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费特的信：关于婚姻、错误与上帝的慈悲》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1877年11月
亲爱的费特，
你在上一封信里问我，为什么我让列文娶了吉娣，而不是陶丽？你说："从纯粹的理性来看，列文和陶丽才是完美的一对——他们都是大地的孩子，都有着同样朴实的灵魂。"
你的问题触动了我。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像一个老农民在秋天翻检自己的种子袋，试图理解为什么有些种子发了芽，有些却腐烂在土里。
我必须向你坦白：你是对的。列文和陶丽在理论上确实是"完美"的一对。但正因如此，我才不能让他们结合。
让我慢慢地、像讲一个长长的故事一样，向你解释我的想法。
一、关于卡列宁与陶丽：冰冷的婚姻
你知道吗，费特，在我最初构思这部小说时，我曾经设想过一个场景：如果卡列宁不是娶了安娜，而是娶了一个像陶丽这样温顺、理性、从不提出非分要求的女人，会怎么样？
我闭上眼睛，看见了他们的婚礼。一切都是那么得体、那么符合规矩。陶丽穿着朴素的婚纱，卡列宁戴着一尘不染的白手套。宾客们低声赞叹："多么般配的一对！"
在最初的两年里，他们甚至会比大多数夫妇都幸福。
陶丽会把卡列宁的规律作息视为可靠的证明。当他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八点进入书房，晚上十点准时上床时，她会感到安心。她会想："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应有的样子。"而卡列宁呢，他会为娶到一位从不哭泣、从不抱怨、从不提出那些他无法理解的"情感需求"的妻子而感到无比满意。
但是，费特，你知道灾难会在什么时候降临吗？
在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天。
我看见陶丽抱着那个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她的整个灵魂都在燃烧。她想要拥抱丈夫，想要和他分享这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喜悦。但当她转过身，她看到的是什么？
卡列宁站在婴儿床边，扶了扶眼镜，用审视一份公文的眼神看着孩子，然后说："很好，他的体重增长符合预期。你要确保奶妈的饮食符合科学标准。下个月的育儿预算我已经拟好了，你看一下。"
就在那一刻，费特，陶丽的灵魂开始死去。
不是突然的死亡，而是缓慢的、像冰河融化一样的死亡。每一次她想要分享喜悦，得到的都是一份"科学的分析"；每一次她想要安慰，得到的都是一条"正确的建议"。卡列宁永远是对的，永远是理性的，永远是无懈可击的——也永远是冰冷的。
十年后，陶丽会变成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的家井井有条，她的孩子教养得体，她的账本一丝不苟。但她的眼睛会变得像冬天的窗户一样——透明，却什么也映不出来。
而卡列宁呢？他会在晚年坐在书房里，被一墙的书环绕，感到一种无法理解的空虚。他会想："我做错了什么吗？我一直都是正确的啊。"
他不知道，费特，悲剧的根源不在于他做错了什么，而在于他从来没有做"对"过——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他以为婚姻是一份需要正确执行的契约，却不知道婚姻是两个灵魂的相互取暖。
二、关于列文与陶丽：完美的婚姻
现在让我告诉你，如果列文娶了陶丽，会是什么样子。
你是对的，费特，他们会幸福。那是一种沉默的、厚重的幸福，像俄罗斯的黑土地一样。
他们的结合不会有戏剧性的求婚。 更像是两条溪流在自然的河湾处汇合——没有声音，但那么自然，仿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列文会被陶丽身上那种大地般的母性所吸引。当他看见她在厨房里揉面团，看见她坐在窗前缝补孩子的衣服，看见她在花园里弯着腰种菜——他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安宁。他会想："这就是生活的样子。这就是上帝希望我们活着的样子。"
而陶丽呢？她会被列文那颗虽然时常陷入哲学困扰、但却无比干净的灵魂所打动。当他在收获季节和农民们一起割草，当他在暴风雪的夜晚为牛棚铺干草，当他在孩子们面前谈论生命的意义——她会想："这个人是泥土做的，不是云彩做的。他的根和我的根连在一起。"
他们会争吵，费特，永无休止的争吵。
列文会为了购买昂贵的德国脱粒机而与精打细算的陶丽争执。他会说："这能提高效率！长远来看是节省的！"陶丽会说："我们有七个孩子要养！你能不能不要总想着那些机器！"
陶丽会为列文那突如其来的"信仰危机"感到焦虑。当他在深夜坐在书房里，盯着墙壁发呆，她会说："你能不能别想那些没用的！明天还要去看管理员！"列文会说："如果我连生命的意义都不知道，我怎么去管理庄园！"
但是，费特，这种争吵和安娜式的灵魂互相消耗有着本质的不同。
这是生活的共同建设。每一次争吵之后都有和解，因为他们的根连在一起。陶丽用沾满面粉的手将列文这个氢气球拴在土地上，而列文则用他对生命的热爱，让陶丽不至于在琐碎中窒息。
他们的爱不需要用语言证明。它就写在热气腾腾的黑面包里，写在周而复始的劳作与疲惫中，写在冬夜里那炉永不熄灭的火里。
这是一棵橡树，费特。树皮粗糙，但能为所有精神漂泊者提供温暖的港湾。
三、那么，为什么我没有让他们结合？
现在你一定更加困惑了，费特。既然列文和陶丽如此般配，为什么我要让列文娶吉娣？
因为，我的朋友，幸福不是一份被给予的礼物。
如果列文娶了陶丽，他们会幸福，但那是一种"给定"的幸福——像上帝赐予的恩典，不需要奋斗，不需要牺牲，不需要创造。
而我想写的，是一种"挣来"的幸福。
