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新潮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背景，也是我家族的环境。他们安安定定地在那里生活了五百多年，他们很少碰到水灾或旱灾，在这漫长的几百年中也不过遇上一两次的变乱和战争。他们和平而满足地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贫富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富饶的稻谷、棉花、蚕丝、鱼虾、鸡鸭、蔬菜使人们丰衣足食。几百年来，不论朝代如何更换，不论是太平盛世或战火频仍，中国乡村的道德、信仰，和风俗习惯却始终不变。乡下人觉得这个世界已经很不错，不必再求进步。生命本身也许很短暂，但是投胎转世时可能有更大的幸福。（20-21）这就是我的童年的环境。这种环境已经很快地成为历史陈迹。这个转变首由外国品的输入启其端，继而西方思想和兵舰的入侵加速其进程；终将由现代科学、发明和工业化，完毕其全程。（28）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31）《古琴引》：音音音，负尔心。真负心，辜负我，到如今。记得当年低低唱，千千斟，一曲值千金。如今放我枯墙阴，秋风芳草白云深，断桥流水无故人。凄凄切切，冷冷清清，凄凄切切，冷冷清清。（37）时钟实际上并无需要，因为在乡村里，时间算得再准也没有用处。早两三个钟头，迟两三个钟头又有什么关系？乡下人计时间是以天和月做单位的，并不以分或小时来计算。火柴其实也是奢侈品——用刀片火石不也是一直过得很好吗？至于煤油，那可又当别论了，煤油灯可以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这与菜油灯的昏暗灯光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美孚洋行是把中国从“黑暗时代”导引到现代文明的执炬者。大家买火柴、时钟是出于好奇，买煤油却由于生活上的必要。但事情并不到此为止。煤油既然成为必需品，那末，取代信差的电报以及取代舢舨和帆船的轮船又何尝不是必需品呢？依此类推，必需的东西也就愈来愈多了。很少人能够在整体上发现细微末节的重要性。当我们毫不在意地玩着火柴或者享受煤油灯的时候，谁也想不到是在玩火，这点星星之火终于使全中国烈焰烛天。火柴和煤油是火山爆发前的迹象，这个“火山”爆发以后，先是破坏了蒋村以及其他村庄的和平和安宁，最后终于震撼了全中国。（42） 我曾经目睹买办阶级的成长以及士大夫阶级的没落。我自己也几乎参加了士大夫的行列，但是最后总算愉愉地溜掉了。所谓买办阶级，就是本国商人和外国商人之间的中国人。外国商人把货品运到上海、天津等通商港埠，这些货品再通过买办，从大商埠转销到各城镇村庄。买办们在转手之间就可以大笔的赚钱，因此吃这一行饭的人也就愈来愈多。事业心比较强、际遇比较好的人，纷纷加入直接间接买卖外国货品的新行业。有的人发了大财，有的人则丰衣足食。际遇比较差的可就落了伍，有的依旧种田耕地，有的则守在旧行业里谋生。田地的出息有限，旧行业在外国的竞争之下又一落干丈，于是旧有的经济制度很快的就开始崩溃了。结果是一大群人无可避免地失去了谋生糊口的机会。这些不幸的人，一方面嫉妒新兴的暴发户，一方面又不满于旧日的行业，或者根本丧失了旧有的职业，结果就铤而定险。曹娥江大潮正在冲激着水闸，象征着即将破坏蒋村安宁的动乱正在奔腾澎湃。（43）过去为我们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47）这个维新运动，以后叫做戊戌政变。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转捩点。虽不为革命党人所乐道，而历史的事实却不能因政见不同而抹杀的。我记得梁氏逝世的消息传到南京以后，蔡孑民先生和我两人曾在中央政治会议提请国民政府明令表扬其功业。适值胡展堂（汉民）先生为主席，一见提案，面孔涨得通红，便开口大骂。于是我们自动把提案取消了事。（48）上海在一八九九年前后还是个小城，居留的外国人也只不过三四千人，但是这些洋人却都趾高气扬，自视甚高。市政倒办得不错，街道宽大清洁，有电灯，也有煤气灯。我觉得洋人真了不起，他们居然懂得电的秘密。他们发明了蒸汽机，又能建造轮船。他们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成为新的神，原先心目中的神佛在我接受科学新知之后已经烟消云散了。但是有时候他们又像魔鬼，因为他们不可一世的神气以及巡捕手中的木棒使我害怕，外滩公园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犬居华人之上，这就很够人受的了。在我的心目中，外国人是半神半鬼的怪物，很像三头六臂的千手观音，三只手分别拿着电灯、轮船、洋娃娃，另外三只手分别拿着巡棍、手枪、鸦片。从某一边看，他是天使；从另一边看，他却是魔鬼。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看法总不出这两个极端，印象因人而异，也因时而异。李鸿章看到西方文明丑恶狰狞的一面，因此决定建立海军，以魔鬼之矛攻魔鬼之盾。光绪帝看到西方文明光明和善的一面，因此想建立新式的学校制度。慈禧太后和义和团看到可憎的一面，想用中国的陈旧武器驱逐魔鬼。麻烦的是这位怪物的黑暗面和光明面是不可分的。它有时像是佛法无边的神，有时又像狰狞凶残的魔鬼，但是它凭藉的力量是相同的。我们要就不接受西方文明，要接受就得好坏一齐收下。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没奈何，我们只好向我们过去的敌人学习了。