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中的蒋梦麟
《西潮》这本书作于作者在昆明躲防空洞时所写，原文用英文写作，名为Tides from the west。为什么要用西潮为题呢？因为本书所写为中国受西方现代化的潮流的冲击而发生的变化。作者说本书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西潮》之所以会写成这样是因为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使他将家国融为一体，个人经历与国家命运相互交织。在写个人经历时，常常插入大段的社会背景的描述。在英文版的序言中，这个特点表现的十分明显。
蒋梦麟的个性非常平和，然行事又极其干练。其不守旧，不唯新；不激进，不绝望的态度在那个时代显得很是另类，然而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使他能够公正平和地看待他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这正是当今的青年学生所要学习的品质。
罗家伦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里写道：“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不只是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这个评价是非常到位的，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地方自治与企业家精神
蒋梦麟出身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中产家庭，祖上从徽州迁到奉化（可能事在宋朝），元末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因此蒋家可谓是唐宋移民。蒋梦麟家乡的家族观念很强。各家族都编有族谱，村中事务实行家族自治，族中争端由族长在祠堂公开评断解决。书中写道：
“仲裁者力求做得公平。自然，村中的舆论也是很重要因素，还有邻村的舆论业的考虑。族长们如果评断的不公，就会玷污了祠堂的名誉。因此，争端多半在祠堂里得到公平的解决，大家用不到上衙门打官司。”
由此可见，自宋以来的家族自治传统在封闭的熟人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读书人和绅士在地方的权威很大。他们参加排难解纷，也参加制定村里的规矩，他们还与邻村的士绅成立组织，共同解决纠纷，照顾邻近村庄的共同福利。”、“田赋由地主送到离村约二十里的县库去粮吏不必到村里来”这两段材料说明了江浙地区乡绅自治下乡村确实是远离国家的。
中国乡村的这种自治与西方封建制度下的乡村自治相比还差很多，但是这有限的自治对于民主政治的发育、企业家精神的培养、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在本书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见到。
企业家精神的根本在于创新，创新是一种有风险的活动。因此企业家首要的要素在于冒险。创新需要广阔的视野，良好的信息渠道，以及领导能力。这些能力只有在一个开放、积极进取的、有公共精神的社会才能具有。而冒险精神也需要上述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在参与公共生活时才能获得。一个单调的、乏味的社会是出不了企业家的。游民研究专家王学泰说，传统的宗法农民的个性是萎缩的，可是在中国对人民个性的压制主要是专制皇权。（秦晖：那种全能的、至上的、不容任何自发组织存在的“大共同体”对公民个性的压抑，比小共同体更为严重）
蒋梦麟的祖父太平天国时在上海设了一个小钱摊，后来钱摊发展为小钱庄，进而成为头等钱庄。他祖父有种特殊的才能，是他经营钱庄所必须的，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银钱的真假。他祖父敬业而又有经营事业的专长，显然是个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的父亲继承了他祖父的才能，在上海经营钱庄。同时他还勇于创新，自己设计过房子，实验过养蚕、植桑，还造了艘用水轮推进的“轮船”。从祖父时就开始经商到其父亲时积累了七万两银子，可他父亲依然居住在乡村，手中持有大约两百余亩田产。
激进的历史教训
在谈到民初的议会政治时，书中写道：
“革命前的帝政时代末年，由士绅阶级组成的省咨议局倒是成绩斐然。因为他们的目标大致相同。而且绅士阶级里不乏领袖人才。同时各省巡抚威望甚高，足以约束省咨议局。碰到重大问题时，咨议局里很少发生争执纠纷。通过的议案大都是为民谋福利的，贪污舞弊绝无仅有。”
近来研究中国近代宪政的都发现清末立宪派推动的宪政是非常有希望的。革命之后的议会反不如咨议局。因为武力革命后各种势力纷纷参与政治角逐，在斗争中军阀很快就控制了政府，于是议会流于形式。而之前咨议局的议员多是地方乡绅，负有民望，代表地方的自治力量，故能较好履行参政议政的责任。蒋梦麟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乡绅：“父亲为人忠厚而慷慨，蒋村的人非常敬重他，同时也受到邻村人士的普遍崇敬。他自奉俭约，对公益事业却很慷慨，常常大量捐款给慈善机构”。
