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斯特罗姆及其在中国的旅行
特朗斯特罗姆及其在中国的旅行
注：此文作为一篇作业写于2008年底，09年春节过后贴到豆瓣上。近两年与诗人相关的情况我一直跟进，但一直都没有放到这里来。现在再写类似的文章，当然不会是这样了。现在写就的比这篇深入具体多了。详细信息可参阅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obunki
在此谢谢各位豆友的捧场。各位需要引用时候也烦请注明！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当代瑞典著名诗人，在国际诗坛上享有重要的诗歌威望。托马斯1931年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心理学系任职，所以托马斯的真正职业是心理学家，但是他却是瑞典当代著名的诗人之一。托马斯在1954年，二十三岁发表了处女诗集《十七首诗》，轰动瑞典诗坛，被文学史作者扬.斯坦奎斯特称之为“一鸣惊人和绝无仅有的突破”（见李之义文）。此后，诗人一发不可收，发表了《途中的秘密》（1958）和《半完成的天空》（1962）两部诗集，获得均巨大好评。除了以上的诗集结集之外，还有诗集：《音色与足迹》（1966）、《看见黑暗》（1970）、《波罗的海》（1974）、《真理的障碍》（1978）、《野蛮的广场》（1983）、《为死者和生者》（1989）、《悲哀贡多拉》（1996）和《巨大的谜语》（2004）等十余部，到现在托马斯一共才发表了210多首诗歌，但每一首都可以称得上经典，正如北岛所说：“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结成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迹。”托马斯先后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如1956年获《人民画报》诗歌奖，1958年获《晚报》文学奖，1966年获谢尔格伦奖和彼特拉尔奖，1982年获促进文学事业发展奖，此外还获得过日本飞行员奖等。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见李笠语）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艺术魅力引起了世界各地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朗诵和研究。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已被译成了47种文字，而研究他作品的著作已经超过他作品页数的千倍。”世界各地各语种都其进行不同程度上的研究，而在英语国家尤甚。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影响着包括中国范围内的许多国家的诗人。
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人们的思想禁锢被打破，思想解放和人文精神（民间）在悄然的勃兴，国门再次打开，西方特别是欧美的哲学美学思想也陆续的被译介进来，全面性地涌入枯旱已久的中国文坛，给刚刚松动的文化土壤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种子资源。 “朦胧诗”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文坛，在批评界的诧异和惊喜声中破土而出，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震惊效果。80年代以来，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译介与引进，给国内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在文学的样式上，还是在文学的审美效果上，这都与“朦胧诗潮”构成了一个很强的回应，一定程度上还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在观念和创作技法等方面的引进，给刚冲破禁锢的思想界文艺界带来了种种机遇和开拓了种种的创新局面。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现代派别，在几年之间陆续的在这块崭新的土地上一一的上演一遍。西方现代派的一拥而入，使80年代的文艺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局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在接受欧美的现代派思潮的时候表现出欢呼雀跃，在开放多元的话语格局中对外来的文化接收采取了迎接的态度，无疑会表现出一定的不够谨慎或者说欠冷静的思考，呈现出过急、过快、过多而不消化等文化心态，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失却话语权（“失语症”）的尴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热潮的涌入，对大陆的文学创作和观念的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朗斯特罗姆正是在这股热潮的涌动中被推到国人的前面来的。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也是从最先的零星见诸报刊到后来的系统全集翻译这个引进过程。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最早接触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人是诗人北岛，1983年，诗人北岛就从当时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手中接过汉学家马悦然的一部英译稿，这就是特朗斯特罗姆的新诗集《野蛮的广场》。原来，是汉学家马悦然叫北岛把这部诗集翻译成中文。后来北岛说，“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见北岛文）接着，《世界文学》1984年第4期发表了石默（北岛）译的《诗六首》，它们是：《对一封信的回答》、《记忆看见我》、《黑色明信片》、《很多足迹》、《车站》和《自1973年3月》。这六首诗歌出自诗人的最新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译诗前面有译者对诗人的简介及其诗作风格的简单阐释。这六首诗歌后来也一起收入了北岛编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一书中。
