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刘景瑜：近代日本海军的对美战略观——以日本《帝国国防方针》为中心
摘要：日本于1907年制定的《帝国国防方针》，经1918年、1923年和1936年3次修订，成为其制定对外侵略政策和扩充军备的重要依据。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海军一直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强调要保持对美7成比例、“舰队决战”战略。日本制定及第一次修订《帝国国防方针》时，美国虽为日本海军的假想敌国，但只是后者扩充军备的参照国而已，至第二次修订时，美国成为日本海军战略的对象国。1936年日本海军“南进”战略施行时，美国已成为其必战国。可以说，日本《帝国国防方针》的制定与修订，清晰地反映出日本海军对美战略观的确立与变动过程。 作者简介：刘景瑜，北华大学东亚历史与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政治军事史。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2022(03)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217);
近代日本海军是在以美国为假想敌国的历史背景下，不断扩充军备，并最终走上对外扩张的战争道路的。日本制定及第一次修订《帝国国防方针》(以下简称“国防方针”)时，美国虽被列为日本海军的第一假想敌国，但实际上仅是日本海军扩充军备的参照国与标准国。1923年，日本第二次修订国防方针，美国已经成为日本海军“对美7成比例”战略的对象国。日本海军着力扩充辅助舰，强化“舰队决战”战略。而在日本第三次修订国防方针时，日本军令部主导海军决策，美国成为日本海军的“必战国”,即日本海军“南进政策”的首要目标。日本国防方针的制定及其三次修订，清晰地展示出日本海军对美战略观的变化与演进。梳理近代日本国防方针中对美战略观的形成、演进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过程，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战前日本海军从建设、发展、强大到走向毁灭的全部过程。
一、国防方针制定时的对美战略观
对马海战的胜利，直接促使日本海防观念由守势国防向攻势国防转变。在探讨日俄战后经营问题时，日本明确指出，应该继续扩充军备，以守护依靠战争获取的利益。而日本要扩充陆海军，就需要制定国防方针，以寻求其军备的参照国。
1.国防观念的转变
1871年12月，针对日本国防建设方针等问题，山县有朋等人提出，日本应为“守势军备”,且要将防御的重点放在沿海。同时，为了能更好地发展军备，需确定以“俄国为假想敌国”的军备整备计划，①1 为此后日本寻找军备参照国以扩充军备埋下了伏笔。 1889年，三浦梧楼指出：“日本地形狭长，不能集中全部兵力进行集中抵抗。”2为此，只需在外来入侵者可能登陆之处修筑防御工事即可，这是延续守势国防思想的具体体现。然而，明治元老山县有朋则持反对意见，他在《军备扩充意见书》中称：“军备扩张不仅为主权线之防御，更应为实现东亚盟主之地位而拓展其利益线。”3 日俄战争导致日本财政出现了较大亏空，但日本陆海军依然主张继续扩充军备。山县有朋在《对清政策所见》中明确指出，日本应该“巩固花费巨资、人力、物力所取得的‘满洲’之地”,应实施“北进”策略。4根据《朴茨茅斯条约》,日本获得了“满洲”的部分权益。而此时的美国通过美西战争也获得了对菲律宾的实际控制权，美国海军“不仅处理美国在远东的事务，还要在加勒比海峡帮助推行罗斯福总统的大棒政策”5,其实力的快速增长引发了日本对太平洋远东地区控制权的担忧和戒备。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开始逐渐改变与欧美列强协调瓜分中国的原则，意欲形成独占中国的局面，于是“战后经营”成为日本面临的最大难题。
2.国防方针的制定及其内容
日俄战争之后，为了防止俄国的报复，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田中义一认为，日本“至少应该配备45个师团”6,才能与俄国远东兵力相对抗，同时建议设定日本陆海军共同的假想敌国，确立与其国防政策变化相适应的方针。正如日本学者纐缬厚所言：“田中义一的国防主张驳斥了同时期山本权兵卫所代表的海军主流派主张的‘岛屿之国’论，赤裸裸地表明要构筑‘大陆国家’日本的国政方针。”71906年，日本参谋总长大山岩制定了《明治三十九年日本帝国陆军作战计划》,在计划中明确要变“守势国防”为“攻势国防”。8同年10月，寺内正毅陆相为建设“攻势国防”计划，明确提出日本陆军军备目标应为“平时20个师团，战时50个师团”;陆军第一期扩充应该“先完成20个师团”的军备整备计划。9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效仿英国和德国建立起自己的海军和陆军，但对“海主陆从”还是“陆主海从”一直是有争论的。近代日本海军战略家佐藤铁太郎发表过《帝国国防论》《帝国国防史论》等海军战略思想著作，宣扬“海主陆从”的主张。1906年10月，面对日本陆海军间的争论，山县有朋根据田中义一的意见，上奏《帝国国防方针私案》。山县明确提出，要尽可能发展日本军事，并提出将假想敌国确定为“第一俄国，其次中国”10。后由参谋总长奥保巩、海军军令部长东乡平八郎等人共同制定国防方针。日本海军方面强调，应将美国设定为假想敌国，为此“整备50万吨的海军军备”,以达到战略上的“南进”。11而日本陆军方面，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石安治则认为，“俄国即当前可选定之敌国”12。