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的种子
——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哈耶克）? 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荷尔德林）。
——“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人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该被消灭北淘汰了！” （1948年1月蒋介石讲话稿）
一。以空间换时间
“这是标志着我们作战从防御转向进攻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战争趋势变化的开始，它不应该被错误地理解为一次军事的失利或退却”，谁也料不到这段话是蒋介石在武汉会战失败后，以伤亡40万官兵的代价，换取10万日军伤亡之际，居然兴高采烈地说着这番话，当时所有的人估计都认为蒋介石，要么是强作镇静，要么就是神经病。
事实上，历史的人物总是有他的远见卓识之处，也正象蒋介石所说的那样，自从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从那时一直到1944年的5、6年间，中国抗日战争的版图以及战线，就基本按当时的线路凝固住了，武汉会战最大的成果就是掩护了从南京撤回的政府机关以及中原的大量物资进入了四川，国民党与日本军队在历经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之后，一下子双方都消耗得筋疲力竭，这也使得国民党在随后的几年里，利用四川和重庆的地势，牢牢地与日本人对峙住了。
然而蒋介石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想的，从平津会战一直到淞沪会战，都是阵地战，蒋介石的想法都是寸土必争的，结果淞沪会战一站中，中央军的精锐尽出，包括所有德式装备和训练的最精锐的4个师，全部在淞沪会战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德式装备精锐部队荡然无存、国民党损失了24万，其中中央军损失了60%，其中三分之二的黄埔精英也在此一战中阵亡。 淞沪会战日军死伤人数仅仅是4万。
二。中央军与地方
由于中央军的惨重伤亡，使得蒋介石在指挥各军阀的地方部队上失去了底气，好在各路军阀大多在外敌的面前表现出了顾全大局的大气，但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冲突却从未停止。 蒋介石同时也改变了战略，一是有意利用地方军阀的部队与日本人火并，让他们彼此消耗；二是明白了与日本现代化军队阵地战是行不通，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说：“即时我们丢了关内18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的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敌人，收复全部领土。”也确实如此，抗日中没有失守的省份是：陕、甘、宁、青、川、藏、新，都是这些西北和西南的边远地区，另外云南怒江以西沦陷，贵州方面日军攻到独山。
最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7月，一支由4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开进了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位于黄河北岸的中条山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三百余里山脉，这支国民党杂牌陕军在中条山阻挡了日军三年，以伤亡2万的代价打退了日本人13次围剿，保住了陕甘宁青新5个省，要不然，抗战就会只有四川和西藏两个地区没有沦陷，也太丢人了。
四川军阀头目刘湘在南京失守之后，极力反感中央军进川，曾经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密谋反对蒋介石入川，但在武汉会战之际，刘湘却以异常高的姿态抱病带领30万的川兵参加武汉会战，并以自己亲自出川打消蒋介石的顾虑，结果出师未捷先病死； 而与刘湘密谋的韩复渠，本来在山东负责拦截日军越渡黄河的重任，由于韩复渠部队没有重型武器，特要求战区总指挥冯玉祥给30门大炮摆在黄河岸，当时大炮已经就位后，由于蒋介石对韩的不放心，把这30门大炮调走，韩复渠因此认定蒋介石有意借日本人消耗自己，就一纸命令，丢掉天险，要知道陕西之所以没有沦陷，就与黄河天险有着密切的关系，随后韩复渠没怎么抵抗就失去了山东，战区负责人冯玉祥大怒向蒋介石告状，蒋在河南将韩复渠诱捕，并除去。 山西的阎锡山，主要精力放在了防范共产党的势力扩张上，所以他眼中的头号敌人是公产党，第二号敌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第三号敌人才是日本人，而且与日本也一直进行着交易和互相利用；