一年后，1985年4月，诗人托马斯则亲自来中国访问，并参加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的“瑞典诗歌座谈会”等活动。同年《外国文艺》第3期发表了李笠译特朗斯特罗姆的《树和天空》（外五首），这外五首分别为：《致防线背后的朋友》、《1966——写于冰雪消融时》、《黑色的山》、《车站》和《对一封信的回答》。《树和天空》出自于诗集《半完成的天空》，《致防线背后的朋友》和《1966——写于冰雪消融时》两首则出自于诗集《小路》，《黑色的山》选译于《真理的障碍》，而《车站》和《对一封信的回答》则选译于最新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
1987年4月，诗人北岛编译的《北欧现代诗选》，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这个诗选集，北岛选译特朗斯特罗姆诗歌9首，它们分别是：《晨鸟》、《零度以下》、《自一九七九年三月》、《记忆看见我》、《冬日的凝视》、《对一封信的回答》、《人造卫星的眼睛》《黑色明信片》和《乱涂之火》。《晨鸟》译自诗集《音色与足迹》（1966），而《零度以下》则译自诗集《真理的障碍》（1978），其余7首的则译自诗人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诗作是诗人北岛从英译本转译的。但是还是较能传达原作的韵味的。
与此同时，在1987年《世界文学》第3期还发表了李笠译的《风暴》（外二首），另外二首是《序曲》和《十月即景》，《风暴》自《十七首诗》（1954），《序曲》自《看见黑暗》（1970），而《十月即景》自《小路》（1973）.而1989年第5期又发表了李笠译的《瑞典散文诗六篇》，里面收有特朗斯特罗姆的《名字》（出自诗集《看见黑暗》）一篇。
而1988年，译者柔刚翻译的由英国爱德华.B.格梅恩编就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一书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里面收有特朗斯特罗姆的5首诗歌，译者也是从英文转译的。这五首诗歌分别是：《轨迹》、《梦断屋顶之歌》、《快板》、《开放和封闭的空间》和《为知己而唱》。相对而论，译诗不是很干脆，句子没有原诗的精炼和凝结的气势。在这里看出了编者和译者的眼光来了。
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选集《绿树与天空》，收入“域外诗丛”之中。这是李笠翻译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成果。
从上面，我们不难发现，80年代国内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译介还是处于零星的状态，还没有达到全面引进的规模，但是译介的范围已经触及到诗人的所有诗集的作品，这是难能可贵的。
整个90年代，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译介，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1989年到1996年才出版了两部新诗集，而之前的译介基本都有所引进。而更为重要的是90年代急剧转型的文化语境造成的。随着80年代的“文化热”、“方法论热”和“美学热”等热潮过去之后，90年代的人们学会了更加冷静的思考，人们在人文精神的反思中，更加懂得结合着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背景，真正的懂得了“拿来”的魄力、诉求和眼光。90年代文艺界呈现出多元话语、众声喧哗的精神状态。在商品市场的大潮和大众文化等俗文化的强烈夹击之下，在诗意消解、中心边缘化和诗人自杀等精神重负下，人们进入到“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状态，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均遭到了严重的颠覆和震慑，庆幸的是，一些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在反思和批判中，在“失语”的苦闷中努力重建自我的文化身份。在诗坛，90年代是诗人比读诗的人不知多多少倍的时代，诗人和诗的地位与80年代相比，可以用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来形容。这是一个令诗人尴尬的时代。
如果说80年代的译介是零星的，不成规模的小打小闹式的，90年代则是一片空白，那么到了新世纪，诗全集汉语译本的出现则是一个稍具规模的工程了，且这个工程也相当的壮观。
首先是2001年南海出版公司推出了有青年旅居瑞典诗人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此诗全集把诗人托马斯出版的十余部诗集一网打尽，全部的译介过来，比之前的小规模可观多了。译诗里没有出现过的诗集如《波罗的海》和后来出版新诗集《为生者和死者》（1989）和《悲哀贡多拉》（1996）也一起翻译成了中文。从译介的角度来说，这个比之前的译介具有更强烈的自觉意识，且在译诗的水准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令人高兴的是，此全集还获得了由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见《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评选结果揭晓》p149-150）
与此同时，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诗人董继平翻译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一书，与李笠译的诗全集相比，这个诗选集也收集了诗人从1954年到1996年见的全部诗作，在中译本的选择上给中文读者带来了另外的一种可能。在特朗斯特罗姆诗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至此，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的出版（诗全集中译本出版后，诗人又出版了新诗集《巨大的谜语》，诗集共收录5首短诗和45首俳句），给国内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使人们能更好地深入认识其诗作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从一个外国诗人在中国新时期的30年的接受和读解，可以折射出国内诗坛的曲折的文化心态。
二