（50）北方的老百姓和朝廷，认为外国人杜绝了他们的生路，那是对的。但是他们想藉破坏血肉构成的“机器”来解决问题却错了。南方的人认为朝廷本身的腐败是苦难唯一的原因，想不到更大的原因是洋货进口。推理错了，但是展开革命的行动却是对的。历史似乎包括一连串意外事件的，不合逻辑的推理，和意想不到的结果。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似乎不过是命运之神摆布的工具而已。（51）虽然我也参加主日学校和每天早晨的礼拜，我心灵却似紧闭双扉的河蚌，严拒一切精神上的舶来品。我既然已经摆脱了神仙鬼怪这一套，自然不愿再接受类似的东西。而且从那时起，我在宗教方面一直是个“不可知”论者，我认为与其求死后灵魂的永恒，不如在今世奠立不朽的根基。这与儒家的基本观念刚好相符合。（53）或许有人要问：为什么这样的事会突然发生呢？其实这不只是学生桀骜难驯的表现而已，那耳光不过是导火线。这类事件也绝不局限于这所小小的教会学校，学生反抗学校当局已经成为全国的普遍风气。（54）年轻的一代正在转变，从驯服转变为反抗。一般老百姓看到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就怪清廷颟顸无能；受到国父革命理论熏陶和鼓励的学生们则热血沸腾，随时随地准备发作。首当其冲的就是学校当局。（54）思想较新的人同情罢课的学生，斥责学校当局过于专制；思想守旧的人则同情学校当局，严词谴责学生。不论是同情学生或者是同情学校当局的，似乎没有人体会到这就是革命的前夕，从学生初闹学潮开始，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诞生为止，其间不过短短八年而已。（54）梁氏简洁的文笔深入浅出，能使人了解任何新颖或困难的问题。当时正需要介绍西方观念到中国，梁氏深入浅出的才能尤其显得重要。梁启超的文笔简明、有力、流畅，学生们读来裨益非浅，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我认为这位伟大的学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他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慧源泉。（57）郡试的那段日子和浙江高等学堂的生活恍若隔世。静定的，雾样迷濛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我像是做了一场大梦。（63）国内方面，政府也已经开始一连串的革新运动，教育、军事、警政都已根据日本的蓝图采取新制度。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明。但是也有一般人认为：既然我们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65）我上岸时第一个印象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73）因此我们常常发现许多欧美人士对中国的东西比中国人自己更喜爱。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中国人对欧美的东西比西洋人自己更喜爱。这就是环境改换和先后对照的关系，改换和对照可以破除单调而使心神清新。但是事物的本身价值并不因心理状态的改变而有所不同。（94）后来情势演变，这些要求终于化为乌有（指21条），但是中国对日本的钦慕和感激却由此转变为恐惧和猜疑。从此以后，不论日本说什么，中国总是满腹怀疑，不敢置信；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加以警戒。日本越表示亲善，中国越觉得她居心叵测。（96）蔡校长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他先到天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处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隐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125-126）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长得根深蒂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的”规定的人算账。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那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群众在他面前围了步，他们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进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北大讲义风潮。（131-132）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学生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常能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133）学生们决定奋起作战，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们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内问题足资攻击时，他们就与学校当局作对。