众所周知，抗战的外来援助主要是通过云南的滇缅公路，当时控制云南的军阀是龙云，这些军阀大多数在民族大义上还是有大节的，最初蒋介石拿不准龙云抗战中的立场，结果试探之下，龙云就毫不犹豫于1938年1月就派出三个师的兵力开赴抗战前线。 随着战事的变化，云南成了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后，蒋介石就不断地向渗入，就引起了龙云与蒋介石的摩擦，在此之前，云南是没有中央军驻军、自己发行货币、自己掌管税收，被蒋介石用经济渗透的方式，用中央政府的法币冲垮了云南的自己货币，然后一点点驻如中央军、发展特务网络，在抗战刚结束时候，蒋命云南去越南接受日本人投降，龙云不顾劝阻派了卢汉率4个师远赴，云南力量只剩下区区9000人，趁此之际杜聿明用武力的方式赶下了龙云，此役导致数百名云南士兵死亡。 而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以广西军阀李济深倒蒋的内耗也达到高潮。
要不是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龙云、刘湘这些桀骜不驯的地头蛇，谁能制服？ 要知到从辛亥革命的1912年间到18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前的16年间，清政府退位后，居然有13位总统，46届内阁40多个大派系军阀割据，这大派系下的小派系更更不计其数，这些军阀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个个反复无常，光死于非命的大军阀都20多个 ，这段史实混乱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史学界都没有一本书能把1912-1928年间历史真正理出头绪来，只有两本书对这段历史稍微权威，还都是民国的知识分子，一本是抗战后留英的陈志让，写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这是纲领性的，但太简略；另一本是陶菊隐59年写的加了不少红补丁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本130万字的书材料倒是丰富，但写得线索杂乱无比，简直可以把人再看糊涂了。 我们现在冷静下来学历史的专家，到现在都没理清军阀合纵和连横的脉路，而当时蒋介石就面临一个选择，对各大小派系军阀，要一拍脑袋就定下是拉拢还是剿灭，所以历史上的人物绝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胜任的，那些象我们这样自负的，在战争年代早就随着第一轮的枪弹给当历史微不足道的填充物了。
三。外援与军力
我们要记住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向美国众议院发表的演说，因为这次演说才彻底打动了美国的国民，这时候美国的援助才真正向中国敞开，而在1940年以前，蒋介石全部的援助就是靠与德国的互相贸易而换得，美国克伟林有一本这方面最好的专著《德国与中华民国》，这本书不仅是最好的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也是蒋介石争取外援的悲哀史，在1940年以前，美国基本上是对中国进行封锁的，美国甚至与日本还有往来，同样有意思的是，1940年前德国恰恰是中国最大的盟友，中国也是德国最大的武器倾销市场，中国也有德国紧缺的钨矿等资源。 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国开始抛弃了中国，蒋介石一边虚张声势用靠德国施压，而争取美援，现在让我们看看宋美龄在43年的国会讲话：“当日本在1937年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当日本不可能像它宣扬的那样使中国屈膝时，全世界就对这种现象感到宽慰，又改口宣称他们过高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力量。请大家不要忘记，在四年半的时间里，只有中国孤军奋战，单独抗击着日本全面的凶残暴虐。在中国人经过五年半的抵抗之后，确信应该“宁可光荣冒险，不愿屈辱认输！ ”