我们读到的固然是诗人的中文译本，但是诗人的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甚至是诗的神韵也没有在译诗了丢失什么，或许弗罗斯特说的“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在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汉译过程中可谓有得有失，这里得益于诗人译者李笠的创造。
特朗斯特罗姆诗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一定程度上说是迎合了一些诗歌爱好者，并在诗坛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国内的一些诗人的创作带来了很强烈的冲击，影响了一代人的诗歌创作和实践，如王家新、李笠、陈东东、董继平等。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折射出来的独特美学特征和对存在的诗意沉思是与诗人的自觉追求和大胆探索是分不开的。诗人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并在其中吸收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的先锋艺术表现手法，在融会贯通中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美学特征。
我们先看一位瑞典本土的研究者对诗人的评价，在1985年1月出版的《瑞典文学史》中有一篇附录收有当时瑞典文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撰写的《瑞典战后文学》一文介绍到了特朗斯特罗姆，指出：“他是一位把瞬息间产生的灵感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相结合的现代神秘主义者。他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是形象语言——使用一种准确的新鲜的隐喻。他在一首诗的开头极通俗地写道‘我来了，那个无形的人，可能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以便生活在今世。’诗人是一个观察者，是一个服务于更高权力的见证人，他在空旷的黑暗中侦察着，以便记录历史与人类生活中隐藏的楷模。然而他自己是‘无形的’；他致力于秩序和较普遍的人类问题。”（P426）这段文字是大陆最早的评介文字（尽管是翻译的文字）。这个评论可谓切中肯綮，准确的道出了诗人的美的特质，这影响了国内人们对诗人的整体认识与把握，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对诗人研究的基调。
北岛在诗选的《译序》中，这样描画过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肖像：“他的作品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与传统的欧洲抒情诗结合了起来，并体现了他的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某种宁静。……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反对他们前辈的作品中那种过于夸张、过于伤感和过于强调自我意识的隐喻，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不排斥隐喻，而是仕途使它们更准确、更敏锐、更坚实。”（见北岛译序p5）下面这首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诗人的某些艺术追求。
厌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并不是语言
我走到那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面八方展开！
我发现鹿的偶蹄在白雪上的印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自一九七九年三月》（北岛译）
可以说，这是大陆诗人最早的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认识，并在一代诗人的创作中引起了某些契合，激起了他们的内在某种创作冲动。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艺术与梦、意象和隐喻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诗歌中践行着自己的艺术审美诉求。其诗的形式短小精悍，在词的跳跃中闪现着诗思的瞬间的美的感悟和快感，激起读者对存在的诗意沉思。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首诗歌：
一棵树在雨中行走
在倾洒的灰色中匆匆走过我们的身边
它有急事。它汲取雨中的生命
就像果园里的黑鹂
雨停歇。树停下脚步
它在晴朗的夜晚挺拔的静闪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那瞬息
当雪花在空中绽开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树和天空》（李笠译）
在这首诗歌里，我们可以发现诗人是一个捕捉意象的高超能手。其诗歌的意象往往来源于诗人对周围自然界的锐敏观察，寓意丰富，风格极其简朴，在意象营造的世界中，诗歌语言具有极强的张力和穿透力，一种强烈的“陌生感”把读者紧紧的抓住。诚如译者李笠所说：“特朗斯特罗姆善于从日常生活入手，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到诗中，作品多短小、精炼，往往用意象和隐喻来塑造个人的内心世界，把激烈的情感寄于平静的文字里。”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善于在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事物中撷取丰富而新颖的意象，经过诗人的提炼和巧妙的运思，或直接进入诗篇，或构成引人联想的隐喻，用外在意象的繁复表达内在隐秘世界的沉思，努力抒写内心、下意识甚至梦景的自由流动，使他的诗能够在短小的篇幅里，产生幽深的神秘感和极大的冲击力。就此，诗人自己说：“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写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息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对立物的结合。”如下面这些诗句：
穿轰鸣之裙鞠躬的喷气式飞机
使大地的宁静百倍地生长
