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上学记》
最近看了一票书，章诒和、张允和、谢泳等作者按说每一个我都比较熟悉，但却并没有产生特别强烈的写一些什么的愿望。很意外的是，手里的这本《上学记》，作者何兆武从前几乎没有听说过，还没读完，就很迫切地想记录下书中的一些东西。
喜欢作者的理由
王小波曾经在《我的师承》里说到，很长一段时间里（当然他说的是四九年后），在中国，作者的名誉和才学往往是倒挂的，于是乎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就躲进了翻译家的队伍，而不轻易地从事自己的创作。王小波本人很是推崇的就有《情人》的译者王道乾。
所以当获知何兆武翻译了大量罗素、卢梭、帕斯卡尔的作品时，我便天然地对他有了一种源于翻译家身份的好感。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王道乾当年在位于云南的中法大学就读，据说曾经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同屋，汪是我十分喜爱的作者。而同在西南联大，另一个与汪曾祺曾经同屋的便是这位何兆武——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写当时的汪曾祺长发，衣衫褴褛，还抽烟，俨然如今的颓废青年；而汪曾祺则在自己的不少小说中距离说，西南联大有一个寝室住了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和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昼伏夜出，一个则完全相反，同居一年竟然互相没见过面，这个说法固然是夸张了一点，不过也基本靠谱，这个中文系学生说的是汪自己，而历史系学生指的就是何兆武——据说隔壁屋子住的是一个叫吴讷孙的，之后以鹿桥的名字写下了《未央歌》。不过在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这样的小小“掌故”也算不得什么。
以上算是说了两条我喜欢何兆武的理由：翻译家、西南联大毕业生，剩下还有一条——老人。80岁以上的老人，即便是当了一辈子的文盲，都能说上几句“人这一辈子”，何况他作为学者丰富的经历加之几多体悟。
年轻人读老人写的东西，那种感觉是一种道不清的不一样。前些天读杨绛写的《走到人生边上》，感觉虽不如杨先生从前的作品那般精致，但在絮絮叨叨之间，讲了许多生生死死，尤其是讲了那么多鬼神的东西，无法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本《上学记》之所以让我忍不住想说些什么，则实在是因为作者在字里行间的淡定之中，又说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果说品味人生的滋味像尝菜根，每咀嚼一次味道都不尽相同，那么有些东西大概是老人才可以品味到的，而何兆武又把这些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之前就想到了这三点，后来发觉还有一个原因。之前看的那些书，章诒和、谢泳讲述的始终是别人的事，合肥四姐妹的张家旧事核心在于家事，在大体趋势上是对内的探寻，而“上学”既是源于内心亲身经历，也包含了从外界汲取、交融的概念。自然，何兆武让我有了更多特别喜爱的理由。
后来我知道，何兆武口述的内容其实被整理成了两本书，上部叫《上学记》，下部叫《上班记》，可以肯定的是，后者的精彩程度一定不会比前者来得差。但因为涉及太多还活着的人，何兆武只愿意在自己死后出版。
这样一个好老头儿，谁不想他多活几年，可《上班记》又怎能不让人心生期待……
投入时代的背景
在全书的开头，作者就亮出了非凡的观点。
众所周知，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推行“兼容并包”，满清遗老王国维、新文化领袖胡适、斗士鲁迅、布尔什维克李大钊、“托洛茨基派”陈独秀、革命“叛徒”刘师培以及梁漱溟等等，统统身为北大教授行列。但对于这一现象背后，我们多的是赞颂和向往，却似乎少了一些理智的分析。
何兆武在书中给出了独到的见解：虽然同在一个牌匾下（即虽经过内战，但都保留着中国民国的国号），但必须分清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区别。北洋军阀多混战，多为愚鲁的粗人，进了北京城当几天“土皇帝”，却未必能有什么长远的统治规划，因而并不刻意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整齐划一的统治，结果反而成就了“德大于才”（唐德刚语）的蔡校长。之后国民党实行党国制度，用“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统治，再想“兼容并包”那就谈何容易了。
同样，西南联大的情况也是如此。云南军阀龙云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姑息学校种种大逆不道、对抗政府的情状，同时也不采取严苛的意识形态统治。
何兆武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其中的潜台词恐怕在于，作者的这两段时光与大学最自由的两段时间是一一对应的吧。