可见，日本陆海军对“假想敌国”的设定即“南进”还是“北进”的选择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907年，经日本天皇批准的国防方针制定完成，同时要求必须严格保密。国防方针明确规定，“日本国防以攻势为基调”。在设定假想敌国顺序时，采纳了日本陆军所强调的以俄国为主的方针，其后才是美、德、法等国；在确定国防所需兵力时，针对陆海军分别确定了以“俄、美为标准”的方针；同时强调了日本所设定的国防方针最终是要在“东亚取得攻势”。13至此，日本陆海军根据自身发展，设定以俄国和美国作为各自的“第一假想敌国”,同时在“南进”还是“北进”方面也存在着不同见解，进而导致双方在战略上有着重大分歧。 日俄战争后，日本海军认为日本同俄国再次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低，日本国防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防御来自海上即美国的威胁。同时，日本获取了中国东北的部分权益，且在朝鲜半岛极力推行“关门政策”,力图将美国势力驱逐出朝鲜半岛。而美国正努力建设“两洋”海军，并计划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建造30艘战列舰。按美国建造军舰的计划来看，日本海军将美国作为“第一假想敌国”,实际上也是为了扩充日本海军军力。在日本国防所需兵力的设定中，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军事压力，需要最低限度的军舰配备为“8艘2万吨战舰，8艘1.8万吨级装甲巡洋舰，其他辅助舰若干”。这便是所谓的“八八舰队”。按计划完成后，日本军舰的总吨位可达到50万吨。14
二、国防方针修订时的对美战略观
受“西门子事件”15影响，日本海军的政治形象受损，弱化了其在政治上争夺发言权的优势，其意欲实现国防方针所确定的“八八舰队”计划也愈加困难。然而，此后不久便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日本提供了“天佑良机”,并使其借战争大发横财，日本“公司或企业追随和利用国家的政策可以分享一杯美羹，成为巨富”16。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军援引《日英同盟》部分条款，于1914年8月23日对德宣战。为了从战争中汲取经验，日本军方于1915年秋设立了“临时军事调查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具体情况，对战时的“国家体制、国家动员、工业动员、军队的编成、战略战术等进行调查研究”。17 1916年，田中义一提出了新版国防方针，指出应将“中国完全置于日本帝国的控制之下”18。鉴于此，日本陆海军于1917年各自成立国防方针修改委员会，分别向其统帅部门提出国防方针与军备整备案。经过相互协商、妥协，于1918年9月13日正式通过第二次修订的国防方针。在修改后的国防方针中，日本海军在战略层面强调“先发制人与舰队决战主义”,进一步明确美国是日本海军最主要的假想敌；在战术层面，认为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日本以第二舰队为核心歼灭在远东的美国舰队主力，同时与陆军协同，以第三舰队为核心，控制菲律宾岛；第二阶段，在近海击败来援的美国舰队。”19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实现击败美国舰队的目标，日本海军需要建设完成“8艘主力舰两队，8艘巡洋舰，总计24艘军舰”,即“八八八舰队”计划。20 在新修订的国防方针中，美国依然是日本海军的第一假想敌国，并附带将中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国，此举被认为是日本同美国争夺远东市场的集中表现。至此，日本海军的对美战略观，由追随、观望与模仿转变为设计具体作战计划。国防方针修订后，时任日本海相的加藤友三郎表示：“如美国完成海军舰队扩张，日本海军同美国海军相比仍是相差悬殊，在太平洋上日美两国海军力量极不均衡，其结果便是太平洋成为美国的池塘。”21由此可见，此时国防方针中所确定的对美军备扩充计划远远脱离了日本经济的实际。 1922年2月结束的华盛顿会议，重新确立了世界五大国间海军主力的舰吨位和比例，日本主力舰维持在对美6成比例。然而，1918年日本修订的国防方针中所设定的主力舰吨位远远超过了华盛顿会议的决定。因此，日本陆海军军令部门对1918年第一次修订的国防方针进行了再次修订，其依据的原则是“以近期或将来一段时间内对帝国国防产生重大冲突且国力强大的美国为目标”22。 围绕华盛顿会议所签订的《限制五国海军军备协定》《四国条约》等内容，日本陆海军的派阀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陆军省与海军省主张较为相似，均认为应该“力避以英美为敌的政策”,意即“对美不战论”。陆军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则认为上述条约为“日本帝国有史以来的一大耻辱”,主张对美强硬、对美必战。23 经日本参谋本部与海军军令部多次协商，陆海军大臣同意，首相认可、元帅府批准进行修改的国防方针，最终在1923年2月21日，经天皇裁定批准执行。在新修订的国防方针中，日本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美国最近随着国力之充实，加之拥有无限之资源，便推行经济侵略政策……加之加州对邦人之排斥已渐渐波及其他各州，愈来愈根深蒂固……美国已成为我国防上最应重视之国家”24,由此明确了美国是日本最主要的假想敌国。