——《冰雪消融》
我听见我们扔出石头
跌落，玻璃般透明的穿行岁月。
——《石头》
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
摆脱令人窒息的漩涡
——《序曲》
关于意象的营造，诗人自己有着清晰的诉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常常从一个物体或状态着手，为诗建立一个‘基础’，这基础有时是一个地点。诗从一个意象中渐渐诞生……我用清晰的方法描述我感受到的神秘的现实世界。”诗人在意象的联置中，把生活世界与抽象世界已之间的隐喻在不知不觉中渐渐的蔓延开来，使全诗充溢着梦境的氛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诗人认为诗的本质是：“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诗人自己写诗就是这样的践行着这个独特的对诗的认识。我们再来看这样一首诗歌：
突然，漫游者在此遇上年迈
高大的橡树——像一头石化的
长着巨角的麋鹿，面对九月大海
那墨绿的城堡
北方的风暴。正是楸树的果子
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
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
在厩中跺脚
——《风暴》
诗人自己认为诗的特点在“凝练”和“言简则意繁”。因此，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的形式都是比较短小的，三行五行或者八句十句不等，且差不多每一首诗歌都有自己的形式而与其他的区别开来。正是这两个艺术追求使诗人努力的去捕捉现实生活中细微看似平常的感觉，并加以提炼而营造出自己独特的意象世界，诗人还善于在词语的间隔之间留下足够的空白，在词语的跳跃之中共同把意象的丰富性抛给读诗的人们，逼迫读者去跨越这道诗思的构想瞬间，在这一瞬间之后，看到诗人的独运匠心的妙处。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诗是聚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暴中的大小细节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遇，自然和工业交错等等，就像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在这一点上，诗人王家新如是说道：“他有自己的思维与造像的系统。意象联系与语言运行，有非常大的空间和跳跃性，留给读者更多的空白。这些空间、跳跃和空白，可能会成为接受中的障碍。如果不拒绝这种陌生，我们就会走进他的诗歌世界，领略到他在艺术探索中所具有的先锋姿态与冒险品格。他的诗带给我们的是神秘的陌生，同时又是一种创造艺术美过程中透明的冲动和追求。”如“林中的蚂蚁静静的看守，盯视着/虚无。但听见的是黑暗树叶/滴落的水珠，夏日深谷/夜晚的喧嚣”《昼变》。应该说，这些诗学追求与80年代的“朦胧诗”潮在内在精神上是具有很强的契合点的，所以深得他们的青睐，也给中国诗坛带来了另外一种风格。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艺术魅力远不止于上面论述的这些。特朗斯特罗姆自己说过，自己的诗歌拒绝理性的分析，因为这样能给与读者更大的感受自由。但是在此，我们还是可以把捉到其诗歌的一些重要美学意蕴的。
三
在诗人的诗全集没有出版之前，甚至到现在，国内还没有出现过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进行全面系统评价和研究的研究论文。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还可以在刊物上看到一些随感或者诗人的读诗札记等形式的批评文字。这些无疑对推进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研究与评价带来了促进与深入。如林和生的《和自己的影子结合》、雷格的《特朗斯特罗姆：饮者的刀斧》等几篇，但是还是属于欣赏性质的鉴赏文章，虽然里面也论及到诗人的诗歌某些美学特征，以及诗歌背后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近来出版的《北欧文学史》有对其进行的评价：“他诗作主题多样，音韵铿锵，比喻生动优美。早期作品注重精神与内心的分析，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把自己作为第三者客观地去观察和探索，如诗集《十七首诗》（1954、）《路上的秘密》（1958）、《半完成的天空》（1962）、《看见黑暗》（1970）和《波罗的海》（1974）等。近期作品则较多反映生活、社会和政治现实，如《真实障碍》（1980）、《乱哄哄的市场》（1983）和《为了生者和死者》（1989）。”p387
2004年，被誉为东方的诺贝尔奖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发给了下面8位诗人，他们分别是：牛汉、洛夫、特朗斯特罗姆、西川、王小妮、于坚、北岛和痖弦。很明显，作为大陆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这个重要的奖项，而其中，外国的诗人只有特朗斯特罗姆一人获此殊荣，一方面说明他的诗歌的独特魅力和在中国的诗坛引起的共鸣，从中也足见其诗歌艺术的分量。后来又把这些诗人的诗歌收入了2004年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岱松主编《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一书中。而“光芒涌入”就是特朗斯特罗姆新诗集《悲哀贡多拉》里面的一首诗的题目。至此，国内对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接受达到了高潮，对其诗作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入。但是遗憾的是，到现在对其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论文还是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前不久，诗人北岛在一部随笔集《时间的玫瑰》里有一篇说到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即《特朗斯特罗默：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一文。北岛在文中回忆了80年代初接触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些旧事，更为重要的是，在文中，北岛对前面出版的两个特朗斯特罗姆诗集进行了批评，在译诗的质量上和对原诗神韵的传达上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由于董译本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相对于原作隔了两层，而李译本则是直接从瑞典语译出，加上译者又旅居瑞典近20年，在出国之前也有诗歌创作的实践，并在与诗人的接触中加深了对原诗的理解，相对来说，着手翻译起来会比较得原诗的神韵，在持论公允批评过程中，北岛并拿出了自己相应的译诗范例，读者在对照阅读中自可鉴别它们的优劣。这些有益的批评尝试对理解和加深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与传播发挥重大的作用。（文健sobunki于刺桐园）
