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测度》，[美]刘子健 著，中华书局2024年1月出版
治学，非问不可。常觉得中文的“学问”二字，涵义绝佳。学是先学过去已有的知识，接着就应当试提问题，最好是提新的问题。有了问题之后，就可以学胡适先生的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努力去发掘新学识，试求新解释。然后再学再问，川流不息。英文里也有类似的名词，例如enquiry，意思是钻进去研讨。可是远不如“学问”二字紧密呼应，赅括全盘。
因为有的学生，只会学，不善问，所以常套用《论语》里两句话，去提醒他们：“学而不问则罔，问而不学则殆。”
说起《论语》，它许多节都是讨论问题，甚至有“大哉问”。佛教语录，问答不断。宋代理学受这影响甚大，也有很多语录。就以朱熹本人而论，他著有《四书或问》。而《朱子语类》，更是收集了许多学侣门人的问题。
西方科学，很重视问。例如数学有一定程序，先有命题，也就是问。然后假设，也就是找途径去解答问题，然后才求证。再如苹果掉在牛顿鼻子上，他如果认定理所当然，不去问为什么东西全都往下掉，就不会发现地心引力的原理。近年的理论物理学，主要还在研讨“大哉问”——这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从相对论四度时空的量，从数学上问问题，假设到有十种时空的量，有不同的吸力斥力交织。这种大的发展，都是从“问”出发的。
大学里近年逐渐添设新式的学系。这些新学系，不再按照学科去分。相反的，他们以课题为学系的中心，把有关学科集合起来辅助。举两个最显著的例子。计算机学系是以电机、物理、数学等学科，串连配合的。环境学系是以气候学、地质学、地理、化学、植物学、水利工程等，搭配组成的。预测未来这类新学系一定增多，主要的方向是以问题为对象。
学是离不开问的。学术训练的重点有两层，第一层是训练用有条有理的构思来问有意义的问题。或是进一步的分析，或是从另一线索去看关系，或是从其他角度来综合。第二层是训练如何看待问题。可能用什么样的架构，怎样的假说，需要找哪种资料讯息才能寻求解答。史学不算是科学，它可以也应当尽量运用所有合用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但史学本身并不是科学。有的人因为科技时代科学的地位响亮，就说史学也很科学，这是含糊其辞，自高身价。历史是过去的陈述，随时消逝，无从重演，无法反复观察。历史的因素繁复，过程驳杂，无从隔离起来，做个别片段的试验，怎能和科学等量齐观？所谓史实，只是一部分的轨迹，既非事物本身，更绝不是全貌。所谓信史，也只是说这是比较可信的一种纪录。这些名词都是相对的观念，并不是绝对的事实。史学所用的史料只是纪录，现代社会科学所掌握的现场调查，各种统计，也都不过是纪录。甚至纪录片也还只是片面的，所有纪录都是依据观点、角度加以选择。当然纪录都有价值，必须参考，善加利用。可是既不能以为历史仅此而已，也不能限于局部所知，据为定论。个人以为，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思想活泼起来，从多方面的关系去看，贵在周详细密，使人不至于陷入盲从、轻信、过简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
所谓“测”，即测候、探测、推测的意思。不一定能达到勘测、测量的准确性，但至少远胜于不加思考的妄测、臆测，以致造成错误观念，一误再误地误尽苍生。因为史学不过是测度，本人是倾向于多元论的。也就是赞成多次研究，从各方面去推论，再进行比较综合，并不一定“定于一”。用简单的譬喻说吧，怎样看一颗钻石？没有人会只从唯一的观点，绝不改变的角度去看，都是把钻石转来转去，左看右看，再拿到强光底下，又看个没完。小小的钻石尚且如此，庞大无比的历史，渊源深长，错综复杂，变化不息的潮流，谁敢说一目了然？多几个人来看，多看几次，多用些不同的看法，不多点见识吗？伊索寓言早有四个瞎子摸象的故事，一般只觉得这故事可笑，未必了解它的深意。这些瞎子的严重错误，是囿于己“摸”，各执一是。如果同意多元论，就可能把这四种测度，截长补短，调整综合，以取得较近事物的印“象”。可能像水牛，可能像骆驼，但总不至于“瞎”闹半天，莫衷一是。主张多元论，也就是赞成研究历史的学人，各抒己见。其中有明眼人，但也不必唯我独尊，天长日久，自见分明。这也是既合乎科学精神，民主作风，又合乎儒家原有谦虚态度的过程。（本文节选自《宋史测度·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