民国时期，总的来说中国还很落后，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冲击，中国的反应比日本要迟缓的多。然而，我们若仔细地考察这一时期非西方各国家地区的变化，除了日本、土耳其外，在现代化方面没有几个国家超过中国。因此，中国在近代虽是落后挨打、受尽欺辱，但中国在学西方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不小，教育制度大概是其中取得最大成就的地方。面对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中国可以说完全反应过来了。虽然还有“中国本是用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的言论，但整个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在现代化的大道上了。此时的中国准备全面学习西方，同时又不失自己的传统，努力的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经济成就一般读者所知不多，但如今在随便一本经济史教课书上可见那时的成就是不小的。 作者回国时是1917年，“上海已经变了，、、、、已经追上了纽约的风气了”。当时的上海可以称得上是东方明珠，远东第一大城市。
作者回到老家乡下，情况是“老百姓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而且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女主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年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有些女孩子则编织发网的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许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由此可见，地处上海附近，而又有企业家精神与自治传统的浙江已经开始了初步城市化。大陆改革开放后，没有什么国企的浙江，经济发展迅速，这是有传统的。可惜这个传统由于内忧外患而中断了四十余年。
中国文化
本书第三十三章讨论中国文化。蒋梦麟非常精到的介绍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很适合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不是很了解的青年看。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让很多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保守、非常封闭。其实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都是非常愿意吸收外来文化的。由于中国文化是世俗的、人本的，对待外来的东西向来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排外运动（清末除外），也不存在种族歧视。虽然历史上汉族王朝有过压迫少数民族的行径，但那不是由于文化的原因，而是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由于这种对待外族的态度，中华民族历史上不知道同化了多少民族，其中不少曾经是汉族的大敌人。比如汗之匈奴（其中还有印欧人种），唐之突厥，往往皆是。这也是为什么汉族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原因。本书中举了佛教、音乐、西域作物等来说明这一点。
上文说到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成绩并不小，就与此有关。如果中国文化是拒绝学习的话，中国是不可能在二战后取得“两弹一星”这样的成就的。
明清以来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给人的印象是封闭、保守、自大。但康熙帝却向传教士学习过代数几何，后来皇帝中断了学习，那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清朝对来广州的外国商人防范甚严，不许他们带家眷来广州住，也不许他们与广州市民接触，其情况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类似。而在唐宋，则有大批外商居留中国，其中一些还在中国政府做官。很明显，明清以至改革开放前的大陆之所以采用如此严格的锁国态度，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外国商人带着外来思想文化来到中国而又不受中国政府的控制，大一统的专制政府便将其视作自己统治的威胁。清末大学士倭仁在与维新派辩论时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难道这位倭仁真不知道外国船坚炮利，中国形势危急的道理？恐怕未必，那些守旧派之所以反对维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之争。如果按新法行事，倭仁这类人将往哪里去。
蒋梦麟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这一点已为不少研究者认识到。比如徐友渔，他之研究分析哲学就是为了改变国人缺乏思辨的思维模式。