注：此文作为一篇作业写于2008年底，09年春节过后贴到豆瓣上。近两年与诗人相关的情况我一直跟进，但一直都没有放到这里来。现在再写类似的文章，当然不会是这样了。现在写就的比这篇深入具体多了。详细信息可参阅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obunki
在此谢谢各位豆友的捧场。各位需要引用时候也烦请注明！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当代瑞典著名诗人，在国际诗坛上享有重要的诗歌威望。托马斯1931年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1956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该大学心理学系任职，所以托马斯的真正职业是心理学家，但是他却是瑞典当代著名的诗人之一。托马斯在1954年，二十三岁发表了处女诗集《十七首诗》，轰动瑞典诗坛，被文学史作者扬.斯坦奎斯特称之为“一鸣惊人和绝无仅有的突破”（见李之义文）。此后，诗人一发不可收，发表了《途中的秘密》（1958）和《半完成的天空》（1962）两部诗集，获得均巨大好评。除了以上的诗集结集之外，还有诗集：《音色与足迹》（1966）、《看见黑暗》（1970）、《波罗的海》（1974）、《真理的障碍》（1978）、《野蛮的广场》（1983）、《为死者和生者》（1989）、《悲哀贡多拉》（1996）和《巨大的谜语》（2004）等十余部，到现在托马斯一共才发表了210多首诗歌，但每一首都可以称得上经典，正如北岛所说：“他写得很慢，一辈子只有一百多首，结成全集也不过一本小书而已，但几乎首首都好。那是奇迹。”托马斯先后获得了很多重要的文学奖项，如1956年获《人民画报》诗歌奖，1958年获《晚报》文学奖，1966年获谢尔格伦奖和彼特拉尔奖，1982年获促进文学事业发展奖，此外还获得过日本飞行员奖等。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多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199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曾说：“瑞典文学院应毫不犹豫地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特朗斯特罗姆，尽管他是瑞典人。”（见李笠语）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艺术魅力引起了世界各地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的朗诵和研究。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已被译成了47种文字，而研究他作品的著作已经超过他作品页数的千倍。”世界各地各语种都其进行不同程度上的研究，而在英语国家尤甚。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影响着包括中国范围内的许多国家的诗人。
一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人们的思想禁锢被打破，思想解放和人文精神（民间）在悄然的勃兴，国门再次打开，西方特别是欧美的哲学美学思想也陆续的被译介进来，全面性地涌入枯旱已久的中国文坛，给刚刚松动的文化土壤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思想种子资源。 “朦胧诗”正是在这个时候登上文坛，在批评界的诧异和惊喜声中破土而出，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文学观念和审美震惊效果。80年代以来，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译介与引进，给国内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在文学的样式上，还是在文学的审美效果上，这都与“朦胧诗潮”构成了一个很强的回应，一定程度上还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在观念和创作技法等方面的引进，给刚冲破禁锢的思想界文艺界带来了种种机遇和开拓了种种的创新局面。西方一百多年走过的现代派别，在几年之间陆续的在这块崭新的土地上一一的上演一遍。西方现代派的一拥而入，使80年代的文艺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多元局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在接受欧美的现代派思潮的时候表现出欢呼雀跃，在开放多元的话语格局中对外来的文化接收采取了迎接的态度，无疑会表现出一定的不够谨慎或者说欠冷静的思考，呈现出过急、过快、过多而不消化等文化心态，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失却话语权（“失语症”）的尴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热潮的涌入，对大陆的文学创作和观念的更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朗斯特罗姆正是在这股热潮的涌动中被推到国人的前面来的。特朗斯特罗姆在中国的接受和研究也是从最先的零星见诸报刊到后来的系统全集翻译这个引进过程。
