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读书笔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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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的集大成。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根据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为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为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这部著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了革命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核心思想是:1.商品和货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物品的效用,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是商品所包含的一般人类劳动,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2.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工资不是根据工人的劳动力价值来支付的,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因此,工人阶级必须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等方式来争取更多的工资报酬。3.资本积累的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投资额,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是,这种行为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贫富差距加大等。4.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包括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层建筑的调整等。这些规律性的变化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要影响。
七、利润、平均利润与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1.成本价格、利润与利润率
· 在资本主义式生产方式下产出的每一件商品的价值都可以表示为c+v+m,其中c代表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而v+m代表通过耗费活劳动而新创造的价值;对资本家而言,c+v的大小至关重要:它相当于资本家自己为商品所耗费的东西,马克思将其大小称为商品的成本价格。
· 作为预付的总资本的果实的剩余价值就是利润。利润同剩余价值等额,但是它是就预付的总资本的价值而言,而不是就劳动力价值而言。
· 剩余价值是由活劳动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新价值,活劳动的耗费是剩余价值的来源。利润则是商品的价值超过商品生产过程中消耗的预付资本部分的余额,资本表现为利润的来源。
· 只是因为工资表现为不是对劳动力价值的支付,而是对劳动的价值的支付,剩余价值才会表现为利润,即表现为总资本的果实。
· 对资本家来说,衡量价值增殖的不是剩余价值率m/v,而是利润率m/(c+v)。
· 利润率可以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提高:节约不变资本的使用(通过产品产量的扩大或通过更有效地利用原料和能源);节约不变资本的生产;加速资本周转。
2.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
· 两个资本,在相同的剩余价值率下生产,只要在相同的周转时间内表现出不同的价值构成c/v,或者在相同的价值构成下有不同的周转时间,就可以产生不同的利润率。
· 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原本高利润率部门的供给的增长,会导致售价的下降和最终利润率的下降,而另一方面,原本低利润率部门的供给的缩减,会导致价格的提高和最终利润率的提高;不同的利润率就会趋向于一个平均或者一般的利润率。
· 资本家的竞争和对利润率的最高限度的追逐,将导致两个结果:一方面,价格不只是偶然地、临时地,而是持续无法完全反映价值,另一方面,以这种价格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对所有资本而言趋于相同的平均利润率。产生出平均利润率的这种价格,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
· 一种资本能获得的平均利润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乘以平均利润率。生产价格来自成本价格与平均利润之和。
· 平均利润实际上也取决于剩余价值:不是取决于单个资本的剩余价值,而是取决于总的经济过程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即社会总资本的剩余价值。利润率向一般利润率的平衡,不过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 如果交换的唯一的规定要素是个人耗费的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价值的交换。个人耗费的劳动要证明自己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必须完成三重化归。
· 从价值、剩余价值向生产价格、平均利润的过渡,不是一个历史的或时间性的序列,而是不同的描述层面之间的过渡: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层面,资本主义的交换社会化还只是被抽象地理解,交换只是被规定为个人耗费的劳动同总劳动的关系;而在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的层面,交换已经被规定为个人资本同社会总资本的关系。