作为老人，最丰富的财富在于人生经历，而这种经历的关键在于对时代的跨越。跨越时代，意味着不断的调整和适应，确定方方面面的变与不变。但是，在回眸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脱离了时代北京，用后人的标准苛责前人。
简单地套用所谓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就一定会失败，简单地把人划为革命和反革命就一定会反人性，而何兆武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激荡之后，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从而可以在85岁之后，恬淡到“把名字写在水上”。
比如他说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夏夜到欧洲游历一番之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显然，在这个历史随意被篡改的国度和年代里，何兆武这样的私人纪录，不但是历史课本上读不到的，更是对于读者远远更为有价值的。恐怕只有狭隘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问题与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我相信，真正做事的人就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西南联大的自由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写到自己的同窗好友王浩。王浩兼修数学和哲学，此等气度在从前恐怕是颇容易让人接受的，但如今已经难觅芳踪，足以令人惊愕的了。晚年，王浩因为人工智能得了一个世界顶级的大奖，但他的那种心境却只是老友才能理解的——按照他们年轻时对幸福观的讨论和理解，这不过是王浩的一点副业，随手摆弄的小玩意儿，就算得了再大的奖也不能让他觉得有多么快乐。王浩所看重的仍只是自己投入毕生精力的主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兆武记录说，王浩去哈佛只1年又8个月便拿到了博士学位。为什么？因为许多东西，当时他在清华已经学过，所以再看实在觉得很容易。
呜呼，昔日中国大学水准之高，真是令人赞叹。其实，西南联大出过很多人才，去国外的比如杨振宁、何炳棣，还有余英时的老师杨莲升等等。留在国内的教师、学生大家知道的就更多了，即便是之前并不为我辈草莽所熟知的何兆武，随便亮出一本《上学记》，也足够入目三分。呜呼，对比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理应达到的成就实在令人扼腕。
由《上学记》想到读一点《未央歌》。其实，关于西南联大，《围城》似乎讲的也是其中的故事呢。谢泳说许多西南联大的人都不太喜欢《围城》这本书，钱钟书本人并没有在昆明呆太长时间，而且书里面的一些事情似乎还是有所指示的呢。
但是，那么一个被我们视为近乎完美的大学，又能给被写成《围城》般不堪，其实反而只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是那时的自由是如何登峰造极。
高芾（真名杨早，《合肥四姐妹》译者）在《野史记》里比较客观地说，从为沦陷前的北大，一直到之后的联大，宿舍都是兄终弟及的，看似十足自由，但如果你是当时大学里的学生，还搞不到一件宿舍，不得不费钱、费力、费时地去租房，那便会对这样的自由持另一种态度了。
西南联大其他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比如沈从文和“狂人”刘文典跑警报，刘文典说：“我跑警报是因为我死了就美人讲《庄子》了，你沈从文死了怕什么？”
可以说，这样的故事能够发生，并能够被流传下来，本身已经足以证明旧时里西南联大在精神上的无限伟大。
掩起书仔细回味，不由寻思：党管经济，党管艺术，党管大学，党管足球……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没人在乎的时候都好好的，甚至可以发展到世界的一流水平，结果越管却越是堕落呢？
束语
之前的这些段落，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天，总觉得不满意，现在也还是觉得很不满意。但是，一边写，一边改，一边总是在寻思这个问题。想多了，难免落入了道家的“无为而治”。
突然似乎有些明白了。无为而治“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于无为有多么好，而在于“有为”是多么的不好。也许上层的决策者想法是好的，方法也是对的，但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建设和职能构架之下，一切都会最终变形为比无为更糟糕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当年曾经有人叫嚣：对经济干涉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恐怕在于，如果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有无为而治才能产生相对好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要超过无为而治的结果，这个平台必须搭建得很高很高，至少是我们现在不敢轻易企及的。
