是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connaissance是指像生物学、经济学等特殊的学科知识，而savoir是在前者基础上进行综合的普遍性知识，福柯是在“隐含的、潜在的”层面上而非“整体的”层面上使用savoir。connaissance类似“显性知识”，savoir类似“隐性知识”。这种区分在英语中也难以找到相应的词汇，英译本译者Sheridan Smith也只好采取括注法文原词的方式加以处理，并做了一个注释，受此启发，我也采取了这种方式，虽看起来别扭，但可时刻提醒读者这两个词的具体区分。另外还有langage与langue，énoncé和énonciation，这些都是容易混淆的概念。
第三问
《知识考古学》对很多人都是一本有阅读难度的书，能否从您的理解对本书的结构与内容进行一个大概的梳理？
董树宝：阅读和理解福柯，不仅需要智识和知识，还需要胆识和毅力。《知识考古学》可能是福柯最具哲学气质的著作，这本书的确有很大阅读难度，认得字词，但连成句子和段落就理解不了其中的意思，其实法国人也会遭遇这种窘况。即便对专业研究者也并不容易，精通西方哲学史的哲学家叶秀山先生都大呼其难读，读了好几遍这本书的英译本都把握不住该书的要义。他在为王治河著作《福柯》撰写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福柯是法国本世纪的重要大家，他的书很难读。我起初读他的书很不得要领，他的《知识考古学》我读了好几遍，仍把握不住，那时参考书也少——王治河的书那时写出来就好了——靠自己慢慢琢磨。”
《知识考古学》的结构倒是挺简单，全书共有5章，除第一章导论、第五章结论外，核心部分是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阐述话语、陈述、档案和考古学。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知识考古学》，我对该书的结构与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概括。
第一章导论，首先从布罗代尔所代表的年鉴学派和巴什拉、康吉莱姆、阿尔都塞等科学史家为切入点批评了以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为研究主题的传统史学或观念史，提出了以非连续性、差异、断裂为研究主题的新史学；其次从处理文献的方式来重新定位历史学与考古学，指出昔日历史学将过去的遗迹转化为文献，导致考古学趋向于历史学，如今考古学应该对遗迹进行内在描述，导致历史学趋向于考古学，由此福柯突出了非连续性之于新史学的重要意义，区分了总体历史与一般历史，强调新史学方法革新；再次福柯批评了19世纪以来历史研究的总体化趋向，拒绝历史的结构主义分析，批判了人类学中心主义与人本主义；最后福柯采用布朗肖自问自答的方式回应了之前对他的质疑与批评，明确提出“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的基本立场。
第二章研究话语形成的规则。第1节批评了“传统”“影响”“发展”“进化”“心态”“精神”等观念，反思了“书”“作品”“作者”“文学”“科学”等单位，摒弃两个与话语相关的连续性主题，提出以话语分析与陈述分析来质疑观念史的起源、连续性与总体化。第2节总述话语形成，第3节至第6节详细阐述话语形成的四个“形成系统”——对象的形成、陈述样态的形成、概念的形成与策略或主题的形成，不是话语统一于对象，而是话语建构了对象；不是主体决定了话语，而是话语决定了主体；话语不再是外在的表达，而是概念出现的场所，概念的形成既不遵循“理想性的视域”的先验论模式，也不遵循“观念的经验性进展”的经验论模式；不是话语统一通过传统史学所探讨的连续、统一与稳定的主题来予以实现，而是主题或理论的选择应被描述为探讨话语对象、掌握陈述形式、操纵概念在系统上各种不同的方式，是调动话语可能性的可调节方式。第7节评语与结论讨论了“形成系统”如何通过话语实践形成话语关系或关系簇，突出了话语关系、话语的外部性与“前话语”。
第三章研究陈述、档案与历史的先天性。第1节探讨如何确定陈述，福柯指出话语是陈述的集合，陈述是话语的原子；福柯以否定的方式来描述陈述，指出陈述不是一种与句子、命题、言语行为一样的单位，陈述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种本来就属于符号的功能，因而重要的不是“陈述是什么？”，而是“陈述如何发挥功能？”。第2节探讨陈述功能，福柯指出陈述功能的描述与话语形成的四个系统相一致，也包含着四个层面：陈述与被陈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陈述与主体的关系，陈述与相关领域的关系，陈述与物质性的关系。第3节探讨如何描述陈述，首先要确定描述陈述的词汇，其次要学会陈述分析，再次要正确认识陈述“既不是隐藏着的，也不是可见的”特点，最后探讨陈述的描述如何与话语形成的分析相一致。第4节探讨陈述分析所应遵循的方向与原则，陈述分析以稀缺性反对总体性，以外部性反对内部性，以累积性反对探寻起源。第5节探讨历史的先天性与档案，以历史的先天性超越历史先验论的主题，改造并重新定义档案，将档案视作确定事件-陈述与事物-陈述的运作系统。