3.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 马克思想要阐明,不考虑一切特殊情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特征将会导致利润率趋向下降。
· 借助机器提高生产率的结果是,不仅剩余价值率m/v提高了,资本的价值构成c/v也提高了。利润率m/(c+v)=(m/v)/(c/v+1)。如果剩余价值率m/v和资本的价值构成c/v同时提高,那么只有当c/v+1比m/v提高得更快时,利润率才会下降。
· 一个资本的总剩余价值等于其人均剩余价值量乘以劳动力数量N,人均剩余价值等于剩余价值率m/v乘以人均工资vk,因此总的剩余价值量为:m=m/v×vk×N。
· 利润率是否下降,取决于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哪一个下降得更快。如果剩余价值下降得更快,那么利润率就下降,如果预付资本下降得更快,利润率就会在剩余价值量下降的同时上升。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推论的利润率下降的持续趋势,在一般层面上还缺乏根据。
八、利息、信贷与虚拟资本
1.生息资本、利息与企业主收入
· 货币不再是简单流通中价值的独立表现,故而也不再可与任何商品交换。货币现在是一种可能的资本:资本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
· 这种特别的商品的出售具有一种特别的形式:货币被贷出了。为这种特别的商品支付的“价格”即利息。利息本质上源自在这笔货币帮助下所获得的利润。
· 资本主义中的一种新现象是,一大部分的信贷成了贷出者的财源:他们借钱是为了把它变为资本。现代生息资本的特殊流通形式如下:G—G—W—G’—G”。
· 利息的偿付源自利润,这一事实还不能表明利息率的高低。在“正常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利息率应该超过0,但低于平均利润。
· 马克思将占有生息资本的资本家称为货币资本家,而借入这些资本的资本家被称为职能资本家。每一个执行职能的资本都产出一定的利润,即毛利润,它可能超过或低于平均利润。这种毛利润的一部分被用于偿付利息,剩余的便是职能资本家所获得的企业主收入。
· 利息是资本增殖的表现,是对劳动力的剥削的表现。但资本只在剥削过程中才和雇佣劳动相对立。在生息资本中,不再能看到这种对立,因为资本的生息是作为财产,外在于生产过程的。
· 生息资本的特殊之处不是利息——利息只是资本增殖的一种特殊表达——而是这种增殖所表现出的直接形式,正如它在G—G'公式中所表达的那样:货币本身表现为完全独立地自行增殖。马克思将生息资本称为资本关系的“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
2.信用货币、银行与虚拟资本
· 银行是信贷的中介。它一方面从货币占有者那里获得存款,另一方面贷出货币。银行支付给存款的利息率低于从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利差扣除掉经营成本,所剩下来的便是银行收入。
· 银行业不仅是一个被动的中介机构,即将货币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银行还“创造”货币——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是一种支付承诺,它自行承担起货币的职能。
· 当我们用支票或信用卡来支付时,卖家从我这里得到的不是实际的货币,而只是一个支付承诺,银行或信用卡公司担保,卖家出具这张支票或信用卡支付凭证便能够获得货币。不是我,而是银行做出这个承诺。
· 中央银行是唯一可以发行纸币(现金)的机构,在货币不再同某一种货币商品挂钩的经济体当中,它“生产”实际的货币。中央银行的这种货币生产不受任何形式上的限制。
· 在资本市场上,贷款者与货币占有者可以直接建立起一种借贷关系。贷款者,主要是大型企业和国家,直接从货币占有者那里贷出货币,并承诺在某个固定的时间偿还固定的利息及贷出的本金;作为交换,货币占有者会得到一张有价证券,上面明确规定了借贷条件。债券的利息率通常低于银行贷款利息率,而高于其存款利息率。
· 与固定利息证券相似,股票也表达了一种权利:根据其在全部股票中所占的份额,持有人可以拥有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权,并有权索取一部分的利润分配(股息)。企业没有偿还股价的义务,股息也没有固定额度,而是取决于其经营状况。
· 固定利息证券和股票都可以在资本市场上出售。它们具有价格,即各自的交易所价格或者市值。这些纸片本身没有价值,它只是对价值(利息或股息)的索取权。
· 随着利息的上升,债券的市值将低于其面值。在利息下降的时候,市值则会高于其面值。
· 股票价格的变动取决于企业的未来收益。如果预期收益上升,那么股价将上升,如果预期收益下降或者存在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股价将下降。
· 对于这种流通中的权利,即债券和股票,马克思根据其特殊的“价值规定性”称之为虚拟资本。股票和债券表明的纯粹是对于特定偿付的权利,它们的“价值”(交易所价格)与原本为这种权利所一次性支付的价值量无关。这种证券的“价值”是一个计算值,在固定利息证券中它以债券利息与市场利息的比较为基础,在股票中则以预期收益为基础。
3.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调节机制的信用制度
· 我们可以将银行与资本市场统称为信用制度。一方面,生息资本发源于产业资本的流通,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信用制度,产业资本的运动也将不再可能。
· 在产业资本的流通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基金,它们由时间上“闲置的”资本构成:预付资本通过商品出售而回流,但并未立即重新作为资本被使用。其中最重要的是积累基金(由于投资的最小限额要求等原因,将在稍后的某个时刻才被投资的剩余价值)和折旧基金(固定资本中回流的那部分价值)。
· 资本流通一方面形成了临时闲置的资本,另一方面又催生了信贷需求。随着社会总资本的增长,信贷的规模也会增长。信贷交易的单纯扩张本身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危机或不稳定。