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国内最早接触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人是诗人北岛，1983年，诗人北岛就从当时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手中接过汉学家马悦然的一部英译稿，这就是特朗斯特罗姆的新诗集《野蛮的广场》。原来，是汉学家马悦然叫北岛把这部诗集翻译成中文。后来北岛说，“托马斯的意象诡异而辉煌，其音调是独一无二的。很幸运，我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见北岛文）接着，《世界文学》1984年第4期发表了石默（北岛）译的《诗六首》，它们是：《对一封信的回答》、《记忆看见我》、《黑色明信片》、《很多足迹》、《车站》和《自1973年3月》。这六首诗歌出自诗人的最新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译诗前面有译者对诗人的简介及其诗作风格的简单阐释。这六首诗歌后来也一起收入了北岛编译的《北欧现代诗选》一书中。
一年后，1985年4月，诗人托马斯则亲自来中国访问，并参加了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举办的“瑞典诗歌座谈会”等活动。同年《外国文艺》第3期发表了李笠译特朗斯特罗姆的《树和天空》（外五首），这外五首分别为：《致防线背后的朋友》、《1966——写于冰雪消融时》、《黑色的山》、《车站》和《对一封信的回答》。《树和天空》出自于诗集《半完成的天空》，《致防线背后的朋友》和《1966——写于冰雪消融时》两首则出自于诗集《小路》，《黑色的山》选译于《真理的障碍》，而《车站》和《对一封信的回答》则选译于最新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
1987年4月，诗人北岛编译的《北欧现代诗选》，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在这个诗选集，北岛选译特朗斯特罗姆诗歌9首，它们分别是：《晨鸟》、《零度以下》、《自一九七九年三月》、《记忆看见我》、《冬日的凝视》、《对一封信的回答》、《人造卫星的眼睛》《黑色明信片》和《乱涂之火》。《晨鸟》译自诗集《音色与足迹》（1966），而《零度以下》则译自诗集《真理的障碍》（1978），其余7首的则译自诗人最新的诗集《野蛮的广场》（1983）。诗作是诗人北岛从英译本转译的。但是还是较能传达原作的韵味的。
与此同时，在1987年《世界文学》第3期还发表了李笠译的《风暴》（外二首），另外二首是《序曲》和《十月即景》，《风暴》自《十七首诗》（1954），《序曲》自《看见黑暗》（1970），而《十月即景》自《小路》（1973）.而1989年第5期又发表了李笠译的《瑞典散文诗六篇》，里面收有特朗斯特罗姆的《名字》（出自诗集《看见黑暗》）一篇。
而1988年，译者柔刚翻译的由英国爱德华.B.格梅恩编就的《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一书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里面收有特朗斯特罗姆的5首诗歌，译者也是从英文转译的。这五首诗歌分别是：《轨迹》、《梦断屋顶之歌》、《快板》、《开放和封闭的空间》和《为知己而唱》。相对而论，译诗不是很干脆，句子没有原诗的精炼和凝结的气势。在这里看出了编者和译者的眼光来了。
1990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选集《绿树与天空》，收入“域外诗丛”之中。这是李笠翻译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成果。
从上面，我们不难发现，80年代国内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译介还是处于零星的状态，还没有达到全面引进的规模，但是译介的范围已经触及到诗人的所有诗集的作品，这是难能可贵的。
整个90年代，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译介，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究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在1989年到1996年才出版了两部新诗集，而之前的译介基本都有所引进。而更为重要的是90年代急剧转型的文化语境造成的。随着80年代的“文化热”、“方法论热”和“美学热”等热潮过去之后，90年代的人们学会了更加冷静的思考，人们在人文精神的反思中，更加懂得结合着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背景，真正的懂得了“拿来”的魄力、诉求和眼光。90年代文艺界呈现出多元话语、众声喧哗的精神状态。在商品市场的大潮和大众文化等俗文化的强烈夹击之下，在诗意消解、中心边缘化和诗人自杀等精神重负下，人们进入到“一地鸡毛”的琐碎生活状态，社会结构和人们的价值观念均遭到了严重的颠覆和震慑，庆幸的是，一些有所担当的知识分子在反思和批判中，在“失语”的苦闷中努力重建自我的文化身份。在诗坛，90年代是诗人比读诗的人不知多多少倍的时代，诗人和诗的地位与80年代相比，可以用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来形容。这是一个令诗人尴尬的时代。
如果说80年代的译介是零星的，不成规模的小打小闹式的，90年代则是一片空白，那么到了新世纪，诗全集汉语译本的出现则是一个稍具规模的工程了，且这个工程也相当的壮观。
首先是2001年南海出版公司推出了有青年旅居瑞典诗人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此诗全集把诗人托马斯出版的十余部诗集一网打尽，全部的译介过来，比之前的小规模可观多了。译诗里没有出现过的诗集如《波罗的海》和后来出版新诗集《为生者和死者》（1989）和《悲哀贡多拉》（1996）也一起翻译成了中文。从译介的角度来说，这个比之前的译介具有更强烈的自觉意识，且在译诗的水准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令人高兴的是，此全集还获得了由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二等奖。（见《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评选结果揭晓》p149-150）
与此同时，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诗人董继平翻译的《特兰斯特罗默诗选》一书，与李笠译的诗全集相比，这个诗选集也收集了诗人从1954年到1996年见的全部诗作，在中译本的选择上给中文读者带来了另外的一种可能。在特朗斯特罗姆诗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