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一旦他们受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了。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很困难的。（134）自从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彼此呼应以后，游行示威者人数动以万计，北京不时有各色人等参加的群众大会出现，街头游行行列常常长达数里，群众手摇旗帜，高呼口号，无不慷慨激昂。一位白俄看到这种情形时，不觉怵然心惊。他曾经在俄国看到不少这样的集会，他说这是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兆，因此他担心是否能继续在中国平安住下去。（135）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骜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之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此外还牵涉到其他的政治势力。故而情形愈来愈复杂，声势也愈来愈浩大。学生运动自从民国八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满清时代的首次学潮，也是有教员支持的。（136）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个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137）有一天，我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这位老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话，颇足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138）革命前的帝政时代末年，由绅士阶级组成的省咨议局倒是成绩斐然，因为他们的目标大致相同，而且绅士阶级里也不乏领袖人才。同时各省巡抚威望甚高，足以约束省咨议局。碰到重大问题时，咨议局里很少发生政治纠纷。通过的议案大致都是为民谋福利的，贪污舞弊绝无仅有。(140)北京学生现在开始把他们的攻击目标移到这个“腐败之家”头上了。有一天下午，好几千男女学生包围了国会，要求取消议程上若干有关教育的议案。结果学生与守卫警察发生冲突。若干学生气愤之余，竟在几天之后从天津偷运来三颗炸弹准备去炸议会。这事被我们劝阻了，总算没有见诸行动，炸弹也运出城外丢到河里。几个礼拜之后，一位渔夫捡到其中的一颗炸弹，他把炸弹提在手里摇来摇去，希望弄清楚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轰隆一声，炸弹爆炸，炸得这位好奇的渔人血肉横飞。警方认为这颗炸弹是革命时期投河进去的，因此根本未进行任何调查。国会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仍然不断发生。国会议员最先想确立人民代表的权威，学生们却反唇以“猪仔”相讥。国会预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们就发动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并且扬言要捣毁国会。国会自知本身有弱点，最后只好高悬免战牌，不敢再捋学校与学生的虎须。愤世嫉俗的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议员，他有一天对我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如果一个机关只是被公众憎恨，它也许仍旧有存在的余地，如果这个机关成为公众冷讽热嘲的对象，即使那是为了其中少数人的行为，多数人也会因此遭殃，而整个机关也就像沉船一样难逃劫数了。中国宪政初期的国会，情形就是如此。后来有些军阀抓住机会，干脆把它一脚踢开。（141-142）第二天（蒋梦麟被张宗昌通缉时后避入使馆区）跑到美国使馆向一位美国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149）省政府和南京的国民政府一样充满着改革和建设的精神，中央政府的重大施政，我将在下一章加以叙述。省政府的建设计划相当庞大，但是革命之后，此项计划难免受经费支绌的限制。因此只能将工作集中在铺筑公路上面，几年之内的确铺了不少公路。省城本身也有许多道路经省政府指定拓宽或添建。两年之后，杭州城内已经添筑了许多宽阔的马路。西湖沿岸和苏堤也辟了马路，直达西山各名胜，另有一条公路与上海衔接，招来了不少度周末的游客。短短三年之内，杭州已经焕然一新了。市区之内，西湖之滨，以及湖边山麓，新建洋房别墅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人口激增，商业也盛极一时。（151）京杭国道同时经过一个盗匪如毛的区域，但是公路通车以后，盗匪随之销声匿迹，因为现在如遇匪警，军队可以随时赶到出事地点了。建设进展之时，各地也不断发生事故。有时缺乏现代道路的地区发生变乱，铁路和公路常常需要以赛跑的姿态赶筑到出事地点。