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一把大伞走出书房

   《新周刊》的张海儿为许知远拍照，让他打着一把伞站在书房里，洪晃看到后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
    什么像是许知远干的事？未雨绸缪还是杞人忧天？这些知识分子的思考到底有多大必要。也许我们不清楚这些思考能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直接的实质性影响，但是必须承认，这个世界需要他们的声音。
    许知远在自序中写道：“今天的中国人正在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地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很难与这个国家一直以来的教育后果摆脱干系。如今90%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在这些年轻的生命身上并未普遍形成。他们接受的不是教育而是教化，他们遵循的是弱势向强势的顺从，虽然他们可以进行小范围的抵触和反抗，但都不过是基于个人的短暂利益和情绪上发泄的需要。所谓的教育完成的教化就是要这些年轻人继续在更现实的社会空间里完成新一轮的应试。他们只要能够准确解读命令，然后按部就班地执行即可，不用进行多余的思考，不用争取更多的可能。于是，一批又一批尚未完全开化的头脑就这样一面熟练地应对着如此现实的机制和潜规则，一面要么在网络的狂欢里自娱自乐得天旋地转，要么急于以大学作为跳板将自己输送到被镀金了的商业世界。
    中国这个拥有着复杂的文化构成的国度，本可以成为诞生更多多元人才的实验场，却促使了一个又一个庞大的人数不遗余力地成为了相同领域的统计数字，供求信息的不对等以及市场的滞后性，在人才领域中一一应验。而在那些鲜活和具体的面孔中，又充斥了太多焦虑和迷惘，他们在最宝贵的时光里并没能做出必要的累积和选择，我们除了叹息又能解决和挽回什么呢。
    此外，在物质层面基本满足的前提下，人们的精神层面也出现了极大的矛盾和混乱。他们一方面受传统价值观影响，从心理上难以接受残酷淘汰的竞争规则，愿意接受安宁稳定的均等规则，认同现有的政治伦理，在长久以来的熏陶下潜移默化地实现了政治与道德的契合和统一，他们要求有共同的权力和均等的利益，却又试图用个性反抗集体化和平均化，随着各种信息的不断扩充和渗透，人们面前的参照体系也在不断改变，他们急于追求新的生活方式，话语方式，挤入更有光彩的阶层，相伴而生的是对现有身份的焦虑和对未来身份的不确定。这种焦虑和不确定从个人放大到国家便是如今中国人的集体面貌。一旦甩开那些虚空的口号和宏伟的目标，我们很难清醒地看到这个民族到底想要走向哪里。
    在各种“伪清醒”的状态下，我们看到的是满足于肤浅理解而引发的缺乏逻辑的思考，出于自卑自怜而激起的民族主义，二元对立式的简单粗暴的道德评判，未统一标准和定义便对语义进行的过度诠释。人们兴奋于激烈的争斗和指责，矫情地参与和观看着各式各样的反抗情绪和姿态。而事实上他们并未真正为摆脱困境而努力，他们只是不断地向异己的声音进行挑衅，不负责任地对事对人进行冷嘲热讽，通过强势的话语进行自我炫耀，那些声音只能让这个世界更为喧嚣和浮躁，却难以产生真正有意义的推动力量。
    我们需要更清晰更有逻辑的声音穿透弥漫周身的思考假象传达出来。我们寄希望于那些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代替我们进行历史回溯，代替我们观望世界，代替我们反思现实，也许我们要做的只是打开书接受用文字所承载的思想力的强烈冲击，感叹原来我们的国家是在以这样的面貌发展，我们的人民是在以这样的面目生存，而后掩卷，继续按照之前的方式生活，继续适应，继续妥协。书中那些话语不过是在帮我们在自己私密的空间里撑起伞，这个空间可以是书房，是餐厅，是卧室，亦可能是卫生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达到空前的清醒，和作者达成各种的共识和精神契合，我们觉得自己有力量抵御来自外界的同化和侵袭，而一旦走出这些空间，回到公共视野下，我们是否有勇气继续撑起这把伞保护自己的信仰和尊严呢。也许当我们真的鼓起勇气撑起这把伞走了出去，你依然会听到一个个更强大声音不断地在耳边说，收起伞吧，外面没有下雨，一片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