至此，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的出版（诗全集中译本出版后，诗人又出版了新诗集《巨大的谜语》，诗集共收录5首短诗和45首俳句），给国内对其进行全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能，使人们能更好地深入认识其诗作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意蕴。从一个外国诗人在中国新时期的30年的接受和读解，可以折射出国内诗坛的曲折的文化心态。
二
我们读到的固然是诗人的中文译本，但是诗人的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甚至是诗的神韵也没有在译诗了丢失什么，或许弗罗斯特说的“诗就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在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汉译过程中可谓有得有失，这里得益于诗人译者李笠的创造。
特朗斯特罗姆诗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一定程度上说是迎合了一些诗歌爱好者，并在诗坛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国内的一些诗人的创作带来了很强烈的冲击，影响了一代人的诗歌创作和实践，如王家新、李笠、陈东东、董继平等。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折射出来的独特美学特征和对存在的诗意沉思是与诗人的自觉追求和大胆探索是分不开的。诗人有着优秀的民族传统，并在其中吸收了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的先锋艺术表现手法，在融会贯通中逐渐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和美学特征。
我们先看一位瑞典本土的研究者对诗人的评价，在1985年1月出版的《瑞典文学史》中有一篇附录收有当时瑞典文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撰写的《瑞典战后文学》一文介绍到了特朗斯特罗姆，指出：“他是一位把瞬息间产生的灵感与对客观世界的观察相结合的现代神秘主义者。他最主要的表现手法是形象语言——使用一种准确的新鲜的隐喻。他在一首诗的开头极通俗地写道‘我来了，那个无形的人，可能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以便生活在今世。’诗人是一个观察者，是一个服务于更高权力的见证人，他在空旷的黑暗中侦察着，以便记录历史与人类生活中隐藏的楷模。然而他自己是‘无形的’；他致力于秩序和较普遍的人类问题。”（P426）这段文字是大陆最早的评介文字（尽管是翻译的文字）。这个评论可谓切中肯綮，准确的道出了诗人的美的特质，这影响了国内人们对诗人的整体认识与把握，也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对诗人研究的基调。
北岛在诗选的《译序》中，这样描画过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肖像：“他的作品把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与传统的欧洲抒情诗结合了起来，并体现了他的宗教信仰所带来的某种宁静。……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反对他们前辈的作品中那种过于夸张、过于伤感和过于强调自我意识的隐喻，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并不排斥隐喻，而是仕途使它们更准确、更敏锐、更坚实。”（见北岛译序p5）下面这首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诗人的某些艺术追求。
厌倦了所有带来词的人，词并不是语言
我走到那白雪覆盖的岛屿。
荒野没有词。
空白之页向四面八方展开！
我发现鹿的偶蹄在白雪上的印迹。
是语言而不是词。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自一九七九年三月》（北岛译）
可以说，这是大陆诗人最早的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认识，并在一代诗人的创作中引起了某些契合，激起了他们的内在某种创作冲动。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艺术与梦、意象和隐喻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在诗歌中践行着自己的艺术审美诉求。其诗的形式短小精悍，在词的跳跃中闪现着诗思的瞬间的美的感悟和快感，激起读者对存在的诗意沉思。我们来看下面这一首诗歌：
一棵树在雨中行走
在倾洒的灰色中匆匆走过我们的身边
它有急事。它汲取雨中的生命
就像果园里的黑鹂
雨停歇。树停下脚步
它在晴朗的夜晚挺拔的静闪
和我们一样它在等待那瞬息
当雪花在空中绽开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树和天空》（李笠译）
在这首诗歌里，我们可以发现诗人是一个捕捉意象的高超能手。其诗歌的意象往往来源于诗人对周围自然界的锐敏观察，寓意丰富，风格极其简朴，在意象营造的世界中，诗歌语言具有极强的张力和穿透力，一种强烈的“陌生感”把读者紧紧的抓住。诚如译者李笠所说：“特朗斯特罗姆善于从日常生活入手，把有机物和科学结合到诗中，作品多短小、精炼，往往用意象和隐喻来塑造个人的内心世界，把激烈的情感寄于平静的文字里。”特朗斯特罗姆的诗，善于在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事物中撷取丰富而新颖的意象，经过诗人的提炼和巧妙的运思，或直接进入诗篇，或构成引人联想的隐喻，用外在意象的繁复表达内在隐秘世界的沉思，努力抒写内心、下意识甚至梦景的自由流动，使他的诗能够在短小的篇幅里，产生幽深的神秘感和极大的冲击力。就此，诗人自己说：“写诗时，我感受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不是我在写诗，而是诗在找我，逼我展现它……更真实的世界是在瞬息消失后的那种持续性和整体性，对立物的结合。”如下面这些诗句：
穿轰鸣之裙鞠躬的喷气式飞机
使大地的宁静百倍地生长
——《冰雪消融》
我听见我们扔出石头
跌落，玻璃般透明的穿行岁月。
——《石头》
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
摆脱令人窒息的漩涡
——《序曲》