抗战前一年，福建省发生叛变，中央军迅速沿新筑成的浙赣铁路及公路从杭州赶赴福建，变乱旋即敉平。铁路公路愈多，叛乱与盗匪也愈会减少，各地间货运赖以畅流更不必说了。（157）第二天晚上快吃饭的时候，我的电话响了。“喂，这里是中央社。蒋委员长已经安抵洛阳，并已转飞南京。”（此处指西安事变）这消息太好了，简直不像真的，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打电话给胡适之，他正在请客。我把消息告诉他以后，客人的欢呼声从电话筒里都清晰可闻。（160）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创办迄今，行政效率始终很高。就是在漫长的内战时期，邮递工作也从未中断。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167-168）北京满城都是树木。私人住宅的宽敞的庭院和花园里到处是枝叶扶疏，满长青苔的参天古木。如果你站在煤山或其他高地眺望北京，整个城市简直像是建在森林里面。平行交叉的街道像是棋盘上纵横的线条交织着北京的“林园”。根据由来已久的皇家规矩，北京城里只许种树，不准砍树。年代一久，大家已经忘记了这规矩，却在无形中养成爱护树木的良好习惯这个例子说明了制度本身虽然已经被遗忘，但是制度的精神却已深植人心。（180）地位仅仅次于这些洋人的是中国买办，他们像洋主子一样无知，也像洋主子一样富足。中国商人非常尊敬外国银行里和洋行里的买办。买办们张大嘴巴向洋主子讨骨头时，他们的同胞也就流着口水，不胜羡慕地大摇其尾巴。买办阶级很像炼金术士，可以点铜成银，他们的洋主子则点银成金。买办们花了一部分银子去讨小老婆，他们的洋主子却高明多了，只要在“女朋友”身上花点银子。（182） 这五等人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般人所说的“租界心理”，一种崇拜权势，讲究表面的心理。权势包括财力、武力、治外法权等等，表面功夫则表现于绘画、书法、歌唱、音乐，以及生活各方面的肤浅庸俗。我们通称这种“租界心理”为“海派”，相对的作风则叫“京派”，也就是北京派。“京派”崇尚意义深刻的艺术，力求完美。上海是金融海洋，但是在知识上却是一片沙漠。（183）（蒋梦麟把上海贬低得一无是处，对北京倒是赞赏有加，有无传统轻视商人而重视士人的影响？）当时有几句流行的话，颇足代表一般人的感慨，这几句话是：“议而不决，决而不办，办而不通。”当然，实际的情形并不至于如此之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无可置疑的：大家都觉得他们的工作成绩不如理想。其实，这就是进步的精神。（186）杭州人的心目中只有西湖，你如果在这里住得太久，你不免有沉醉于西湖的危险。此种情况，自古已然。昔人有诗为证云：“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却把杭州作汴州。”（187）这时，驻屯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正迅速向长城之内推进。国军先沿长城浴血奋战，继在河北省北部步步抵抗，最后终于撤退到北平及其近郊。伤兵络绎于途。各医院到处人满。北大教职员也发动设立了一所伤兵医院，由内子陶曾縠主持院务，教职员太太和女学生充任职员和看护。因为这医院的关系，我与作战部队有了较密切的接触，同时，获悉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认为作战失利完全是由于缺乏现代武器，尤其是枪枝，因而以血肉之躯筑成的长城，终被敌人冲破了。（201）199-205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如何与日军交涉，文人以名重、以名自重在印度，甘地的行动一直不受干扰，只有在紧急危难时才遭受监禁。像甘地的这种行动，在某些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里或许早已受到阴毒的处置了。但是大不列颠究竟是自由之邦，自由的光辉不免要透过殖民地上空的云层而惠及当地人民。各种迹象显示，英国对殖民地正在采取一种比较开明的政策。我希望这些照射到海外殖民地的微光能扩大为强烈的自由火炬，引导殖民地人民向光明的前途迈进。（217）学术机构从沿海迁到内地，对中国内地的未来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大群知识分子来到内地各城市以后，对内地人民的观念思想自然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另一方面，一向生活在沿海的教员和学生，对国家的了解原来只限于居住的地域，现在也有机会亲自接触内地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对幅员辽阔的整个国家的情形有较真切的了解。（221）每当战局逆转，昆明也必同时受到灾殃。影响人民日常生活最大的莫过于物价的不断上涨。抗战第二年我们初到昆明时，米才卖法币六块钱一担（约八十公斤）。后来一担米慢慢涨到四十元，当时我们的一位经济学教授预言几个月之内必定会涨到七十元，大家都笑他胡说八道，但是后来一担米却真的涨到七十元。法属安南投降和缅甸失陷都严重地影响了物价。（223）控制物价本来应该从战事刚开始时做起，等到物价已成脱缰野马之后，再来管制就太晚了。一位英国朋友告诉我，英国农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大发其财，但是第二次大战一开始，农产品就马上受到管制了。