蒋介石所倚仗的就是自己黄埔军校和陆军学校的学生，可是那些匆促毕业的军官，大多也只是接受了几个月的军事培训，就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安插到部队的各基层岗位去控制军队，不管是1940年前的德国军事顾问还是1940年后的美军军事顾问，都提出来这些人军事素质太差，但蒋介石并没有其他选择，部队还是忠诚最重要。 而蒋介石把主要军援以及供给都给了自己嫡系的部队，对地方军队是异常的小气，地方军队不仅仅是武器装备低劣，二是面临营养不良和饥饿带来的非战斗减员，1945年美国观察员就发现第15军的士兵也只是在一英里的急行军后，就有大批的士兵因衰竭而死亡，为了补充兵员，就四处抓壮丁，而这些新兵在没有赶到部队编制以前，为了避免逃跑，走路时候都是用绳子串一串，在睡觉时候，这些人脱光了衣服谁中间，四周则是押解的士兵，而且这些人沿途没多少食物和饮水，都喝路边的污水，大量人因为痢疾和疾病死去，据保守估计，新兵这种沿途死亡居然有100万之众，在战斗中也不珍惜人名，往往一个班接一个班对日军碉堡发起自杀般的攻击，支援部队往往会冷漠地看着前面的士兵一队队倒下，然后轮到自己了，再同样上前努力，8年抗战中士兵的伤亡率居然是23%。
中央的部队还好，但地方部队往往在溃败了四处扰民，在豫中会战时期，汤恩伯部队被日军打败溃退时候，由于对当地农民骚扰太甚，当地农民居然一起起来用农具和菜刀等，居然把汤恩伯部队中的5万人给缴械，还杀死了其中的一部分。 这也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这支军队根本缺乏战斗力。 所以我们屡屡看到抗战中十倍于敌人的军队经常被打得抱头鼠窜，想想5万军队居然被自发的农民给缴械，就能理解了。
抗战时期，各军阀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但抗战目标结束了，这些由于爱国而凝结起来的战线，在松口气的情形下，一夜间就土崩瓦解了，所以国民党这么快、这么多的军队优势输给共产党，根本原因是因为这，而不是因为抗战后接收日伪物资导致的腐败，那些疲惫而没有信仰的军队，在猛然失去一个目标后，这种失落是毁灭性的。 而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中，其决定嘴用的恰恰是国民党不屑而扔掉的30万伪军，而这些伪军在被我党收编后，以安利洗脑的模式，在短时间内就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了一支亢奋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四。军阀与近代史
我一直很奇怪，中国的近代史的政策点是在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包括1912年-1928年的军阀混战也只是这两年才开放一点话题，象世界上两种比较客观而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权威书籍，一本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在国内翻译时候，三册也只选译了1600-1912年的第一卷，而且尚有删节；另一本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还在国内获图书奖，居然也删减了三份之一强，港版的翻译过来的是2本书，而我们缺删成了一本，我想，出于政治观点不同，你建国后的可以完全删略，这理解； 国民党时期因为有三次国共合作，你也可以从1928年国民党统一后历史删去， 但最滑稽的是1912年-1928年间的军阀混战史，你本可以远离历史看历史，但还是要删略。
就比如说吴佩孚吧，镇压民主人士，除了张作霖就是他，其余的北洋军阀对报纸、教育以及文化都不太多干涉，最多只是从邮局投递上限制不喜欢的人给报馆投稿，却也不干涉报馆言论自由，陶菊隐自己说当年自己想出个办法，跑到租界里发邮件，军阀就拦不住了，甚至冯国璋手下江苏总督李纯，因为太在意报馆对自己的攻击，视名誉为第二生命的他萌生死念，这居然也是其开枪自杀的诱因之一。 吴佩孚当初攻打广州的革命政府势如破竹，但开到衡阳后，不仅不再前进一步，而且一天一个电报对政府施加压力，反对21条，而吴兵败后，日本人本来对吴看得比汪精卫重，吴佩孚坚拒日本人的拉拢，最后死在日本人的谋杀下；
再说918吧，其实当时日本本来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桀骜不驯的关东军擅自发动进攻，当时参与攻击的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然后张学良手下关东军有2、3十万之众，张学良认为凭着跟日本人的关系，忍让下可以避免干戈，也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于是命令部队把武器归库，让手下为国尽忠，结果918那晚他故意躲着看戏去了，手下手无寸铁的士兵成建制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 918事变后日军在沈阳一地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以这样的实力居然没有与万名关东军一战，这怎么都是最大的污点。 然后张学良被调到陕西去剿共，开始非常卖力但损兵折将，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事态，手下的士兵不愿意自相残杀，纷纷想杀回老家，这才有了西安事变。 但张学良有了西安事变的光环，结果我们到现在听到都是把下命令不抵抗的屎坑扔给蒋介石，这些张学良自己都承认的污点，直到21世界的今天我们都在掩饰。有必要吗？