第四章研究考古学的描述。第1节批判了观念史，确立了考古学分析的特点；第2节至第5节阐述了考古学在关于新事物的确定、矛盾的分析、比较的描述与转换的定位等方面的差异；第6节讨论科学与知识，从6个方面讨论了考古学与科学的关系，包括实证性、学科、科学，知识与实证性，知识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话语形成的诸界限及其时序，科学史类型以及关于性、绘画、政治的考古学。
第五章结论继续采用布朗肖自问自答的方式回应了一直以来对福柯著作与研究的诸多质疑与批评，包括福柯与结构主义的关系、考古学与历史学、考古学相关问题以及对人类学中心主义的批判。
第四问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要建立的究竟是怎样一种考古学？他是如何做到的？
董树宝：“考古学”一词最早出现在福柯的处女作《精神疾病与人格》（1954，福柯1962年修订出版时更名为《精神疾病与心理学》），但《古典时代疯狂史》是他最早运用考古学方法展开研究的重要著作，自此福柯就开始尝试着构建话语的考古学。《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探讨了西方社会从中世纪末期到20世纪有关疯狂话语的断裂时刻，以便确立“一种沉默的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探讨了1790-1815年间医学话语的变化，以便确立“一种医学凝视的考古学”；《词与物》（1966）探讨了西方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不同学科话语的演变，以便确立人文科学考古学；唯有《知识考古学》（1969）例外，它不再探讨具体的话语，而是探讨“有关话语的话语”，是对观念史进行反思、构建考古学理论的方法论著作。
哲学不仅是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谓的创造概念，而且还应该把日常词汇或其他学科的词汇改造成哲学概念。为了构建话语的考古学，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不得不找到一套概念工具来对此前的研究进行理论总结与方法论阐释，他改造了话语、陈述、档案、实证性、先天性等概念，这些概念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不利于读者理解和把握《知识考古学》。“我建构了一整系列的观念（话语形成、实证性、档案），我确定了一个领域（陈述、陈述范围、话语实践），我试图揭示一种可能既不是形式化的也不是解释性的方法的特殊性，简而言之，我求助于一整套运作机制，它的笨重不堪、可能还有它的奇怪的装备都令人感到为难。”福柯有理论建构的雄心，他真想建构一套体系完备的考古学理论，但说句实在话，福柯真不擅长构建理论体系（《知识考古学》就是个例子），他更擅长运用精彩绝伦的文笔对人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或事物做出独特分析与哲学阐释。
在福柯看来，既然历史是语言建构的结果，那就从语言出发，从话语到陈述，逐渐深入到观念史的深层和内部进行解构与批判，由此确立话语的考古学。从《知识考古学》的篇章结构看，福柯通过导论来批判传统史学或观念史，旨在确立一种基于断裂、非连续性与差异的考古学；第二章侧重探讨话语形成，具体细微地深入到话语内部来阐述话语形成；第三章则更加具体，探讨话语的基本单位——陈述，进一步解构传统史学或观念史的诸多问题；第四章则对考古学进行描述，阐述考古学的基本特点。与观念史相比，考古学则把话语当作遗迹，拒绝以作品、作者、个体与创造等概念描述话语与陈述，拒绝深层阐释与意义探寻，尽力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揭示陈述与话语实践的规则性；考古学探讨矛盾的类型、层次与功能，旨在描述诸矛盾的纷争空间，对诸话语样态进行差异分析；考古学是比较分析，要发现话语实践存在和作用的领域；考古学忽略时间序列或共时性，以转换分析取代变化描述，旨在确定陈述与话语的形成规则。总之，考古学就是反对以起源、连续性和总体化为主题的观念史，致力于分析断裂、非连续性和差异的话语实践，最终成为一种基于话语实践-知识（savoir）-科学、而非基于意识-知识（connaissance）-科学的考古学。“考古学不会贯穿意识-知识-科学（conscience-connaissance- science）这条轴线（后者不能摆脱主体性的指引），而是贯穿话语实践-知识-科学（pratique discursive-savoir-science）这条轴线。”
董树宝：不少读者会问，福柯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晦涩难懂”的书？一些研究者认为，《知识考古学》是福柯思想的转折性著作，他开始从考古学逐渐转向谱系学，在福柯的哲学探索中具有特殊地位。但经历1968年五月风暴洗礼的法国思想界热衷于激进的新左派政治，对福柯1969年出版的《知识考古学》并不感兴趣，尽管它的销量不错，但法国思想界整体上反应比较冷淡。不过福柯的学术好友德勒兹在《批评》上发表书评，给予《知识考古学》很高评价，称赞福柯是“一位新的档案学者”，将他的考古学誉为“诗学考古学”，而左翼学者Dominique Lecourt在法国共产党主办的《思想》发表评论文章，强调话语实践的唯物主义立场，暗示了福柯与阿尔都塞在理论上的同盟关系。