这次战争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所以她对这类问题尚无经验足资借鉴。一样东西涨了，别的东西也跟着涨。物价不断上涨，自然而然就出现了许多囤积居奇的商人。囤积的结果，物价问题也变得愈加严重。钟摆的一边荡得愈高，运动量使另一边也摆得更高。（224）在这样的气候之下，自然是花卉遍地，瓜果满园。甜瓜、茄子和香橼都大得出奇。老百姓不必怎么辛勤工作，就可以谋生糊口；因此他们的生活非常悠闲自得。初从沿海省份来的人，常常会为当地居民（昆明）慢吞吞的样子而生气，但是这些生客不久之后也就被悠闲的风气同化了。（224）中国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原是东京帝大的毕业生，他曾作过一件发人深省的历史研究工作，说明了这种宗教性的爱国热狂如何发展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宗教性的爱国热狂表现于军人日常生活者更是屡见不鲜。中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日本士兵身上都带着佛教或神道的护身符。我曾经见过许多由中国士兵从战场捡回来的这种护身符。中国士兵因为见得多了，就把这些护身符看作敌人装备中必备的一部分，除了偶而拿它们开开玩笑之外，并不拿它们当回事。（232）世界人士对于日本人在战时的宗教狂热所知不多，因为日本人自己在他们的宣传中很少提到它。但是在中国，现代科学却已削弱了旧的信仰，而且成为使旧信仰解体的一个因素。在日本，现代科学反而成为神的一种有力武器，使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团结一致。这种由强烈的宗教性爱国心所形成的心理背景，终使日本军阀无可理喻，使日本兵难于制服，使日本本身成为世界的一个威胁；这就是宗教狂热与现代科学结合的结果。（233）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责备从明治以来至战事结束这一时代之日本历史家，他们仰军阀鼻息，无古太史之风。其中虽偶有若干史家，敢批军阀逆鳞，但在环境逼迫之下，亦属孤掌难鸣，遂使日本历史成为神权迷信军权崇拜之护符。（233）对日和约，我国主张维持日本皇室，放弃赔款要求，遣送全体俘虏返国，凡此种种，虽出于政治远见，根本思想还是出于恕道。我国人民知道“不念旧恶”为维持和平的要道，所以这种和约，为全国人民所拥护。停战以后，我视察了好多日本俘虏营（湘西、汉口、南京等址）；我未曾看见当地民众对日俘有嘲笑或侮辱的举动，使我感觉到中国人民度量的宽宏。（235）中国之学人，以儒立身，以道处世，近年以来加上了一项以科学处事。美国本年六月份《幸福》杂志，以幽默的口气，谓台湾有人对美国人说，台湾的建设靠三子。一孔子，二老子，三鬼子。问什么叫鬼子，则笑谓洋鬼子。（239）我在加州大学伦理学班上初次读到希腊哲学家的著作时，我开始觉得中国古代思想家始终囿于道德范围之内，希腊哲学家则有敏锐深刻的理智。后来我读了更多有关希腊生活和文化的书籍以后，更使我深信古代中国思想和古希腊思想之间，的确存在着这种鲜明的对照，同时我相信就是东西文化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也许过于武断，但是据我后来的经验来说，我并未发现有予以修正的必要，而且我至今仍如此深信不疑。我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曾不断努力使国人了解发展理智的重要，无论是上课或写作，我总是经常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名字，以致若干上海小报讥讽我是“满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人”。我发现并没有多少人听我这一套，结果只好自认失败而放弃了这项工作，同时改变策略转而鼓吹自然科学的研究。事实上这是一种先后倒置的办法，我不再坚持让大家先去看看源头，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244）我们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实用东西。我在美国时常常发现，如果有人拿东西给美国人看，他们多半会说：“这很有趣呀！”碰到同样情形时，中国人的反应却多半是：“这有什么用处？”这真是中国俗语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心理状态的不同，所表现的兴趣也就不同了。我们中国对一种东西的用途，比对这种东西的本身更感兴趣。（245）我一度鼓吹发展理智，结果徒劳无功，原因不言而喻。这些古希腊人物和他们的学说对中国有什么用？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自然科学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产生实际的用途。希腊哲学家离现代自然科学太远了，他们还有些什么实际用途呢？我们中国人对科学的用途是欣赏的，但是对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却不愿领教。中国学者的座右铭就是“学以致用”。（247）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智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他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智识活动的界限。