蒋梦麟认为中国重实用以致不求甚解。“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他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对希腊人而言，一共有两个世界：即官觉世界与理性世界。、、、所以哲学家不能信赖他的官觉的印象，而必须发展他的理性。”
中国思想重人伦、重实用，缺乏超越性，因之也缺乏思辨的能力。佛家的唯识学有很强的思辨味道，佛教传到中国后中国人却发展出了不用思辨的禅师。中国古文的不精确性是非常明显的，古文中的“三、十”等字数常常都是虚指而非实指。唐德刚在采访胡适时胡适提到他读的一段文章“书曰：、、、”，由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要翻译成英文，所以就去查这“书”是何书，查了半天都没有查到，最后放弃了。
“苹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国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找出到的意义。他们会说，一样东西成熟了自然就掉下来。因此，你如果好好的做一件事，自然会得到应有的结果，为此多伤脑筋毫无好处。”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中国人一旦达到了一件新发明的实用目的。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孤立无援，也没有科学思想足为导向的明灯”
李约瑟之谜被一些人理解为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前笔者也在一些科学技术史的书中见过对此问题的解释，理由大抵都对，但不如蒋梦麟上面的解释直击要害。中国人太重实用，以至于根本就不关心纯科学的问题。在古人看来，这无益于“世道人心”，也不能“经国济世”。
其他
除了上文所提到几项启示外，本书还有许多有用的信息。比如作者对学潮的记载、在浙江的土改、以及任职教育部的经历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说“陋规”，这实在是我没有想到的。以前只是在《潜规则》中了解到这个问题，没想到那时已经有人研究这问题了。
蒋梦麟在他那个时代的表现有些另类。他心向西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但他并不那么反传统文化，而是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择其善者而从之。他也信奉民主、自由，但也认同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理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普遍信奉统制经济，连胡适也一度向往苏联。蒋梦麟则一直坚持经济自由。蒋梦麟的这种表现或许与他的家庭有关，蒋的生活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某些价值也看到了它的缺陷，家庭乡里关系的融洽使他在政治上没有那么激进。蒋梦麟归国后一直在学界、政界的中心活动，亲身经历过不少事件，这些在这本《西潮》中没有得到体现，比如他被迫辞去教育部长职务一事就一笔带过。退休前他任职“农复会”，一直很忙，等他退休后续写新潮，可是还没来得及写多少就去世了。使我们难以得知当年他任职北大校长以及国府官员时的情况，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蒋梦麟的个性非常平和，然行事又极其干练。其不守旧，不唯新；不激进，不绝望的态度在那个时代显得很是另类，然而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使他能够公正平和地看待他那个时代的人和事。这正是当今的青年学生所要学习的品质。
罗家伦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里写道：“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不只是学问的研究得来，更是从生活的体验得来。”这个评价是非常到位的，这本书中的很多内容值得我们思考。
地方自治与企业家精神
蒋梦麟出身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中产家庭，祖上从徽州迁到奉化（可能事在宋朝），元末又从奉化迁到余姚。因此蒋家可谓是唐宋移民。蒋梦麟家乡的家族观念很强。各家族都编有族谱，村中事务实行家族自治，族中争端由族长在祠堂公开评断解决。书中写道：
“仲裁者力求做得公平。自然，村中的舆论也是很重要因素，还有邻村的舆论业的考虑。族长们如果评断的不公，就会玷污了祠堂的名誉。因此，争端多半在祠堂里得到公平的解决，大家用不到上衙门打官司。”
由此可见，自宋以来的家族自治传统在封闭的熟人社会的基层治理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读书人和绅士在地方的权威很大。他们参加排难解纷，也参加制定村里的规矩，他们还与邻村的士绅成立组织，共同解决纠纷，照顾邻近村庄的共同福利。”、“田赋由地主送到离村约二十里的县库去粮吏不必到村里来”这两段材料说明了江浙地区乡绅自治下乡村确实是远离国家的。