正如文化并不分东西方，只存在发展水平的不同。既然中国远没有达到理论家们所吹嘘的发达水平。如果要真的发达，要真的领先，就只有自由这个根本保障了。只有达到了自由，才谈得到未来可能的“国家干预”。而在现在的环节来说，不管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只能成为发展的障碍。
喜欢作者的理由
王小波曾经在《我的师承》里说到，很长一段时间里（当然他说的是四九年后），在中国，作者的名誉和才学往往是倒挂的，于是乎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就躲进了翻译家的队伍，而不轻易地从事自己的创作。王小波本人很是推崇的就有《情人》的译者王道乾。
所以当获知何兆武翻译了大量罗素、卢梭、帕斯卡尔的作品时，我便天然地对他有了一种源于翻译家身份的好感。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情况更是如此。王道乾当年在位于云南的中法大学就读，据说曾经与西南联大的汪曾祺同屋，汪是我十分喜爱的作者。而同在西南联大，另一个与汪曾祺曾经同屋的便是这位何兆武——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写当时的汪曾祺长发，衣衫褴褛，还抽烟，俨然如今的颓废青年；而汪曾祺则在自己的不少小说中距离说，西南联大有一个寝室住了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和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昼伏夜出，一个则完全相反，同居一年竟然互相没见过面，这个说法固然是夸张了一点，不过也基本靠谱，这个中文系学生说的是汪自己，而历史系学生指的就是何兆武——据说隔壁屋子住的是一个叫吴讷孙的，之后以鹿桥的名字写下了《未央歌》。不过在人才辈出的西南联大，这样的小小“掌故”也算不得什么。
以上算是说了两条我喜欢何兆武的理由：翻译家、西南联大毕业生，剩下还有一条——老人。80岁以上的老人，即便是当了一辈子的文盲，都能说上几句“人这一辈子”，何况他作为学者丰富的经历加之几多体悟。
年轻人读老人写的东西，那种感觉是一种道不清的不一样。前些天读杨绛写的《走到人生边上》，感觉虽不如杨先生从前的作品那般精致，但在絮絮叨叨之间，讲了许多生生死死，尤其是讲了那么多鬼神的东西，无法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本《上学记》之所以让我忍不住想说些什么，则实在是因为作者在字里行间的淡定之中，又说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如果说品味人生的滋味像尝菜根，每咀嚼一次味道都不尽相同，那么有些东西大概是老人才可以品味到的，而何兆武又把这些清晰地表达出来了。
之前就想到了这三点，后来发觉还有一个原因。之前看的那些书，章诒和、谢泳讲述的始终是别人的事，合肥四姐妹的张家旧事核心在于家事，在大体趋势上是对内的探寻，而“上学”既是源于内心亲身经历，也包含了从外界汲取、交融的概念。自然，何兆武让我有了更多特别喜爱的理由。
后来我知道，何兆武口述的内容其实被整理成了两本书，上部叫《上学记》，下部叫《上班记》，可以肯定的是，后者的精彩程度一定不会比前者来得差。但因为涉及太多还活着的人，何兆武只愿意在自己死后出版。
这样一个好老头儿，谁不想他多活几年，可《上班记》又怎能不让人心生期待……
投入时代的背景
在全书的开头，作者就亮出了非凡的观点。
众所周知，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推行“兼容并包”，满清遗老王国维、新文化领袖胡适、斗士鲁迅、布尔什维克李大钊、“托洛茨基派”陈独秀、革命“叛徒”刘师培以及梁漱溟等等，统统身为北大教授行列。但对于这一现象背后，我们多的是赞颂和向往，却似乎少了一些理智的分析。
何兆武在书中给出了独到的见解：虽然同在一个牌匾下（即虽经过内战，但都保留着中国民国的国号），但必须分清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区别。北洋军阀多混战，多为愚鲁的粗人，进了北京城当几天“土皇帝”，却未必能有什么长远的统治规划，因而并不刻意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整齐划一的统治，结果反而成就了“德大于才”（唐德刚语）的蔡校长。之后国民党实行党国制度，用“三民主义”在意识形态上进行统治，再想“兼容并包”那就谈何容易了。
同样，西南联大的情况也是如此。云南军阀龙云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姑息学校种种大逆不道、对抗政府的情状，同时也不采取严苛的意识形态统治。
何兆武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其中的潜台词恐怕在于，作者的这两段时光与大学最自由的两段时间是一一对应的吧。
作为老人，最丰富的财富在于人生经历，而这种经历的关键在于对时代的跨越。跨越时代，意味着不断的调整和适应，确定方方面面的变与不变。但是，在回眸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能脱离了时代北京，用后人的标准苛责前人。