他们深爱他们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算了吧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希腊人却大不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入地，无远弗届。整个宇宙都是希腊理智活动的范围。希腊人觉得运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他们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也不管它与道德伦理有没有关系。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问过老师：“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欧几里得吩咐他的仆人说：“既然他一定要从所学的里面得到些东西，你就给他六个铜板让他走吧。”希腊人甚至对道德也发展了一套伦理学，以理智的研究来检讨道德的正确性。苏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致了麻烦，被控以危险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灵。（249）二十世纪初叶，进化论传入中国。我国学者马上发现它的实用的道德价值。应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项天然律，他们得到一项结论，知道世界各国正在互相竞争以求生存，而且经过天择之后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中国会不会是适者？她会不会生存呢？她必须竞争，为生存而竞争！进化论如需证据，只要看街头大狗和小狗打架，小狗会被大狗咬死，小虫碰到大虫，小虫会被大虫吃掉的事实。俗语说：“大虫吃小虫，小虫吃眯眯虫。”这已经足够证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正确性了，又何必向达尔文讨证据呢？他们就这样轻易地为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披上了一件道德的外衣。下面就是他们道德化的结果，他们说：“弱肉强食。”中国既然是弱国，那就得当心被虎视眈眈的列强吃掉才行。进化论的另一面则被应用于历史上，照中国过去学者的历史观，世运是循环的。受了达尔文学说影响以后，他们相信世运是依直线进行的不进则退，或者停住不动。这种历史观的转变，对中国学者对进步这一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250）中国道德观念本诸自然，基督的道德观念则本诸神权；在中国人看起来，神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基督徒看起来，大自然却是上帝所创造的。由此可见基督教教条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必然是很严重的，西方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如此；科学与中国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矛盾却比较缓和，因为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大自然，所不同的只是发展的方向。（251-252）道德宇宙不可能产生理智宇宙的果实，理智宇宙也不可能产生道德宇宙的果实。科学之果只能在理智之园成长，在基督教教条或中国的道德观念之下，不可能产生任何科学。（25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批评家说这是消极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才算积极。不错，这说法很正确。但是中国人基于实际的考虑，还是宁愿采取消极的作风。你也许喜欢大蒜，于是你就想强迫别人也吃大蒜，那是积极的作法。我也许觉得大蒜味道好，别人却未必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也许像太太小姐怕老鼠一样怕大蒜。如果你不爱好臭味冲天的大蒜，难道你会高兴别人硬塞给你吃吗？不，当然不。那末，你又何必硬塞给别人呢？这是消极的，可是很聪明。因为坚持积极的办法很可能惹出麻烦，消极的作风则可避免麻烦。（255）有一个夏天下午，杜威教授、胡适之先生和我三个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只屎蜣螂正在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泥团忽然滚回原地，屎蜣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但结果仍旧遭遇同样的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适之先生和我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教授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却实在可怜。