· 发达的信用制度使单个资本可以放弃储备资金,贷出其闲置资本,而且如果采用借贷,能以远超前期利润的规模进行积累。对于资本主义企业而言,一定程度的负债绝不是不健康的。
· 信用制度的存在还会对社会总资本产生影响。各部门之间的资本运动带来了利润率的平衡,本质上还包括了信贷流向的变化。信贷和一个发达的信用制度能够在短时间内集聚和转移大量的资本。新生产力的加速发展通常需要信贷,因为引进新技术意味着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
· 信贷扩张也会导致积累的显著增长。信用制度表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结构性的调节机制。
· 信用制度首先使积累具有了灵活性,它“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九、危机
1.周期与危机
· 社会经济再生产的严重阻断被称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意味着大量产出的商品无法出售:不是因为不存在对相应产品的需求,而是因为不存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商品资本无法完全被转换为货币资本,导致预付资本的增殖渐趋恶化,积累下滑。资本主义企业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下滑。大量的失业与工人阶级的消费的衰落,进一步降低了需求并使危机更加严重。
· 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一种庞大的财富与巨大的贫困并存的生产方式,却是唯一一种产品过剩会成为问题的生产方式,无法出售的产品会导致占有者的破产。急需这些产品的人又无法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它。由于资本无法通过使用劳动力而获利,资本也就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
· 对于古典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危机只是由“外部”冲击引发的(比如国家的经济政策),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则不存在危机。马克思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会导致危机,一种无危机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 马克思在分析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时,就已经在货币对交换的中介中发现了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商品卖出,但并不用获得的货币去购买新的商品,由于他把货币保留了下来,再生产的联系就被中断了。
· 所谓萨伊定律,即认为买和卖之间存在必然的平衡、供给创造等量需求的观点,只有在将(货币所中介的)商品流通同直接产品交换相等同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 趋向无限制的生产的扩张,会不断碰到社会消费力的限制。社会消费并不只是终端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它包括了工人阶级的消费、资本家的奢侈消费还有投资。
· 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投资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预期利润的高低,另一方面取决于(预期)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对比。
· 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不仅由相当不同的因素所决定,而且其决定性因素还是对立的:趋向于无限的生产与(不是由于需求,而是由于增殖的逻辑)受到限制的消费相对立。其结果是商品的过度生产(相对于支付能力而言)和资本的过度积累(被积累的资本无法增殖,或者难以增殖),最终必然引发危机。
· 危机不仅有破坏性的一面,对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完全是“创造性的”:盈利能力弱的资本被消灭,这减少了产量,而执行职能的资本贬值和工资的下降,提高了留存下来的资本的利润率。由于借贷资本需求的下降,利息率降低。所有这些共同为新的繁荣扫清了障碍,新的技术改进通常也会在此时出现。
2.马克思是否有一个崩溃理论
·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
·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一般财富发展的条件,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发展的条件。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
· 生产单个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完全可以降低,商品的价值也可以降低,只要他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是增长的。而剩余价值或利润究竟是从少量高价值的产品中来,还是从大量低价值的产品中来,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
十、资产阶级关系的拜物教
1.三位一体的公式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拜物教和神秘化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颠倒,它不是出于统治阶级的操纵了,而是源自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以及这种结构所持续再生产出来的行动。