《知识考古学》不仅是对“考古学三部曲”的理论总结和方法论阐释，同时也是对考古学的系统阐释，为考古学的完善与谱系学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实际上，他早在撰写《词与物》时曾考虑以前言的方式阐述方法论，但在他的老师伊波利特和康吉莱姆的建议下放弃了这种想法，他计划撰写《词与物》的续篇《过去与现在：再论人文科学考古学》来阐述他的方法。《词与物》出版后却遭遇了萨特等人的猛烈攻击，他不得不进行回应与反击，同时他决定系统地阐述他的“知识考古学”，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毫无疑问，《知识考古学》从语言内部（话语、陈述）深入剖析《词与物》提出的“人之死”主题，继续抨击和消解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或康德所谓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即作为主体的“人”，最终令“人”无处藏身，令“人”面目全非、支离破碎。福柯在《词与物》中指出“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一样”，《知识考古学》深入到语言内部来消解“人”，通过话语形成的分析与对陈述的描述，彻底粉碎了西方启蒙思想关于“人”的神话。当然尼采激发了福柯的思想灵感，正如休谟把康德从独断论中惊醒一样，尼采将福柯从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尼采以查拉斯图拉之口喊出“上帝死了”，世界只剩下孤独无助的人，上帝的消失同时必然伴随着人的消失，人与语言的关系发生了翻转。在《知识考古学》结尾，我们仿佛听到了尼采“上帝死了”的回声：“话语不是生命：它的时间不是你们的时间；在话语中，你们不会与死亡和解；你们完全有可能在你们说出来的东西的压力下杀死了上帝；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将会以你们所说出来的一切造就一个比上帝活得更久的人。”
另外，《知识考古学》也出现了谱系学的概念，权力也开始与话语关联起来。“话语显得是一种——有限的、受限制的、令人渴望的、有用的——财富，它有自己的出现规则，但也有自己的占有和使用的条件；话语显得是一种因此从它的存在开始（和不仅仅在它的‘实践的应用’中）就提出权力问题的财富；话语显得是一种本性上是斗争对象的、而且是政治斗争对象的财富。”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福柯的法兰西学院入职演讲《话语的秩序》有关话语权力的阐述，其实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就有所涉及。
第六问
您还翻译过其他法国哲学家比如德勒兹、加塔利的著作，与他们相比，福柯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董树宝：的确，这些年我翻译了德勒兹的《<荒岛>及其他文本》、德勒兹与帕尔奈的《对话》、加塔利的《混沌互渗》等著作。德勒兹致力于哲学史研究，他以柏格森、尼采、斯宾诺莎等重要哲学家为研究对象，挖掘了一部“另类哲学史”，我在巴黎高师访学时参加过一个小型研讨会，就专门研讨过德勒兹的个案哲学家的研究方法。加塔利主要从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介入哲学研究，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1969年，德勒兹与加塔利走到了一起，撰写了《反俄狄浦斯》《卡夫卡》《千高原》《什么是哲学？》。按照他们的生成观念，德勒兹与加塔利经过“二人写作”生成了不一样的“德勒兹与加塔利”，他们完全不再受学科壁垒的限制，驰骋于层峦叠嶂、不受限制的“千高原”，进行着一场场类似于相扑运动的思想角逐。
其实福柯最初吸引我的是他的光头形象，一副特立独行的样子，颇有些派头。上个世纪末读大学时，我到学校附近的书店闲逛时发现了一本名叫《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2017年新版本名字变了，改为《米歇尔·福柯传》）的书，立刻被封面上的光头形象所吸引，我迅速翻看了这本书，觉得福柯这个人挺了不得。我当时读这本传记也似懂非懂，后来又买了《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的中译本，尽管读得很艰难，但挺受启发。福柯最迷人的地方也许就在于，他以诗性语言融史学分析与哲学反思于一体，他敢于反对传统，敢于打破思维常规，关注一些被哲学家遗忘或忽略的现象，如疯癫、疾病、犯罪、性等，他的著述总能对这些现象做出独树一帜的描述与阐释，往往给我们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促使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历史事实与文化现象。