这真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同一东西却有不同的的两面。这位杰出的哲学家是道地的西方子弟，他的两位学生却是道地的东方子弟。西方惋叹屎蜣螂之缺乏智慧，东方则赞赏它之富于毅力。（256-257）大自然是中国的国师。她的道德观念和她的一切文物都建筑于大自然之上。中国文化既不足以控制自然，她只好追随自然。中西之不同亦即在此。道德家和诗人的责任是追随自然；科学家的责任则是控制自然。中国年轻一代在西方文明影响之下，已开 从诗意的道德的自然欣赏 转变到科学的自然研究。中始转变国此后将不单凭感觉和常识的观察来了解自然，而且要凭理智的与科学的探讨来了解自然。中国将会更真切地认识自然，更有效地控制自然，使国家臻于富强，使人民改善生活。（258）中国人因为热爱大自然的美丽，同时感觉大自然力量之不可抗拒，心里慢慢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宿命论。无论人类如何努力，大自然不会改变它的途径。因此，洪水和旱灾都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人们不得不听任命运的摆布。既然命中注定如此，他们也就不妨把它看得轻松点。天命不可违，何必庸人自扰？我们发现中国的许多苦力也笑容满面，原因在此。苦难是命中注定的，何不逆来顺受？抗战期间，中国人民表现了无比的忍受艰难困苦的能力，秘密就在此。尽力而为之，其余的听天由命就是了。你最好乐天知命。秋天的明月、六月的微风、春天的花朵、冬天的白雪，一切等待你去欣赏，不论你是贫是富。（259）青年们，不要想找万灵丹啊！因为世界上是没有服了能使百病消散的万灵丹的。我们要眼看天、脚踏地、看得远、站的稳、一步一步的前进、再前进！（274）后来我们到省政府去见省主席陈辞修先生，我们对他说，农复会的工作方针是两方面的，好像一把两面快的剑，一面用之于社会，以推行公平的分配；一面则运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增产。因为我们相信，只讲生产而不讲公平的分配，那么增加生产以后，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结果必会造成社会的纠纷，不但于事无补，恐怕对整个社会而论，反而有害。如果只讲公平分配而不讲生产呢？结果等于分贫或均贫，而不是均富。我们的目的是要均富，均富并不是说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样，轻重相等的一份。我们一方面讲公道，一方面讲生产，这就是我们的两边锋利的一把宝剑。这个政策，经我代表农复会说明之后，辞修先生听了非常赞成，说：“好啊，我们很欢迎。”我们又说，公平分配最要紧的是土地改革，那便是耕者有其田。要讲生产，就必须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否则生产量不会增加。（277-278）经我们在全国好多地方视察之后，深觉最重要的首推水利问题。土地必须有水，才能生产。至于其他各种生产方法，当然也应注意。（278）天下事只有少数人肯发神经病，把一件事似疯如狂的向前推进，终有达到目的的一天！（282）除上述各点外，政府的态度，社会的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这几年做事的经验，深感凡做一件事，如果得不到当局和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任，即使成功，也是事倍功半的。反之必可事半功倍。这几年来，台湾农村建设的成功，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283）“农村建设如果不从改革土地着手，只是维持现状，是不会成功的。”委员长点头道：“对了，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希望划出一个地区做试验，实行土地改革。”委员长问我：“你要划出什么地方？”我说：“我想划出无锡来，因为无锡是一个已经半工业化的县份，那个地方有资本家、有地主，而无锡的地主不一定靠土地生活，所以把他们的土地拿来做土地改革，他们也不致于激烈反对。”委员长马上同意地说：“哦！那可以的。”我又补充道：“我指定无锡，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土地改革是要地主拿出土地来的，虽然无锡已相当工业化，但要地主们拿出土地来，总好像是与虎谋皮，不是容易办到的事。那是可能要用兵力来打老虎。无锡与南京邻近，容易派兵，将来我们试验的时候，如果需用兵，不知委员长是不是可以派兵？”委员长果断地说：“可以，要用兵的时候，当然派兵。好了，就这样做吧！其余的事情慢慢地想。你去负责任，要什么人你去派，派了之后，你和行政院长商量好了，不必跟我说，我事情也忙，这件事情，就请你全权去办吧。”（284）一九四七年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国际学会，有一天这会里推举两个人出来说话，一个代表西方的，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英国历史家汤因比（。另一个代表东方说话的，他们推举了我。汤因比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把俄国与美国作了比较。