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个人可以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他会是

作为印度首位，同时也是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已经无需更多的荣誉来向世人介绍自己了。

早在他1913年斩获诺奖之时，他的名字就已经和他的作品一道，走向了世界各地的读者。

但在看到这本《戈拉》之后，我发现我们许多读者，甚至是当年的诺奖评委，对于泰戈尔的了解也是远远不够的。

在读者们的眼中，泰戈尔以诗人的身份著称。当年诺奖评委们在写给泰戈尔的颁奖词中，也大量提及了泰戈尔的诗歌以及散文作品。

这无疑是对泰戈尔诗歌的最大认可，但同时也是对泰戈尔其他作品的极大忽略。在授奖词中，诺奖评委们对泰戈尔的小说作品只字未提，就像读者们并不知晓在诗人的身份之外，泰戈尔同时还是一位创作了十余部中长篇小说的小说家。

当然，我们并不能以此苛责诺奖对泰戈尔小说作品的忽视。别说是在泰戈尔获奖之时，即便是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泰戈尔小说作品的传播，也远远比不上世人对其诗歌的了解。

然而，对于想要了解泰戈尔（甚至是想要了解彼时印度社会）的读者，如果我们没有发现泰戈尔的小说，我们对泰戈尔的了解注定不会完整。

诗歌的广为传颂，与小说的无人问津，共同构成了泰戈尔作品的两种不同景观。我们很容易认为，泰戈尔的诗歌广为传颂，是因为泰戈尔写得好。那这样一来，泰戈尔的小说无人问津，那大概是因为他写的不好吧？

并非如此。我们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的不是作家的单部作品，而更像是对作家整个创作生涯的奖赏。在泰戈尔的授奖词中，评委就重点提及了《吉檀迦利》、《新月集》和《园丁集》等作品。

由于不是对单部作品的奖赏，因此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两度授予同一位作家的情况。

但根据报道，瑞典学院的成员曾讨论过给曾经获奖的作家再次授奖的可能性。引起讨论的是托马斯·曼，他曾于1929年获奖，授奖词中重点提及了曼的早期代表作《布登波洛克一家》，但我们都知道，在这部作品之后，曼还写出了许多其他诸如《浮士德博士》等名篇巨著。

假如诺贝尔文学奖真的像其他诺贝尔奖一样可以两度授奖的话，那除了托马斯·曼之外，泰戈尔或许也属于此列。第一次凭借他的诗歌获奖，第二次凭借他的小说获奖。

根据泰戈尔的译者倪培耕先生介绍，泰戈尔共创作了十三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多是社会题材，集中描绘了孟加拉社会的生活画面和历史风貌。在这其中，《戈拉》是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

《戈拉》创作于1907年到1909年间，于1910年首次发表。学者将这部小说视为泰戈尔的代表作，并称之为史诗小说。

从小说篇幅来看，以“史诗”论之名不虚传，长达五百页；但其实故事的时间线并不算漫长，小说虽然聚焦于主人公戈拉的思想转变，但这转变发生的却相当快速，并且极其猛烈。

《戈拉》聚焦于20世纪前后的孟加拉社会，讲述了主人公戈拉，及其朋友维纳耶、苏查丽达、拉丽妲等人的故事。

戈拉等人生活在一个印度剧变的时代，先进的英国文明严重冲击了印度社会。面对这股冲击，印度人民的反应各异，分裂成了坚守印度传统的印度教以及否定民族文化、崇拜西方文明的梵社，《戈拉》中的冲突就发生在两个教派之间。

最令作者泰戈尔愤慨的是，那些首先接受了教育的孟加拉人非但没有想着振兴印度，反而站到了英国人一边来谴责印度的落后。

《戈拉》中有不少批判这些人的句子：

“一个受过教育的孟加拉人，看到自己的同胞受苦，居然把洋人叫来，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与洋人一起嘲笑他们。”

“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不但不把这些耻辱和惨状担在自己的肩上，反而自以为清高，脱离普通民众，觉得这样做才能给自己增光添彩。”

“你说的那些恶习，只不过是重复英语课本上的话，根本不是你自己直接了解到的。只有你能以同样的愤慨蔑视英国人的各种恶习的时候，你才有权利说这些话。”