新修订的国防方针还明确规定对与日本冲突机会最多的国家，应该能够确保“一旦发生战事之际，举国家之全力以对敌，速战速决达到战胜之目的”。日本海军的假想敌国仍然是美国，为能与其抗衡，需要达到“主力舰9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144艘，潜水艇80艘，总计122万吨，并确定航空兵建设17队”的军备规模。25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部开始凌驾于日本政治之上，日本开始全面法西斯化，成为亚洲战争策源地。美国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作为采取绥靖政策，但1934年美、英两国曾照会日本，对日本在中国所采取的行动表达了不满，日美矛盾加剧。1935年12月，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召开之际，日本军令部便提议修改国防方针等文件。日本陆海军军令部门在修改国防方针时的分歧较大，参谋本部的石原莞尔大佐认为，军备的重点应是首先“排除北方的威胁”26;海军军令部门则认为，国防上应该应对来自南方的威胁。1936年1月15日，日本宣布退出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彻底摆脱了海军裁军条约的限制与束缚。3月19日，日本海军成立政策及制度研究调查委员会，进一步明确了日本海军的“北守南进”策略。6月3日，日本陆海军军令部门完成对国防方针等系列文件的修订。 在第三次修订的国防方针中，日本陆军明确了第一假想敌国为苏联，海军则依旧将美国作为假想敌国。为了能够同美国相对抗，日本海军需要配备12艘主力舰、10艘航空母舰、28艘巡洋舰、6支水雷舰艇支队和7支潜艇支队的作战部队。要完成这一目标，维持对美7成比例、“大舰巨炮主义”的海军战略，日本海军还需建造两艘主力舰、7艘航空母舰和20艘驱逐舰。27
三、国防方针对美战略观的表象与实质
日本的国防方针与其国家的内外政策息息相关。日俄战前日本所执行的国防政策，一方面是为维护其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其军备扩充的参照。日俄战后日本制定的国防方针，明确将国家政略与对外战略统一起来。 日本海军虽然经历了两次海上冒险战争的成功，但实力依然相对较弱。而美国方面也在积极应对日俄战争之后来自日本海军的威胁，认为“如与日本战争真的迫在眉睫，大西洋舰队应至少调度16艘的战列舰前往太平洋”28。1901年前，日本已经下水的战舰、装甲巡洋舰共计12艘、14.3万吨，而美国仅为7艘、7.6万吨。到1907年，日本已经下水的战舰为25艘(含建造中5艘),美国却已经达到35艘(含建造中10艘),可以看出美国的海军实力已经完全超越日本。29此外，日俄战争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爆发了排日事件，而战争结束后，美国的排日活动开始“从经济层面发展为种族主义驱动下的大规模公开暴力活动”。30可见，此时美国已经在积极应对日本海军的扩张，这也对日本产生了较强的刺激作用。 1907年日本制定的国防方针所确定的陆海军假想敌国、军备规模与战略，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政策依据的蓝本，此后三次修订国防方针均在这一框架内完成。日俄战争中依靠“大舰巨炮”所取得的胜利，成为日本海军战略的信心来源。国防方针中将美国设定为假想敌国、追求舰队决战也就成为日本海军坚持的战略思想。此后，为了进一步扩充军备，日本海军一直将美国作为直接的战略对手与假想敌国，强调坚持对美7成比例。明治宪法所规定的统帅权独立的军事制度，逐渐排除了陆海军大臣对军队统帅事务的干涉，使日本陆海军军令部门具有更大的独立性与发展空间，为实现对抗假想敌国目标的军备扩充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为进一步强化同美国间的军备竞争创造了条件。 国防方针的最初设计者是田中义一，他想借制定国防方针之机统一日本的陆海军战略，但事与愿违，最终的国防方针是由日本陆海军分别设定自己的假想敌国。山县有朋提出国防方针私案时，便遭到来自海军山本权兵卫等人的反对。山本权兵卫深受美国马汉海权论的影响，“极力鼓吹大海军主义，宣扬海军力量是国家发展以至创造历史的原动力”,“坚持二元统帅权，海军重新设定假想敌国”等观点。日本海军认为，对假想敌国的设定不能以眼前利益为准，而应该从历史和地理上进行全面衡量：日本是岛国，因而“应该效仿英国，着力扩建海军，以发展海上力量为国家之本，而发展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应属美国”。31在此后近40年的对外政策中，日本海军对美战略几乎没有改变。由此可见，1907年制定的国防方针推动日本加速走上了扩充军备与对外侵略之路。
制定国防方针时，日本海军战略家佐藤铁太郎明确提出，为了完成日本的防卫，日本海军应始终保持对美7成比例。当日本的海军仅为美国6成比例时，作为防守舰队的日本是不占优势的。按照进攻与防守态势的数字比，即当日本仅为美国舰队6成的话，美国的优势率近七成，这对于日本国防而言，是十分危险的。但当日本海军达到对美7成比例时，美国对日本的优势则“低于五成”。因此，只有在保持对美7成比例时，“日本国防才能安全，同时也降低了美国远洋进攻的可能性”。32 日本海军坚持认为，对美7成比例是奉行国防方针的重要步骤，也是“能否践行攻势国防的关键和重要战略依据，这一观念成为此后海军恪守的军事思想与战略考量”33。华盛顿会议后第二次修订国防方针时，日本再次强调了以美国为目标进行军备扩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使日俄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加之日美两国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日益加深，美国就此成为日本军事战略上的主要目标。 