——“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人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我们今天的这样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该被消灭北淘汰了！” （1948年1月蒋介石讲话稿）
一。以空间换时间
“这是标志着我们作战从防御转向进攻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战争趋势变化的开始，它不应该被错误地理解为一次军事的失利或退却”，谁也料不到这段话是蒋介石在武汉会战失败后，以伤亡40万官兵的代价，换取10万日军伤亡之际，居然兴高采烈地说着这番话，当时所有的人估计都认为蒋介石，要么是强作镇静，要么就是神经病。
事实上，历史的人物总是有他的远见卓识之处，也正象蒋介石所说的那样，自从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之后，从那时一直到1944年的5、6年间，中国抗日战争的版图以及战线，就基本按当时的线路凝固住了，武汉会战最大的成果就是掩护了从南京撤回的政府机关以及中原的大量物资进入了四川，国民党与日本军队在历经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之后，一下子双方都消耗得筋疲力竭，这也使得国民党在随后的几年里，利用四川和重庆的地势，牢牢地与日本人对峙住了。
然而蒋介石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想的，从平津会战一直到淞沪会战，都是阵地战，蒋介石的想法都是寸土必争的，结果淞沪会战一站中，中央军的精锐尽出，包括所有德式装备和训练的最精锐的4个师，全部在淞沪会战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德式装备精锐部队荡然无存、国民党损失了24万，其中中央军损失了60%，其中三分之二的黄埔精英也在此一战中阵亡。 淞沪会战日军死伤人数仅仅是4万。
二。中央军与地方
由于中央军的惨重伤亡，使得蒋介石在指挥各军阀的地方部队上失去了底气，好在各路军阀大多在外敌的面前表现出了顾全大局的大气，但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冲突却从未停止。 蒋介石同时也改变了战略，一是有意利用地方军阀的部队与日本人火并，让他们彼此消耗；二是明白了与日本现代化军队阵地战是行不通，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说：“即时我们丢了关内18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的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敌人，收复全部领土。”也确实如此，抗日中没有失守的省份是：陕、甘、宁、青、川、藏、新，都是这些西北和西南的边远地区，另外云南怒江以西沦陷，贵州方面日军攻到独山。
最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7月，一支由4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开进了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位于黄河北岸的中条山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三百余里山脉，这支国民党杂牌陕军在中条山阻挡了日军三年，以伤亡2万的代价打退了日本人13次围剿，保住了陕甘宁青新5个省，要不然，抗战就会只有四川和西藏两个地区没有沦陷，也太丢人了。
四川军阀头目刘湘在南京失守之后，极力反感中央军进川，曾经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密谋反对蒋介石入川，但在武汉会战之际，刘湘却以异常高的姿态抱病带领30万的川兵参加武汉会战，并以自己亲自出川打消蒋介石的顾虑，结果出师未捷先病死； 而与刘湘密谋的韩复渠，本来在山东负责拦截日军越渡黄河的重任，由于韩复渠部队没有重型武器，特要求战区总指挥冯玉祥给30门大炮摆在黄河岸，当时大炮已经就位后，由于蒋介石对韩的不放心，把这30门大炮调走，韩复渠因此认定蒋介石有意借日本人消耗自己，就一纸命令，丢掉天险，要知道陕西之所以没有沦陷，就与黄河天险有着密切的关系，随后韩复渠没怎么抵抗就失去了山东，战区负责人冯玉祥大怒向蒋介石告状，蒋在河南将韩复渠诱捕，并除去。 山西的阎锡山，主要精力放在了防范共产党的势力扩张上，所以他眼中的头号敌人是公产党，第二号敌人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第三号敌人才是日本人，而且与日本也一直进行着交易和互相利用；