中国乡村的这种自治与西方封建制度下的乡村自治相比还差很多，但是这有限的自治对于民主政治的发育、企业家精神的培养、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在本书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见到。
企业家精神的根本在于创新，创新是一种有风险的活动。因此企业家首要的要素在于冒险。创新需要广阔的视野，良好的信息渠道，以及领导能力。这些能力只有在一个开放、积极进取的、有公共精神的社会才能具有。而冒险精神也需要上述条件。这些条件只有在参与公共生活时才能获得。一个单调的、乏味的社会是出不了企业家的。游民研究专家王学泰说，传统的宗法农民的个性是萎缩的，可是在中国对人民个性的压制主要是专制皇权。（秦晖：那种全能的、至上的、不容任何自发组织存在的“大共同体”对公民个性的压抑，比小共同体更为严重）
蒋梦麟的祖父太平天国时在上海设了一个小钱摊，后来钱摊发展为小钱庄，进而成为头等钱庄。他祖父有种特殊的才能，是他经营钱庄所必须的，他只要看一眼就知道银钱的真假。他祖父敬业而又有经营事业的专长，显然是个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他的父亲继承了他祖父的才能，在上海经营钱庄。同时他还勇于创新，自己设计过房子，实验过养蚕、植桑，还造了艘用水轮推进的“轮船”。从祖父时就开始经商到其父亲时积累了七万两银子，可他父亲依然居住在乡村，手中持有大约两百余亩田产。
激进的历史教训
在谈到民初的议会政治时，书中写道：
“革命前的帝政时代末年，由士绅阶级组成的省咨议局倒是成绩斐然。因为他们的目标大致相同。而且绅士阶级里不乏领袖人才。同时各省巡抚威望甚高，足以约束省咨议局。碰到重大问题时，咨议局里很少发生争执纠纷。通过的议案大都是为民谋福利的，贪污舞弊绝无仅有。”
近来研究中国近代宪政的都发现清末立宪派推动的宪政是非常有希望的。革命之后的议会反不如咨议局。因为武力革命后各种势力纷纷参与政治角逐，在斗争中军阀很快就控制了政府，于是议会流于形式。而之前咨议局的议员多是地方乡绅，负有民望，代表地方的自治力量，故能较好履行参政议政的责任。蒋梦麟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乡绅：“父亲为人忠厚而慷慨，蒋村的人非常敬重他，同时也受到邻村人士的普遍崇敬。他自奉俭约，对公益事业却很慷慨，常常大量捐款给慈善机构”。
民国时期，总的来说中国还很落后，对于来自西方的现代化冲击，中国的反应比日本要迟缓的多。然而，我们若仔细地考察这一时期非西方各国家地区的变化，除了日本、土耳其外，在现代化方面没有几个国家超过中国。因此，中国在近代虽是落后挨打、受尽欺辱，但中国在学西方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不小，教育制度大概是其中取得最大成就的地方。面对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时，中国可以说完全反应过来了。虽然还有“中国本是用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的言论，但整个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在现代化的大道上了。此时的中国准备全面学习西方，同时又不失自己的传统，努力的向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国民政府“黄金十年”的经济成就一般读者所知不多，但如今在随便一本经济史教课书上可见那时的成就是不小的。 作者回国时是1917年，“上海已经变了，、、、、已经追上了纽约的风气了”。当时的上海可以称得上是东方明珠，远东第一大城市。
作者回到老家乡下，情况是“老百姓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而且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女主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年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有些女孩子则编织发网的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许多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种田的人很缺乏”。由此可见，地处上海附近，而又有企业家精神与自治传统的浙江已经开始了初步城市化。大陆改革开放后，没有什么国企的浙江，经济发展迅速，这是有传统的。可惜这个传统由于内忧外患而中断了四十余年。
中国文化
本书第三十三章讨论中国文化。蒋梦麟非常精到的介绍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很适合那些对中国历史文化不是很了解的青年看。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让很多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非常保守、非常封闭。其实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都是非常愿意吸收外来文化的。由于中国文化是世俗的、人本的，对待外来的东西向来是实用主义的态度。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排外运动（清末除外），也不存在种族歧视。虽然历史上汉族王朝有过压迫少数民族的行径，但那不是由于文化的原因，而是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由于这种对待外族的态度，中华民族历史上不知道同化了多少民族，其中不少曾经是汉族的大敌人。比如汗之匈奴（其中还有印欧人种），唐之突厥，往往皆是。这也是为什么汉族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的原因。本书中举了佛教、音乐、西域作物等来说明这一点。