·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存在的基础在于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分离,因此形式上自由的工人在物质上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向工人支付劳动力的价值,却使劳动力的劳动超过劳动力价值再生产所必需的时间:资本家从雇员身上榨取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在产品的出售中表现为剩余价值。
· 经济过程的年度总产品按照物质和价值因素被分为如下几部分:一部分用于替换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一部分支付工人再生产所必需的工资,还有一部分超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再生产的剩余产品,这部分又被分为地租、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 资本、土地和劳动只是就其作为占有价值的手段而言,都是收入的源泉:在资本主义关系中,人们可以通过资本、土地和劳动来占有一部分年度产品作为收入。
· 雇佣劳动、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形式规定性表面上与劳动、生产资料和土地这种物质的生产条件同时发生,以至于似乎一切劳动过程本来便已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关系的物化”:生产关系不再被视为人们之间发生的特定的历史关系,反倒是表现为基于物性的基础,似乎只要发生一般生产,便会形成这种关系。
· 资本-利润(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表达价值及其源泉的表面关联的这个“三位一体”,被马克思称为“三位一体的公式”。
·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们仍旧生活在一个“着了魔的”世界,这里出现的是“物的人格化”:社会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商品、货币和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实践,不断地导致“生产要素”的自主化,并将社会联系建构为一种物性强制,个人想要逃脱,只有以经济的崩溃为代价。
2.关于反犹太主义的附评
· 伴随着“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批判免疫了。因为资本主义机制似乎是社会生活过程的最进步的形态,社会已经无法摆脱这种机制。
· 在各种资本主义社会中,总是能找到一种拜物教关系的人格化。反犹太主义就属于其中之一,但它不应完全归结为这样一种人格化。
·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反犹太主义从根本上区别于一切其他的歧视、偏见和归因。只有在现代反犹太主义中,一个社会本身的核心组织原则被“外在化”,投射在一个“外来的”群体身上。
3.阶级、阶级斗争与历史决定论
· 马克思强调,绝不是他发现了阶级或阶级斗争的存在,但是他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 在结构的意义上,阶级是由他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位置所决定的。一个人可以属于某个阶级,即便他自己并不清楚这一点;与之不同的是历史意义上的阶级,这是指存在于一定历史情境中的社会群体,他们把自己理解为不同于其他阶级的阶级,这个阶级的成员通过共同的“阶级意识”来描述自己。
·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是在结构意义上使用阶级概念的。当他讨论一种特定的阶级关系时,是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一方面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面是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劳动者。那些既非资产阶级又非无产阶级的群体,主要是个体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农民,被马克思称为中间阶级或小资产阶级。
· 我们无法确定,一种共同的阶级状况会不会转化为一种共同的意识和行动,由结构所规定的阶级会不会转化为一种历史-社会的阶级。即便(由结构所规定的)无产阶级或者其中一部分转化为历史性的阶级,并且发展出了阶级意识,也不意味着这种阶级意识中自动包含一种超越资本关系的解放的设想。
· 资本关系的存在总是伴随着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斗争者会形成一种阶级意识。阶级斗争不仅会采取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直接对抗的形式,也会表现为国家的形式,后者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来确立或者排除特定的主张。
· 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总结为对单个小生产者(包括小农和手工业者)的剥夺。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一种生产过程的根本转换:小企业变成大企业,资本集中和集聚由此生、科学和技术得到系统应用、生产资料日益节省、各国经济被整合进世界市场。
· 资本主义发展中成果与社会成本的极端不平等的分配,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是资本主义固有的运动形式。
· 《资本论》所提供的概念正是为了让我们理解,为什么革命性的发展如此罕见:通过对拜物教、工资形式的虚幻性以及三位一体的公式的分析,马克思展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自行建构出一套将社会联系物化的图景,其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似乎是由各种生产条件所产生的,以至于对它的改变只能局限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范围内。
十一、国家与资本