日本于1906年制定的《用兵纲要》明确了对美军的作战方针，直到1923年，该方针基本上变化不大。到1925年，第二次国防方针修订后，对美作战计划出现了变化，包括“海军主力决战，预计对美开战后的45日前占领马尼拉，破坏甲米地军港，投入3个师的兵力”34等内容。日本海军计划在对美国开战的同时，在菲律宾海域消灭美军舰队，实施先发制人策略，而这种策略最终在太平洋战争中得到实践。 作为日本海军假想敌国的美国，也在积极应对日本海军的扩充及其对美国产生的战略威胁。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成功使日本的主力舰保持在对美六成比例，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也进一步压制了日本辅助舰扩充的态势。第二次伦敦海军会议后，美国对造舰计划和用兵方针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终止了对日的“橙色计划”,并制订了新的“彩虹作战计划”。在美国看来，日本能否对美开战，更多取决于日本海军是否坚持“南进”路线。 日本退出世界裁军体系后，彻底脱离了条约的束缚，开始疯狂扩充军备。1936年，日本政府已经成为军部政策的执行者。时任日本总理大臣的广田弘毅在天皇垂询新修订的国防方针时，回奏说国防方针的修订十分正确，将尽力付诸实行。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明确看出，日本当时是“军事统治政务的原则”,陆海军的决定已经超越政府的控制范围。35 1936年修订的国防方针中，日本确立了“南北并进”的战略路线，海军的主要战略对象国是美国。在设定假想敌国时，日本强调“无论是对美、对苏作战，都必须以中国国土作为作战基地”36,可以说中国是日本海军对美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修订后的国防方针，实质仍是针对美国海军构建日本大海军，并持续坚持“大舰巨炮主义”、“渐减邀击”战略，执着追求对美海军7成比例。然而，长期忽视航空兵的重要作用，推行固化的海军战略也成为日本此后失败的一部分原因。
结 语
国防方针的制定、修订等要与国家的对外政策、工业和经济实力等相匹配；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国防方针，会给国家发展带来种种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等发展极不协调，而国防方针的修订无视这一现实问题，仅基于军事层面的考虑，着重发展重工业，使整个国防战略和方针的执行陷入困境，进而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同时，日本军事对政治话语权进行操控，逐渐形成军事不受政治管控的局面，最终加速日本走向战争。 日本军部地位的日益突出，一方面有明治宪法中规定的“统帅权独立”作为保障，另一方面通过“五一五”事变、“二二六”事变等来完成对政权的掌控。1936年，日本第三次修订国防方针时形成的军权“凌驾于行政系统之上的特权地位”37的状态正源于此。日本国防方针的制定与修改，体现了日本政府与军部的对外政策和扩充军备计划的变化过程，更反映出日本海军对美国战略观的演变。日本国防方针是日本实施对外侵略战争的指导性文件。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海军对美战略的最终检证，也是日本国防方针对美战略观的集中体现，更是日本海军对美“大舰巨炮主义”战略失败的最终表现。
注释
1 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8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16頁。 2(1)政教社編『観樹将軍囘顧録』東京:政教社、1925、215-245頁。 3(2)大山梓編『山县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230-232頁。 4(3)大山梓編『山县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305頁。 5(4)詹姆斯·莫里斯:《美国海军史》,靳绮雯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3页。 6(5)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99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9、59頁。 7(6)纐缬厚:《领土问题和历史认识——中日韩三国为何不能携起手来?》,申荷丽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76页。 8(7)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8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131頁。 9(8)林茂、辻清明編『日本内閣史録』2、東京:第一法規出版社、1981、18頁。 10(9)大山梓編『山县有朋意見書』東京:原書房、1966、290-295頁。 11(10)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8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151頁。 