上文说到中国近代的现代化成绩并不小，就与此有关。如果中国文化是拒绝学习的话，中国是不可能在二战后取得“两弹一星”这样的成就的。
明清以来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给人的印象是封闭、保守、自大。但康熙帝却向传教士学习过代数几何，后来皇帝中断了学习，那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清朝对来广州的外国商人防范甚严，不许他们带家眷来广州住，也不许他们与广州市民接触，其情况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类似。而在唐宋，则有大批外商居留中国，其中一些还在中国政府做官。很明显，明清以至改革开放前的大陆之所以采用如此严格的锁国态度，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外国商人带着外来思想文化来到中国而又不受中国政府的控制，大一统的专制政府便将其视作自己统治的威胁。清末大学士倭仁在与维新派辩论时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难道这位倭仁真不知道外国船坚炮利，中国形势危急的道理？恐怕未必，那些守旧派之所以反对维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利益之争。如果按新法行事，倭仁这类人将往哪里去。
蒋梦麟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这一点已为不少研究者认识到。比如徐友渔，他之研究分析哲学就是为了改变国人缺乏思辨的思维模式。
蒋梦麟认为中国重实用以致不求甚解。“中国思想对一切事物的观察都以这些事物对人的关系为基础，看他们有无道德上的应用价值，有无艺术价值，是否富于诗意，是否切合实用。”“对希腊人而言，一共有两个世界：即官觉世界与理性世界。、、、所以哲学家不能信赖他的官觉的印象，而必须发展他的理性。”
中国思想重人伦、重实用，缺乏超越性，因之也缺乏思辨的能力。佛家的唯识学有很强的思辨味道，佛教传到中国后中国人却发展出了不用思辨的禅师。中国古文的不精确性是非常明显的，古文中的“三、十”等字数常常都是虚指而非实指。唐德刚在采访胡适时胡适提到他读的一段文章“书曰：、、、”，由于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要翻译成英文，所以就去查这“书”是何书，查了半天都没有查到，最后放弃了。
“苹果落地是自然的道理，中国人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找出到的意义。他们会说，一样东西成熟了自然就掉下来。因此，你如果好好的做一件事，自然会得到应有的结果，为此多伤脑筋毫无好处。”
“在中国，发明通常止于直接的实际用途。、、、中国人一旦达到了一件新发明的实用目的。就会马上止步不前；因此中国科学的发展孤立无援，也没有科学思想足为导向的明灯”
李约瑟之谜被一些人理解为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之前笔者也在一些科学技术史的书中见过对此问题的解释，理由大抵都对，但不如蒋梦麟上面的解释直击要害。中国人太重实用，以至于根本就不关心纯科学的问题。在古人看来，这无益于“世道人心”，也不能“经国济世”。
其他
除了上文所提到几项启示外，本书还有许多有用的信息。比如作者对学潮的记载、在浙江的土改、以及任职教育部的经历等。值得一提的还有本书花了一章的篇幅来说“陋规”，这实在是我没有想到的。以前只是在《潜规则》中了解到这个问题，没想到那时已经有人研究这问题了。
蒋梦麟在他那个时代的表现有些另类。他心向西学，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但他并不那么反传统文化，而是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择其善者而从之。他也信奉民主、自由，但也认同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理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经济上普遍信奉统制经济，连胡适也一度向往苏联。蒋梦麟则一直坚持经济自由。蒋梦麟的这种表现或许与他的家庭有关，蒋的生活经历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某些价值也看到了它的缺陷，家庭乡里关系的融洽使他在政治上没有那么激进。蒋梦麟归国后一直在学界、政界的中心活动，亲身经历过不少事件，这些在这本《西潮》中没有得到体现，比如他被迫辞去教育部长职务一事就一笔带过。退休前他任职“农复会”，一直很忙，等他退休后续写新潮，可是还没来得及写多少就去世了。使我们难以得知当年他任职北大校长以及国府官员时的情况，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