众所周知，抗战的外来援助主要是通过云南的滇缅公路，当时控制云南的军阀是龙云，这些军阀大多数在民族大义上还是有大节的，最初蒋介石拿不准龙云抗战中的立场，结果试探之下，龙云就毫不犹豫于1938年1月就派出三个师的兵力开赴抗战前线。 随着战事的变化，云南成了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后，蒋介石就不断地向渗入，就引起了龙云与蒋介石的摩擦，在此之前，云南是没有中央军驻军、自己发行货币、自己掌管税收，被蒋介石用经济渗透的方式，用中央政府的法币冲垮了云南的自己货币，然后一点点驻如中央军、发展特务网络，在抗战刚结束时候，蒋命云南去越南接受日本人投降，龙云不顾劝阻派了卢汉率4个师远赴，云南力量只剩下区区9000人，趁此之际杜聿明用武力的方式赶下了龙云，此役导致数百名云南士兵死亡。 而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之后，以广西军阀李济深倒蒋的内耗也达到高潮。
要不是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龙云、刘湘这些桀骜不驯的地头蛇，谁能制服？ 要知到从辛亥革命的1912年间到18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前的16年间，清政府退位后，居然有13位总统，46届内阁40多个大派系军阀割据，这大派系下的小派系更更不计其数，这些军阀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个个反复无常，光死于非命的大军阀都20多个 ，这段史实混乱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史学界都没有一本书能把1912-1928年间历史真正理出头绪来，只有两本书对这段历史稍微权威，还都是民国的知识分子，一本是抗战后留英的陈志让，写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这是纲领性的，但太简略；另一本是陶菊隐59年写的加了不少红补丁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本130万字的书材料倒是丰富，但写得线索杂乱无比，简直可以把人再看糊涂了。 我们现在冷静下来学历史的专家，到现在都没理清军阀合纵和连横的脉路，而当时蒋介石就面临一个选择，对各大小派系军阀，要一拍脑袋就定下是拉拢还是剿灭，所以历史上的人物绝对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胜任的，那些象我们这样自负的，在战争年代早就随着第一轮的枪弹给当历史微不足道的填充物了。
三。外援与军力
我们要记住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向美国众议院发表的演说，因为这次演说才彻底打动了美国的国民，这时候美国的援助才真正向中国敞开，而在1940年以前，蒋介石全部的援助就是靠与德国的互相贸易而换得，美国克伟林有一本这方面最好的专著《德国与中华民国》，这本书不仅是最好的民国时期中德关系史，也是蒋介石争取外援的悲哀史，在1940年以前，美国基本上是对中国进行封锁的，美国甚至与日本还有往来，同样有意思的是，1940年前德国恰恰是中国最大的盟友，中国也是德国最大的武器倾销市场，中国也有德国紧缺的钨矿等资源。 1940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三国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国开始抛弃了中国，蒋介石一边虚张声势用靠德国施压，而争取美援，现在让我们看看宋美龄在43年的国会讲话：“当日本在1937年向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时，各国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毫无希望可言。但是，当日本不可能像它宣扬的那样使中国屈膝时，全世界就对这种现象感到宽慰，又改口宣称他们过高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力量。请大家不要忘记，在四年半的时间里，只有中国孤军奋战，单独抗击着日本全面的凶残暴虐。在中国人经过五年半的抵抗之后，确信应该“宁可光荣冒险，不愿屈辱认输！ ”