1.国家是否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 马克思把社会的经济结构称为“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 通常的结论是,经济“基础”在根本上决定了政治的''上层建筑”(国家、法律和意识形态),而“上层建筑”的任何现象都必然有一个经济“基础”的原因。这种向经济原因与利益的简单归因被称为经济主义。
· 恩格斯强调,并非所有人类社会中都存在国家。只是当一个社会中形成了具有对立利益的阶级之后,这种阶级对立存在撕裂社会的危险,才需要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虽然从社会中产生,但又日益独立于社会的力量,就是国家。
· 即便是在拥有普选制度的民主共和体制下,仍然存在各种间接的统治机制:一方面是“直接收买官吏”,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只要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即使普选制也无法阻碍国家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 对工具主义国家观的代表而言,国家批判理论是一种揭露:国家的中立性应当被证明为只是一种假象。国家批判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的各种行为,而不是作为社会形式的国家和政治。
2.资产阶级国家的形式规定:法制、福利国家与民主
· 国家分析的关键在于阶级之间发生关系的特殊形式,以及阶级关系再生产的特殊形式。在前资产阶级社会中,经济和政治统治还不能被区分开。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剥削与政治统治分离开来了。
· 经济上的剥削和统治关系是经由自由平等的契约签订者之间的协商一致而确立的,而且可以随时解除这种关系。被剥削者之所以同意这种剥削,是因为他在一个私有制社会中没有其他维持生计的手段。雇佣工人虽然不是在人格层面从属于某个特定资本家,但他为了生存,必须将其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
· 作为法治国家,资产阶级国家把它的公民视为自由而平等的私人财产所有者:所有公民都需遵从相同的法律,具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国家维护每一个公民的私有财产,这不取决于公民的人格。
· 在单个公民看来,国家表现为一个中立的机关。国家恰恰通过这种中立性,保障了资本主义统治与剥削关系的基础。对财产的保护意味着那些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什么财产的人,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 单个工人从生产过程中出现,如同他们自行进入这一过程之中。他的工资实质上满足的正是再生产。为了不断再生产,他必须不断出卖其劳动力。资本家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作为资本家出现的:他的预付资本连同利润回流到他手中,从而使他能更大规模地投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生产商品,也将资本关系本身再生产出来。
·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家必须持续而且直接地干预,从而实现和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工人阶级的发展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此后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才依靠“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来保证,只在例外情况下才需要国家的强制力。
· 资产阶级国家不仅是法治国家,即只是建立一套形式框架,并通过垄断暴力来维系这一框架。它还保障了资本积累的一般物质条件,因为单个资本由于无法获得足够的收益而无力以资本主义方式创造这种条件。
· 国家不仅避免了对劳动力的破坏,而且还作为福利国家保障了劳动力的再生产。福利国家的举措来自资本积累过程,无论其资金来自社会保险还是税收。一部分社会价值产品被用于福利保障,这就使剩余价值量下降了。对于单个资本家而言,这种扣除和前述保护性规定一样,是一种限制。作为福利国家的国家有损单个资本追求最大化增殖的直接利益,也会遭到相应的抵制。福利国家的举措往往是工人运动斗争的结果。
· 将资产阶级国家视为资本家阶级工具的观点有一个根本缺陷,它不仅预设了一个统一的、在政治上有行动力的统治阶级的存在,且预设了一种被清晰定义的阶级利益,只待一种工具以付诸实现。
· 国家政策推行的前提不仅是最重要的各部分资本家在资本主义总利益上达成一致。这些政策还必须在下层阶级面前合法化,来自他们的一定程度上的共识也是必要的。这样才能确保下层阶级不会通过社会实践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构成干扰。这样可以确保下层阶级接受他们经常所要付出的牺牲,至少是能消极地忍受。
· 建构合法性、取得与资本主义相一致的共识的根本程序是普遍的、无记名的、自由的选举。当政治学研究民主时,这种“程序合法性”被摆在首位。民众对苛政的不满,不仅通过定期选举的方式而获得了一个及时宣泄的阀门,而且被引导到了个别的政治人物和政党身上,而不再针对这些政策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制度。
· 在三位一体的公式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然形式。资本主义表现为一个别无选择的企业,资本和劳动在其中扮演着自然的角色。对于不平等、剥削和压迫的感受没有必然地引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倒是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内部条件的批判:被批判的是“过度的”要求或“不公平的”分配,而不是这种分配的资本主义基础。
3.世界市场与帝国主义
· 为了尽可能地实现高增殖,资本倾向于超越民族的界限,不仅要购买固定资本要素,而且要出售其最终产品。马克思由此提出世界市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资产阶级国家所追求的资本主义总利益不仅停留在国家层面,还会拓展到国际层面。
