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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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欧洲史上看，蒙古人攻无不克。而南宋对抗蒙古，前后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国来比较，南宋绝不能算弱。不但是军事力不弱，而且政治的黏着力相当强，一直抵抗到最后，不用说别的，这团结力比北宋就强。以往史家，实在没有理由来忽略这“虽败犹荣”的事实。 几乎完全被忽视的，是没有内乱。自从中兴稳定之后，一百多年，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叛变和起义。尽管是官吏贪污，大地主剥削，不免有兵士叛乱，农民反抗，盗贼蜂起。可是人数都不多，时间也不久，而且都是就地解决。或是用兵平定，或是召安，或是剿抚兼用，刚柔并济。这一点，绝不可以轻视。汉末，唐末，明末都做不到。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普通说法，都一口咬定，是因为蒙古来攻，所以一致对外。事实上，内部政治的黏着力，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 南宋政治的黏着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从中兴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一些线索。对官僚兼收并蓄，就是促进他们普遍的依附。用召安政策，收编群盗，又何尝不如此？不用道学当政掌权，可是赞成他们在地方上去倡导道德，提高文风，同样可以收到稳定的效果。哪怕是性理自守，林泉自安，诗画自娱，也可能间接地有助于稳定。总之，南宋从中兴起就有一种政治作风。凡是现存势力，尽量收容，尽量安排。就是不肯被利用的，最好也暂时忍耐，将来再说。这样做，政权才会有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 这种作风，笔者叫作包容政治。这是一个试论的概念。如何应用它来分析南宋的政治，还需要分题的讨论。假定这概念可以成立，在政治学上，也会有点用处。可以用来比较其他时代和其他各国政体上相类似的情形。 (查看原文)

  韧勉 6赞 2024-04-05 17:13:07

• 南宋商业，大为发展。武官虽受文官歧视，但可以利用职权，以商业的方式谋利。同时，又用所得利润去投资，取得地主和豪富的身分。 南宋商业化，影响到武官的风气，始终未改。淳熙十一年（1184），曾有命令：“诏诸军将佐屯驻去处，自今不许私置田宅、房廊、质库、邸舍，及私自兴贩营运。”36从这诏书，可见商业活动种类之多。将领如此，他们下属辅佐的武官亦复有之。而这禁令，显然有两项缺陷，不能收效。一是并未规定，如何监察，如何惩罚。仅说不许，形同具文。二则禁令也只限于屯驻所在地。在近地经商，或在原籍投资，同样可以凭借武官的身分和势力，有何差异？南宋亡国以前，贾似道筹划军费，有两大措施。一是众所周知的公田法，以公田收入，直接供给军费，引起大地主纷纷反对。二是比较未受充分注意，专对武将、武官的改革。他派专员，行“打算法”，彻查军中账目弊端。凡欠缺公款的，概须赔偿。这事又引起武官群的怨言。其实，在南宋末年，武官群营利，已经积重难返。武官之外，武举都尚且如此。“武举中选率授以榷酷之事。”原因是百余年来，武人与商业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又岂是“打算法”一事可以改变的？ (查看原文)

  韧勉 3赞 2024-04-06 22: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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