简单地套用所谓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就一定会失败，简单地把人划为革命和反革命就一定会反人性，而何兆武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激荡之后，始终保持着内心的宁静，从而可以在85岁之后，恬淡到“把名字写在水上”。
比如他说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期，专制独裁乃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甚至张学良夏夜到欧洲游历一番之后，也相信了法西斯主义，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
显然，在这个历史随意被篡改的国度和年代里，何兆武这样的私人纪录，不但是历史课本上读不到的，更是对于读者远远更为有价值的。恐怕只有狭隘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才会认为“问题与主义”是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我相信，真正做事的人就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西南联大的自由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写到自己的同窗好友王浩。王浩兼修数学和哲学，此等气度在从前恐怕是颇容易让人接受的，但如今已经难觅芳踪，足以令人惊愕的了。晚年，王浩因为人工智能得了一个世界顶级的大奖，但他的那种心境却只是老友才能理解的——按照他们年轻时对幸福观的讨论和理解，这不过是王浩的一点副业，随手摆弄的小玩意儿，就算得了再大的奖也不能让他觉得有多么快乐。王浩所看重的仍只是自己投入毕生精力的主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兆武记录说，王浩去哈佛只1年又8个月便拿到了博士学位。为什么？因为许多东西，当时他在清华已经学过，所以再看实在觉得很容易。
呜呼，昔日中国大学水准之高，真是令人赞叹。其实，西南联大出过很多人才，去国外的比如杨振宁、何炳棣，还有余英时的老师杨莲升等等。留在国内的教师、学生大家知道的就更多了，即便是之前并不为我辈草莽所熟知的何兆武，随便亮出一本《上学记》，也足够入目三分。呜呼，对比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和理应达到的成就实在令人扼腕。
由《上学记》想到读一点《未央歌》。其实，关于西南联大，《围城》似乎讲的也是其中的故事呢。谢泳说许多西南联大的人都不太喜欢《围城》这本书，钱钟书本人并没有在昆明呆太长时间，而且书里面的一些事情似乎还是有所指示的呢。
但是，那么一个被我们视为近乎完美的大学，又能给被写成《围城》般不堪，其实反而只是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是那时的自由是如何登峰造极。
高芾（真名杨早，《合肥四姐妹》译者）在《野史记》里比较客观地说，从为沦陷前的北大，一直到之后的联大，宿舍都是兄终弟及的，看似十足自由，但如果你是当时大学里的学生，还搞不到一件宿舍，不得不费钱、费力、费时地去租房，那便会对这样的自由持另一种态度了。
西南联大其他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比如沈从文和“狂人”刘文典跑警报，刘文典说：“我跑警报是因为我死了就美人讲《庄子》了，你沈从文死了怕什么？”
可以说，这样的故事能够发生，并能够被流传下来，本身已经足以证明旧时里西南联大在精神上的无限伟大。
掩起书仔细回味，不由寻思：党管经济，党管艺术，党管大学，党管足球……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没人在乎的时候都好好的，甚至可以发展到世界的一流水平，结果越管却越是堕落呢？
束语
之前的这些段落，我陆陆续续写了很多天，总觉得不满意，现在也还是觉得很不满意。但是，一边写，一边改，一边总是在寻思这个问题。想多了，难免落入了道家的“无为而治”。
突然似乎有些明白了。无为而治“成功”的原因，并不在于无为有多么好，而在于“有为”是多么的不好。也许上层的决策者想法是好的，方法也是对的，但在一个不健全的制度建设和职能构架之下，一切都会最终变形为比无为更糟糕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当年曾经有人叫嚣：对经济干涉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恐怕在于，如果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只有无为而治才能产生相对好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要超过无为而治的结果，这个平台必须搭建得很高很高，至少是我们现在不敢轻易企及的。
正如文化并不分东西方，只存在发展水平的不同。既然中国远没有达到理论家们所吹嘘的发达水平。如果要真的发达，要真的领先，就只有自由这个根本保障了。只有达到了自由，才谈得到未来可能的“国家干预”。而在现在的环节来说，不管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只能成为发展的障碍。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