蒋介石所倚仗的就是自己黄埔军校和陆军学校的学生，可是那些匆促毕业的军官，大多也只是接受了几个月的军事培训，就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安插到部队的各基层岗位去控制军队，不管是1940年前的德国军事顾问还是1940年后的美军军事顾问，都提出来这些人军事素质太差，但蒋介石并没有其他选择，部队还是忠诚最重要。 而蒋介石把主要军援以及供给都给了自己嫡系的部队，对地方军队是异常的小气，地方军队不仅仅是武器装备低劣，二是面临营养不良和饥饿带来的非战斗减员，1945年美国观察员就发现第15军的士兵也只是在一英里的急行军后，就有大批的士兵因衰竭而死亡，为了补充兵员，就四处抓壮丁，而这些新兵在没有赶到部队编制以前，为了避免逃跑，走路时候都是用绳子串一串，在睡觉时候，这些人脱光了衣服谁中间，四周则是押解的士兵，而且这些人沿途没多少食物和饮水，都喝路边的污水，大量人因为痢疾和疾病死去，据保守估计，新兵这种沿途死亡居然有100万之众，在战斗中也不珍惜人名，往往一个班接一个班对日军碉堡发起自杀般的攻击，支援部队往往会冷漠地看着前面的士兵一队队倒下，然后轮到自己了，再同样上前努力，8年抗战中士兵的伤亡率居然是23%。
中央的部队还好，但地方部队往往在溃败了四处扰民，在豫中会战时期，汤恩伯部队被日军打败溃退时候，由于对当地农民骚扰太甚，当地农民居然一起起来用农具和菜刀等，居然把汤恩伯部队中的5万人给缴械，还杀死了其中的一部分。 这也另一个方面反映出了这支军队根本缺乏战斗力。 所以我们屡屡看到抗战中十倍于敌人的军队经常被打得抱头鼠窜，想想5万军队居然被自发的农民给缴械，就能理解了。
抗战时期，各军阀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但抗战目标结束了，这些由于爱国而凝结起来的战线，在松口气的情形下，一夜间就土崩瓦解了，所以国民党这么快、这么多的军队优势输给共产党，根本原因是因为这，而不是因为抗战后接收日伪物资导致的腐败，那些疲惫而没有信仰的军队，在猛然失去一个目标后，这种失落是毁灭性的。 而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中，其决定嘴用的恰恰是国民党不屑而扔掉的30万伪军，而这些伪军在被我党收编后，以安利洗脑的模式，在短时间内就把这支队伍打造成了一支亢奋的有战斗力的军队。
四。军阀与近代史
我一直很奇怪，中国的近代史的政策点是在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包括1912年-1928年的军阀混战也只是这两年才开放一点话题，象世界上两种比较客观而流行的中国近代史权威书籍，一本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在国内翻译时候，三册也只选译了1600-1912年的第一卷，而且尚有删节；另一本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还在国内获图书奖，居然也删减了三份之一强，港版的翻译过来的是2本书，而我们缺删成了一本，我想，出于政治观点不同，你建国后的可以完全删略，这理解； 国民党时期因为有三次国共合作，你也可以从1928年国民党统一后历史删去， 但最滑稽的是1912年-1928年间的军阀混战史，你本可以远离历史看历史，但还是要删略。
就比如说吴佩孚吧，镇压民主人士，除了张作霖就是他，其余的北洋军阀对报纸、教育以及文化都不太多干涉，最多只是从邮局投递上限制不喜欢的人给报馆投稿，却也不干涉报馆言论自由，陶菊隐自己说当年自己想出个办法，跑到租界里发邮件，军阀就拦不住了，甚至冯国璋手下江苏总督李纯，因为太在意报馆对自己的攻击，视名誉为第二生命的他萌生死念，这居然也是其开枪自杀的诱因之一。 吴佩孚当初攻打广州的革命政府势如破竹，但开到衡阳后，不仅不再前进一步，而且一天一个电报对政府施加压力，反对21条，而吴兵败后，日本人本来对吴看得比汪精卫重，吴佩孚坚拒日本人的拉拢，最后死在日本人的谋杀下；
再说918吧，其实当时日本本来没有做好开战的准备，桀骜不驯的关东军擅自发动进攻，当时参与攻击的关东军不过1万多人，然后张学良手下关东军有2、3十万之众，张学良认为凭着跟日本人的关系，忍让下可以避免干戈，也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于是命令部队把武器归库，让手下为国尽忠，结果918那晚他故意躲着看戏去了，手下手无寸铁的士兵成建制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 918事变后日军在沈阳一地缴获的东北军武器装备就有步枪九万五千余支，机枪二千五百挺，大炮六百五十门，各式迫击炮二千三百门，飞机二百六十架，以这样的实力居然没有与万名关东军一战，这怎么都是最大的污点。 然后张学良被调到陕西去剿共，开始非常卖力但损兵折将，后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进一步事态，手下的士兵不愿意自相残杀，纷纷想杀回老家，这才有了西安事变。 但张学良有了西安事变的光环，结果我们到现在听到都是把下命令不抵抗的屎坑扔给蒋介石，这些张学良自己都承认的污点，直到21世界的今天我们都在掩饰。有必要吗？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