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世界文学的生命棱镜

世界文学不是一套文本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的方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 ——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

阅读过程只能说是惊为天人。丹穆若什的写作方式没有一种权威学者高高在上的架势（尽管这是比文领域一本如此重量级的奠基之书），而更像是一个引导者，观察者，世界文学发生过程的讲述者，引领我们离开万众瞩目的欧洲中心，来到古巴比伦、古埃及、塞尔维亚、危地马拉和玛雅的原始部落，并告诉我们有关那些曾被遗忘的文本在被发掘、流通、翻译、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不为人知的一切。他所关注的，不是探讨世界文学的本体论，而是研究世界文学的现象学，即从流通、翻译和生产角度，具体考察世界文学的动态生成性、跨文化性和变异性。

《吉尔伽美什史诗》，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史诗，大洪水传说、洪巴巴和追求永生的璨烂故事，那些书写楔形文字的泥版，如果不是被爱德华和莱亚德从洞窟中发现，并经由土耳其运到英国，便永远不会为世人所知晓，并进入21世纪读者的视野当中。丹穆若什由此强调了“流通”在世界文学形成的作用，他说道：

一个作品进入世界文学，会通过两重步骤：首先，被当作“文学”来阅读；其次，从原有的语言和文化流通进入到更宽广的世界之中。一个特定的作品，沿着文学性或世界性两个坐标轴的任何一个起浮，从而跨过临界点，就有可能进入世界文学，或者后来从中脱出。

一部世界文学同时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他把世界文学比作“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文学作品即使进入了世界文学的传播中，它们身上依然承载着源于民族的标志，而这些痕迹将会越来越扩散，作品的传播离发源地越远，它所发生的折射也就变得越尖锐；世界文学总是既与主体文化的价值取向和需求相关，又与作品的源文化相关，因而是一个双重折射的过程。

接下来，丹穆若什谈到世界文学的翻译问题。他非常务实地认为，译文试图传达原文的所有文化特性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完全“透明”的、“不遮蔽原文，不阻挡它的光”的翻译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在巴别塔之后，语言本身是无法传达的。乔治·斯坦纳说道：

每一种方言都贮藏着意识的资源、宗族对于世界的观念……一种语言围绕着“中心国家”的集体身份建筑起一堵墙。对于外来者它是秘密，创造着它自己的世界。

这种论断无疑令人灰心丧气：语言的鸿沟真是无法跨越的么？况且译者面临的不仅是语言空间问题，还有时间问题，当他们面对早于他们年代的作品时，究竟是翻译成作品写作的那个时代风格,还是翻译成译者所在的年代风格？丹穆若什给出的答案是，好的翻译应当公正地对待原文，既不能完全抄袭原文的语法，也不能用目标语文化将之严重同化；翻译时保存其直接性和同我们的区隔，保存其世界性和其时代与文化特色，这样方能充分展示作为一种世界文学的实质。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翻译的时代，也是一个重译的时代。即便是翻译也需要不断的更新。随着产生该文本的文化的演变，目标文化中的文学价值观的改变，原有的翻译显然无法再现原作的语气和价值观，一代人认为最好的翻译很快就变成了古董，也就不再有效——换言之，每一种翻译都表达了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价值观。

那么，阅读经过翻译、更迭的变异文本是否会让我们感到沮丧？毕竟我们没有时间去掌握所有的语言，并且如他们本地人一样深谙他们的文化。但丹穆若什提出，翻译是对世界文学有益的，因为世界文学本身就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对话、融合的产物：

文本经过已经存在的接受和释义的形式转变后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必须和其他已经塑造了我们阅读内容与阅读方式的人们合作。

不论忠实与否，翻译从未真正“反射”原文；相反，它们折射原文。每一个翻译都是“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一种协商，因此，所有的翻译都体现了文学价值观的转移。

通过讲述丽格伯塔·门楚的两本口述史的国际传播，丹穆若什非常到位地向我们展示了世界文学在国与国之间传播和翻译时发生的变异和文本生产。门楚的第一本书经过了布尔格的人种志框架改编，英语译文把原本活泼生动的西班牙语变得平淡，并弱化了它的史实色彩和基督教信仰。在出版第二本书之际，门楚组建了一支国际团队以试图将该书的话语权掌控在自己手中，然而当它一旦进入别的语言领域后，所有这些努力就都被削弱了。为迎合英语读者的兴趣和增加市场销量，莱特的翻译冲淡了这本书语言的真正力量，这个事实令人既惊讶又沮丧，特别是当我想到我读过的那么多译本都遭受了或多或少的减损和创伤——但是我们阅读的何尝不是作者与译者合著的一部作品呢？读好的译本未免不比读原作获得更少的乐趣和享受，第一个跃入我脑海的译者是李健吾先生，他让福克纳和福楼拜的文字完完全全活了过来。

除去流通、翻译、生产这三个大部分以外，丹穆若什还在许多地方提出了一些细碎但颇有启发性的观点，解答了数年来困扰我的难题。许多论述无形地环绕着他的第三个定义展开：“世界文学不是一套文本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的方式，一种以超然的态度进入与我们自身时空不同的世界的形式。”

他告诉我们划定经典的意义：“假如我们确实能长生不死，或者我们的寿命能延长一倍，如活到一百四十岁，我们将放弃所有关于经典的看法。但我们仅有间隔不长的人生，然后我们就会被世界遗忘。”是的，这就是经典之所延续的意义……由于人的生命有限，应当用于阅读人类文明的精华而非糟粕，才能够使短暂的生命得到最大程度的充盈。

以及世界文学使得我们获得穿越时空能力的体验：“世界文学作品同时存在于两个层面：一个是我们当下的世界，一个是引领我们走向的不同于我们的世界，其特别的影响力来自于我们对这两个世界的双重体验。”世界文学中存在一种普适性的永恒，比如爱，存在，罪孽，救赎，正是这种永恒使古代诗歌成为疗治现代读者疲惫心灵的良方。

当我们以一种既投入又超然的态度(detached engagement)去阅读，了解但是又不局限于一部作品在它原本时空里可能的意义(在我们使其适合当下的语境和目的的时候)，一部世界文学的作品就会表现出它最完整的生命和最强大的力量。

阅读为梦想者提供了进入自由王国的力量，否则他将困于现实世界的事务。对帕维奇来说，世界文学代表了从个人环境的悲剧中逃离的可能性。

最后，丹穆若什安抚了我们作为生命有限之人无法读完所有世界文学经典的不安。他说道：

一旦一些外国作品开始在我们头脑中发生共鸣，世界文学就全力活动。这就为比较文学学者潜在的隐忧提供了进一步的解决之道：世界文学不是必须掌握的(尽管这是不可能的)庞大的材料集体；而是一种阅读模式，可以通过少量作品来深入体验，也可以通过大量作品来广泛探寻，两者同样有效。

这本书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启发。它让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即便囿于现实的限制，我无法走向远方，却能够借着史诗之帆乘风远航。我能够去往遥远的古埃及，拉丁美洲的古老部落与热带雨林，19世纪多雾的伦敦，铁与火纵横的巴黎，我将在那里使我贫瘠困顿的心得到安放；并且我不必再为阅读翻译的问题而忧虑，因为我明白了接受翻译本身就是世界文学的运作过程，阅读之时，我们不仅与过去、与伟大的死者对话，也与当代对话。如同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宏大梦想一般：“跨越边界”。我们是这个星球上芸芸众生的成员之一，我们应当了解世界上的其他角落正在发生什么，我们将携手回到昔日人类共同的家园，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不会感到孤独。

2024.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