12(11)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8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152頁。 13(12)黒野耐『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東京:総合社、2000、85-116頁;黒川雄三『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63-86頁;島貫武治「日露戦争以後における国防方針、所要兵力、用兵綱領の変遷」上『軍事史学』Vol.8,No.4,1973。 14(13)黒川雄三『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80頁。 15(14)“西门子事件”缘起于1914年1月23日日本《时事新闻》的一篇报道。报道称,西门子东京分公司一打字员被解雇时,带走了公司向日本海军高官行贿的资料。针对此事,日本海军部专门设置了调查委员会,由海军大将出羽重远担任委员长。经过调查发现,日本海军高层有多人收受巨额贿赂。 16(15)周颂伦:《近代日本社会转型期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9页。 17(16)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8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250頁。 18(17)斎藤聖二「国防方針第一次改訂の背景:第二次大隈内閣下における陸海両軍関係」『史学雑誌』Vol.95,No.6,1986。 19(18)黒川雄三『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117頁。 20(19)北冈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8、326頁;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8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219、221頁。41个军团相当于原61.5个师团的兵力,相当于1907年国防方针所规定兵力的1.2倍。 21(20)麻田贞雄『両大战間の日美関係』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3、152頁。 22(21)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91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198頁。 23(22)黒野耐著『帝国国防方針の研究』東京:総合社、2000、212-214頁。 24(23)王颜昱主编:《日本军事战略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2-133页。 25(24)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91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197、199頁。 26(25)黒川雄三『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187頁。 27(26)黒川雄三『近代日本の軍事戦略概史』東京:芙蓉書房、2003、196頁。 28(27)乔治·贝尔:《美国海权百年:1890—1990年的美国海军》,吴征宇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8页。 29(28)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編『戦史叢書』第8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154頁。 30(29)郭玉梅:《加利福尼亚排日运动与美国对日移民政策的转变(1888—1924)》,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5页。 31(30)王颜昱主编:《日本军事战略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0页。 32(31)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第91巻、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156-159頁;参见伊藤正德『軍縮?』東京:春陽堂、1929、248頁。 33(32)刘景瑜:《近代日本海军对美7成比例问题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7期。 34(33)王颜昱主编:《日本军事战略研究》,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4页。 35(34)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8页。 36(35)徐勇:《征服之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 37(36)武寅:《近代日本政治体制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