列文需要吉娣，不是因为她完美，而恰恰是因为她不完美。她最初爱着渥伦斯基——这让列文经历了深刻的自我怀疑。他问自己："我是不是太粗鲁了？太土气了？太不懂得那些莫斯科的优雅？"
这种怀疑是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它逼迫列文去审视自己，去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去证明农村生活的尊严。
吉娣带着莫斯科的价值观闯入乡下。她最初不理解为什么要和农民一起割草，不理解为什么列文要花那么多时间在牛棚里。他们为此争吵，甚至冷战。
但正是在这种冲突中，列文学会了向另一个人解释自己的生活，而吉娣学会了放下城市的偏见，去看见土地的真实。
当吉娣在分娩时展现出那种朴素的信仰，当她在列文最绝望的时刻说出那句简单的"上帝会保佑我们"——列文找到了救赎。
你看，费特，这就是区别。列文和陶丽是"100分"的静态和谐，而列文和吉娣是"80分"的动态博弈。那"20分"的差距不是缺憾，而是可能性——是两个不完美的人通过奋斗、牺牲与创造，从不完美的生活中"挣"来的战利品。
这才是上帝希望我们学习的功课。
四、关于谢尔盖与华仑加：无菌的婚姻
还有一对人，费特，我必须向你提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和华仑加。
你记得他们吗？那两个在森林里差点求婚、却最终各自退缩的人。很多读者责怪我为什么不让他们结合。他们说："他们多么相配啊！一个是思想家，一个是理想主义者！"
但如果他们真的结婚了，费特，那将是我写过的最悲惨的婚姻。
我看见他们的生活：一切都是那么崇高，那么正确，那么有意义。他们不会争吵——他们会"辩论"。他们不会拥抱——他们会"交流思想"。华仑加会成为完美的秘书与护士，却永远不敢在孤独时敲响丈夫书房的门。谢尔盖会赞美妻子的德行，却永远看不见那个作为"女人"的真实存在。
他们的婚姻会"死于无菌"。
因为过于正确、过于崇高、过于干净，他们隔绝了所有生命赖以为生的、混乱而温暖的人间烟火。他们把自己活成了一本写满道德准则的书，最终在冬日的黄昏里，隔着冰封的河流相望。
这种悲剧最为安静，也最为无可救药。
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他们会在晚年坐在各自的房间里，感到一种无法命名的空虚，却依然相信自己过的是"正确"的生活。
五、唯一的救赎：谢尔巴茨基的老夫妻
费特，在我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有一个场景我一直无法忘记。
那是谢尔巴茨基的老夫妻——公爵和公爵夫人。他们一辈子都在争吵，一辈子都在互相嘲讽，却又一辈子都离不开彼此。
公爵夫人是"叶"，老公爵是"根"。她轻盈、善变、情绪化，他沉重、固执、沉默寡言。他们永远不会完全理解对方，永远不会停止抱怨对方——但他们共同成就了生命之树。
有一天，公爵夫人在唠叨，老公爵在书房里假装没听见。吉娣问母亲："你们为什么总是吵架？"公爵夫人笑了笑，说："因为他是个老顽固。"然后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变得柔和："但他是我的老顽固。"
就在那一刻，费特，我看见了上帝的慈悲。
婚姻最神圣的使命，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在犯错与痛苦之后，依然拥有去爱与被爱的能力。
那"80分"的现实，那些瑕疵与妥协，那些永无休止的争吵与和解——这才是关于幸福最谦卑也最真实的答案。
六、最后的告白
费特，我必须向你坦白一件事。
当我写列文和吉娣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写我自己和索菲亚。
我们不是完美的一对。她最初爱的不是我这样的人——她想要的是一个莫斯科的绅士，而不是一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农场主。我们为金钱争吵，为孩子争吵，为我的写作争吵，为彼此的家人争吵。
有无数次，我想过："如果我娶了别人，会不会更幸福？"
但每当我看见她在深夜还在抄写我的手稿，每当我看见她在我生病时那焦虑的眼神,每当我看见她抱着我们的孩子唱那首摇篮曲——我知道，这就是上帝为我选择的路。
不是因为她完美，而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创造了一些比我们任何一个人单独存在时都更美好的东西。
这就是我为什么让列文娶了吉娣。
因为我想告诉世界：幸福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和一个不完美的人，一起创造一个虽然也不完美、但属于你们的生活。
现在已经是深夜两点了，费特。蜡烛快要燃尽，窗外的雪还在下。
我想起你在信里说的那句话："为什么幸福总是那么难？"
或许，我的朋友，因为容易得到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
那些我们必须用错误、痛苦、妥协、牺牲换来的幸福——那些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着、跌倒着、哭泣着、最终找到的幸福——才是上帝真正想要赐予我们的礼物。
愿上帝保佑你和你的安娜。愿你们在争吵之后依然相爱，在犯错之后依然相互原谅。
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唯一的祝福。
你的，
列夫
附： 索菲亚刚才进来问我为什么还不睡。我说在给你写信。她说："又在写那些没用的哲学？"然后她叹了口气，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说："别写太晚，明天还要去看庄园。"
你看，费特，这就是婚姻。她永远不会完全理解我在写什么，但她会给我倒一杯热茶。
这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