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这本书？

1、国外：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民族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
2、国内：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时期，企业家要流着“道德的血”；
3、...从房价的高企不下到汶川地震再到三鹿事件...，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仇富——不宽恕——彻底冷落；
4、相伴产生的新生企业家阶层的自我反观、寻根和确认：我以及我们这代人的企业家基因从何而来？以及走向何方？
    以上四个因素促使当下的中国财经文人，沿着国外的中国现代史专家、学者对重估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企业家角色的全球关照视觉，通过对企业家阶层的历史作用的还原、分析与辩驳，重新定义中国社会进步的某些逻辑。
    作者在百年中国企业史（特别是依赖于民间自由资本力量的财富阶层）的回溯中，看到了三个现象：一是现代化道路的意识形态争论与选择，对企业家阶层的形塑；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及国家商业主义对其的干扰，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民众、文化传统）对其的影响。
    他及本书的基本结论，在前言——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中，是这样表述的：对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和确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从来没有进行过的“思想解放”。他希望本书读者：不论是民众抑或精英，同他一道，在对历史的本质依然迷惑不解之下，应该以一种更为放松的心态去看待历史，去看待中国的新生企业家们。
    （前言中说到的男三号，我想到电视剧《纸醉金迷》中的商人范宝华）
    1870年——
    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制度”重构不同，中国晚清政府为何选择“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在前言二，作者说：“中国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在30年的和平崛起中，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未来30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多范围、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变革带来新的可能性。”
    硬币的两面：器物层面的改良选择，即可以看作是落后于日本的根源，又可以理解为中国式伟大复兴所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第一步。我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中国天然不是小国城邦（民众即可以成为一国之一份子，共识变革），国大则只能以官吏和草民为肌理、躯干进行很大程度的生理自持，当权者施行“无为而治”，若采取骤然的变革行径，身体反倒会先变割去大脑自己。而我们与另一个大国——前苏联不同（他们能够选择“休克疗法”），是因为我们历史上就没有多民族的联邦传统。
    这样，洋务派办实业，除了遭受“身体”观念上的困扰，另一个同样棘手的难题：国库羞涩，就只有采取一种被称为“官督民办”的方式，靠民间资本来办。这双筷子，也就是中国企业家阶层，其“自主独立”从产生的一开始就是不同于西方的刀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