关于意象的营造，诗人自己有着清晰的诉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常常从一个物体或状态着手，为诗建立一个‘基础’，这基础有时是一个地点。诗从一个意象中渐渐诞生……我用清晰的方法描述我感受到的神秘的现实世界。”诗人在意象的联置中，把生活世界与抽象世界已之间的隐喻在不知不觉中渐渐的蔓延开来，使全诗充溢着梦境的氛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诗人认为诗的本质是：“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诗人自己写诗就是这样的践行着这个独特的对诗的认识。我们再来看这样一首诗歌：
突然，漫游者在此遇上年迈
高大的橡树——像一头石化的
长着巨角的麋鹿，面对九月大海
那墨绿的城堡
北方的风暴。正是楸树的果子
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
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
在厩中跺脚
——《风暴》
诗人自己认为诗的特点在“凝练”和“言简则意繁”。因此，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的形式都是比较短小的，三行五行或者八句十句不等，且差不多每一首诗歌都有自己的形式而与其他的区别开来。正是这两个艺术追求使诗人努力的去捕捉现实生活中细微看似平常的感觉，并加以提炼而营造出自己独特的意象世界，诗人还善于在词语的间隔之间留下足够的空白，在词语的跳跃之中共同把意象的丰富性抛给读诗的人们，逼迫读者去跨越这道诗思的构想瞬间，在这一瞬间之后，看到诗人的独运匠心的妙处。用诗人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诗是聚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暴中的大小细节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遇，自然和工业交错等等，就像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在这一点上，诗人王家新如是说道：“他有自己的思维与造像的系统。意象联系与语言运行，有非常大的空间和跳跃性，留给读者更多的空白。这些空间、跳跃和空白，可能会成为接受中的障碍。如果不拒绝这种陌生，我们就会走进他的诗歌世界，领略到他在艺术探索中所具有的先锋姿态与冒险品格。他的诗带给我们的是神秘的陌生，同时又是一种创造艺术美过程中透明的冲动和追求。”如“林中的蚂蚁静静的看守，盯视着/虚无。但听见的是黑暗树叶/滴落的水珠，夏日深谷/夜晚的喧嚣”《昼变》。应该说，这些诗学追求与80年代的“朦胧诗”潮在内在精神上是具有很强的契合点的，所以深得他们的青睐，也给中国诗坛带来了另外一种风格。
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艺术魅力远不止于上面论述的这些。特朗斯特罗姆自己说过，自己的诗歌拒绝理性的分析，因为这样能给与读者更大的感受自由。但是在此，我们还是可以把捉到其诗歌的一些重要美学意蕴的。
三
在诗人的诗全集没有出版之前，甚至到现在，国内还没有出现过对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进行全面系统评价和研究的研究论文。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还可以在刊物上看到一些随感或者诗人的读诗札记等形式的批评文字。这些无疑对推进特朗斯特罗姆诗歌的研究与评价带来了促进与深入。如林和生的《和自己的影子结合》、雷格的《特朗斯特罗姆：饮者的刀斧》等几篇，但是还是属于欣赏性质的鉴赏文章，虽然里面也论及到诗人的诗歌某些美学特征，以及诗歌背后的文化和哲学内涵。
近来出版的《北欧文学史》有对其进行的评价：“他诗作主题多样，音韵铿锵，比喻生动优美。早期作品注重精神与内心的分析，探索人类灵魂的奥秘，把自己作为第三者客观地去观察和探索，如诗集《十七首诗》（1954、）《路上的秘密》（1958）、《半完成的天空》（1962）、《看见黑暗》（1970）和《波罗的海》（1974）等。近期作品则较多反映生活、社会和政治现实，如《真实障碍》（1980）、《乱哄哄的市场》（1983）和《为了生者和死者》（1989）。”p387
2004年，被誉为东方的诺贝尔奖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颁发给了下面8位诗人，他们分别是：牛汉、洛夫、特朗斯特罗姆、西川、王小妮、于坚、北岛和痖弦。很明显，作为大陆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这个重要的奖项，而其中，外国的诗人只有特朗斯特罗姆一人获此殊荣，一方面说明他的诗歌的独特魅力和在中国的诗坛引起的共鸣，从中也足见其诗歌艺术的分量。后来又把这些诗人的诗歌收入了2004年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由李岱松主编《光芒涌入：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获奖诗人特辑》一书中。而“光芒涌入”就是特朗斯特罗姆新诗集《悲哀贡多拉》里面的一首诗的题目。至此，国内对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接受达到了高潮，对其诗作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深入。但是遗憾的是，到现在对其进行系统的全面的研究论文还是没有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前不久，诗人北岛在一部随笔集《时间的玫瑰》里有一篇说到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即《特朗斯特罗默：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一文。北岛在文中回忆了80年代初接触特朗斯特罗姆的一些旧事，更为重要的是，在文中，北岛对前面出版的两个特朗斯特罗姆诗集进行了批评，在译诗的质量上和对原诗神韵的传达上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由于董译本是从英文转译过来的，相对于原作隔了两层，而李译本则是直接从瑞典语译出，加上译者又旅居瑞典近20年，在出国之前也有诗歌创作的实践，并在与诗人的接触中加深了对原诗的理解，相对来说，着手翻译起来会比较得原诗的神韵，在持论公允批评过程中，北岛并拿出了自己相应的译诗范例，读者在对照阅读中自可鉴别它们的优劣。这些有益的批评尝试对理解和加深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在中国本土的研究与传播发挥重大的作用。（文健sobunki于刺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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