“没有任何罪过能与诽谤中伤自己民族的罪过相比。”

“船的下面有洞，船上的桅杆绝不可能昂首挺立地前进，不管它有多高都是没有用的。”

借由这些意味深长的批驳与警醒，泰戈尔借书中的人物深刻地反思了彼时的印度社会该如何走一条自己的路。

泰戈尔将戈拉选为故事的主人公，但却没有将其设置为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诚然戈拉身上有不少的优点，他睿智又独立，并不盲目信服英国文明。更不随意贬斥印度文明。

然而戈拉身上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戈拉看到那么多人背离、批判印度，于是他出于对祖国强烈赤城的爱，为了使自己的祖国不受侮辱，他一股脑地接受了印度的传统，无论这些传统是好的还是坏的，是美德还是陋习。

戈拉对祖国强烈的热爱使得他也和那些背离印度的人一样，陷入了宗教教派的纷争之中，那些指责印度的人们看不到印度传统的优点，而戈拉则看不到印度传统的缺点。

值得指出的是，恰如译者倪培耕所说，戈拉对印度传统的信奉并非是出于盲目迷信，而是出于殖民者以及部分印度人对印度教社会的嘲笑和攻击。

而在戈拉真正去往到乡村，看到印度底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看到印度传统虚弱落后的一面之后，他的思想开始出现转变。

同时戈拉的朋友维纳耶也促进了戈拉思想的转变。维纳耶与拉丽妲勇敢地冲破了印度教与梵社的教派隔离，相爱结合到了一起。而戈拉则碍于宗教，压抑了对苏查丽达的爱情。

教派争斗贯穿了《戈拉》整个故事，而泰戈尔则借助笔下的人物，试图让读者跳脱出宗教的桎梏，看到共通的人性。

他在小说中借睿智的安纳德摩伊之口说道，“人本身是多么真实，而那些让人拉帮结派互相争斗的东西又是多么不真实啊。”神创造了不同行动、不同信仰、不同习性的人，但是在他们的本质中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人性。

泰戈尔写下《戈拉》这个故事，正是为了呼唤人们超越宗教、种族、民族、性别等桎梏，摆脱偏见、轻视与误解的陷阱，去发现共通的人性。

在1921年的诺奖受奖词中，泰戈尔重申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人类不是要与其他民族、其他个人争斗，而应该致力于带来和解与和平，重建友谊和爱之联系。”

这一百余年前的呼唤，在当下纷争迭起的世界中，依旧可以带来无限的启示。

在主要情节之外，《戈拉》还有一个亮点不得不提，那就是泰戈尔对于女性解放的真知灼见。小说中不仅塑造了安纳德摩伊、拉丽妲以及苏查丽达等卓有魅力的女性形象，更是写下了诸多女性解放的观点：

“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妇女深藏闺阁之内，那么我们面前的祖国就只有一半是真实的——她就不会给予我们的心灵全部的爱，也不会赋予我们足够的力量。”

“我们越排斥妇女，越轻视妇女，我们男子汉就越软弱。”

泰戈尔并非是在写一些虚无的口号，他真正地将女性解放的思想融入到了故事的情节当中。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戈拉的一个朋友病危，其母亲没有找医生而是找来了一名巫师，最终延误了儿子的病情。

戈拉和维纳耶认为这位母亲极其愚昧，而苏查丽达则反问维纳耶：“一方面，这样把她们禁锢在家里，使她们愚昧无知；另一方面，她们要请巫师，您又怪罪她们。”

在小说开头，戈拉对于女性的态度是含糊的，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正是在维纳耶和苏查丽达等人的影响之下，他才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浅薄：只要他没有看到印度妇女的作用，他对印度的看法就极其不全面；只要他把印度妇女看作朦胧虚幻的，他对祖国尽忠的责任感就有很大的缺陷。

开头说，《戈拉》这个故事创作于1907年到1909年间，但看完整个故事，我们会发现泰戈尔写的不仅仅是20世纪前后的孟加拉，也不仅仅是印度社会。伟大的文学作品具有超越时间和地域的魅力，可以在任何时间，带给世界上所有读者启迪。

而《戈拉》正是这样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