和德勒兹与加塔利相比，福柯最吸引我的地方莫过于他对启蒙思想的批判与解构、他的生命政治理论。福柯早期最关注的是他所谓的“古典时代”，即我们经常说的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启蒙思想将人塑造为至高无上的主体，试图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的、永恒的真理，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宏大叙事和社会实践来实现普遍的人类解放。然而福柯对启蒙神话提出了质疑与批判，他提出了“人之死”的主题，即作为主体的人死了。福柯在《词与物》中通过描述“知识型”的转变，指出人的诞生尚不足200年，人在现代知识型中是知识排列的结果，现代学科构建起来的各种话语也不过是知识在人类学主义中心化过程中的褶皱而已。“在18世纪末之前，人并不存在。生命力、劳动增殖或语言的历史厚度也一样不存在。正是这个完全新近的创造物是知识造物主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出来的，尚不足200年：然而他衰老得如此之快，以致于我们轻易地想象他在阴影里等了数千年，等待着他最终将被人所知的明亮时刻。”如前所述，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从话语形成与陈述分析来进一步论证“人之死”的主题，进一步击碎“作为主体的人”的启蒙神话。《规训与惩罚》是一本很神奇的、让人极为震撼的著作，尤其是福柯对边沁“全景敞视监狱”的精彩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规训本质，医院、学校、军营等社会机构同监狱一样都是实施监视、规训与惩罚的场所，所谓的“病人”“学生”“士兵”与“罪犯”一样都是（权）力运作的产物，（权）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座“全景敞视监狱”，时时刻刻对人的身体、行为乃至灵魂进行监视、规训与惩罚，这无疑从更具体的微观层次上消解了“人”之自由与解放的启蒙神话。
第七问
今天的读者阅读《知识考古学》、阅读福柯的意义是什么？
董树宝：《知识考古学》是福柯的代表作之一，已经进入人文学科的经典著作行列，也被列为很多文科专业的必读书之一。我每年都会给本科生开设《西方人文经典阅读》选修课，带着本科生读1-2本经典著作，读得最多的是柏拉图的著作，最近我也考虑将《知识考古学》列入阅读书目，关键是如何讲清楚福柯的思想，便于本科生接受和理解，促使他们学会阅读经典，学会批判性思考。
阅读经典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我们能够与伟大作者的灵魂进行对话，不断提高认识自我与他人的能力，不断提高认识世界与社会的能力，由此锤炼个人的心智，驻足现在，回望过去，把握未来。《知识考古学》无疑就是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代知识的发展史，潜入话语形成的内部和深层洞察历史与现实，洞察知识、话语与权力的隐秘关系。《知识考古学》融思想的密度与知识的广度为一体，读者阅读这本书就如同攀登一座“荆棘丛生”的高山，需凭借着个人的顽强意志，不断地克服艰难险阻向上攀升，又如同攀升思想阶梯一样，需进行深度思考，不断地历练个人的思维能力与认知能力，一旦到达峰顶，就会有“一眼众山小”的感慨，如再去阅读其他著作就会容易得多，或许这就是经典阅读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福柯的著作与思想对人文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会持续下去，伟大的作者与伟大的经典总会在一代代人中间流传。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福柯思想进入中国以来，杜小真、刘北成、汪民安、莫伟民等诸多学人积极推动了福柯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传播与接收，葛兆光早在1998年出版的《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就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重新梳理和阐释中国历史上被忽略、被遗忘乃至被遮蔽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
福柯属于先知型的哲学家，他不仅系统地阐述规训权力与规训社会，而且还预言了生命政治的来临，其实我们目前正经历的新冠疫情防控不就到处充斥着福柯所提出的生命政治？随着法兰西学院讲稿出版，人们重新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福柯，或许以后还会有福柯手稿整理出版，我们可能又遭遇一个不一样的福柯。福柯总会给我们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重新审视处处充满规训的现代社会，促使我们思考我们如何成为此时此刻的自己。苏格拉底曾一再告诫世人，“认识你自己”，“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活”，而作为当代的苏格拉底，福柯却一再警醒我们“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最重要的是关注现在，“呵护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