· 列宁把当时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结构变化理解为从“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被少数几个企业所掌控,大的工业企业还与大银行的金融资本融合在一起。整个经济过程就被少数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寡头所掌控,他们对国家也施加了特定的影响。
· 随着国内不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垄断资本的增殖需要,他们便不再满足于对外出口商品,而必然要向其他国家输出资本。凭借资本输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占有了其他国家的巨额剩余价值,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因而具有了一种“寄生虫式的”特征。而垄断资本主义由于缺乏动力,会趋向于“停滞和腐朽”。
· 列宁因此将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终阶段。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最后的阶段,只有通过战争或革命才能加以终结。
· 列宁从单个资本的壮大与主导一个部门的资本数量的日益下降,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化方式改变的结论:不再是价值,而是垄断资本家的意志现在统治了经济。单个资本或卡特尔协议的计划尝试在某种程度上的成功,被错认为对价值中介的社会化方式的根本改变。国家也被归结为这些垄断资本家的单纯工具,而帝国主义便被理解成了单个资本家利益的直接贯彻。
· 帝国主义政策推动下的资本输出虽然存在,但一大部分资本输出并没有流向殖民地或附属地区,而是流向了其他同样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原因不单是资本主义中心地带不再有利可图,否则就不会有资本流向其他中心地带。这种资本输出也没有得到本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保护,这种政策只是为了统治那些中心地带以外的他国领土。对于最重要的帝国主义势力美国而言,关键因素不是资本输出,而是资本输入。
· 如果把国家在民族层面向其他国家施加经济、政治或者军事压力,从而贯彻资本主义总利益的行为称为帝国主义,那么帝国主义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倒不如说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在其可能的范围之内都是帝国主义的。
· 一个国家之间为实力与影响而斗争的领域便被建构了出来,它并不仅限于单个部分资本的经济利益的直接实现。这一领域主要涉及国际秩序的建立,包括贸易、货币、法律以及军事政治等领域。
· 对强国而言,“单边”行动(即不考虑他国利益的利益实现方式)也许是一个现实的办法;而弱国通常会倾向于“多边”行动(即或多或少与他国合作),甚至要求建立一种相关的国际法秩序。
十二、共产主义:超越商品、货币与国家的社会
· 马克思的政治理想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将取而代之,这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废除,生产也不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 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基于伦理的理由而应当存在的社会:人们不应该剥削或压迫他人,不应该一味追逐物质利益,而应该团结互助。
·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未基于道德的理由来批判资本主义,他的分析过程表明,道德观念正是由社会生产出来的。只存在特定社会之中的道德,不存在能够衡量各个社会的一般道德。
· 在作为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共产主义中,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被等同于经济的国有化和国家计划。它只是一种初步手段,而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的特征描述。生产资料应当归于社会,而国家最终也将“消亡”。
· 共产主义社会不再以交换为基础。无论是生产中劳动力的耗费,还是产品的分配都遵循着一种社会的有意识、有计划控制的方式。不仅是资本,商品和货币也不再存在。
· 马克思所谈的不是一种仿佛资本主义关系中的数量上的重新分配,而首先是从一种自行独立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种社会关系作为一种匿名的强制而与个人相对立。这样社会成员才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现实地自行组织和安排他们的社会事务。
· 马克思强调,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重要前提,资本主义带来了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必然导致的工人能力的、全面发展。
· 在资产阶级统治薄弱的时期夺取并捍卫国家政权,对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是不充分的。如果没有社会和经济的前提,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作为党夺取政权的计划取得成功,但并不能作为社会解放的计划取得成功。
· 共产主义社会本身也需要一个特定的发展过程,以便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创造出的前提得以转化。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参考文献
马克思,《资本论》
海因里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资本论〉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