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公道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福利的问题；另一个是国防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维持军备的费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互相冲突。如着重社会公道或社会福利，就得牺牲国防的经费。反之，如着重国防，就不能不牺牲多数人民的利益。”他并举了两个例子说：“一个是俄国，正在拚命地建设国防，所以不得不把人民的福利牺牲了，因此现在俄国的人民生活得很苦。可是美国就不同了，他们在大战以后，便解散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建设起各种公共事业，为大多数人民谋幸福，以彻底维持社会公道。”他又说：“现在这个世界好像一个沉下去的船，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立足。”这个意思很明白，船沉了，那里都是不安全的。汤因比讲完后便让我讲。我开头说，“如果世界像一条沉下去的船，那末中国就正在这只船的最不安全的一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的听着。这话是我偶然冲口说出来的，事前并未细想。不过记得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陈果夫先生谈天时说过：“果夫先生啊！现在情形真不对了，这个政府要僵掉了，什么事情也办不通，我们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简直推不动。在行政院两年的经验，我真够苦了。我曾经和委员长说过，好多事情办不通，僵极了。他问我为什么僵极了，我一时又说不出来。只觉得僵得很厉害，简直不能动了！”后来果夫先生说：“唉！你这话是对的，我们大家再跟委员长去谈谈罢。”我说：“既然僵了，他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也不们再去谈谈，倒妨。”后来我即匆匆起程赴伦敦，并没有找委员长再谈过，但我心里总想着如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形成一团阴影，一直存在我的潜意识里，所以当时轮到我说话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冲口而出。（285-286）据说，关于湖南湘绣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刺绣中最讲究的是江苏的苏绣。湘绣的得名是因战事而来。太平天国的时候，政府军里多半是湖南人，所以后来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话，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军队里也是湖南人多。刺绣这东西，本来是苏州人的特长。这班湖南人，脾气憨憨的，怎会刺绣呢？但这是有道理的。当战事结束，曾国藩把军队解散，这班三湘子弟也带了抢来或娶去的苏州老婆回去了。苏州老婆到了湖南，把苏绣传开来，便成了湘绣。（288）我国南方和北方的情形不同，当我们到陕西甘肃去做工作的时候，知道这两省本来就是耕者有其田，只有在南方土壤肥沃的地方，土地才成了买卖的商品和财富的资本。这已经不只是吃饭的问题，而且变为资本问题了。南北不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推行耕者有其田，首先着重南方。（290）中山先生有生之年，迄无机会实现他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只留下了一个主张，那是民生主义里最重要的一部份。我国第一次试验此一政策是北伐成功以后，在浙江开始的，那是民国十八年。当年试行二五减租由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合推行。减租的结果，民间的经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我记得那一年过年的时候，爆竹声似乎格外热烈。农民吃得好，穿得漂亮，农村里洋溢着一片欢乐。但仅在浙江一省进行试验，当地的地主们当然不高兴。其所以能够推行，是因国民军到达杭州以后，政府的权力有了后盾，所以省政府和省党部决定要试办二五减租，当时是没有法定机关，或民意机构可以反对的，像现在的台湾，那就要经省议会的通过了。那时是革命军训政时代，只要党部与政府合作即可。所以一般地主即使要反对，也没有办法。不过他们心里是不愿意的，所以到后来，他们终于买通了职业凶手，把进行二五减租的一个领袖沈玄庐刺死了。以后，二五减租虽还继续了一段时期，但是纠纷愈来愈多。地主想出种种的办法来阻挠，结果还是取消了。今天在台湾已由三七五减租改为耕者有其田。在推行过程中，政府方面要是没有相当的毅力是行不通的，我们在上面说过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竭力主张，经省议会的通过后才办理的。而省议员们多是代表地主一方面的，所以要他们通过土地改革法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90）有一年陈果夫先生在南京和我说，他竭力主张要把南京城里的地，尤其是现在还没有造房子的地，统统由政府收购，来办土地改革。等到开会时，他把计划提出后，竟左右碰壁，大多数的人都不赞成。他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才知道南京的地，多半早被政府里的大官用很便宜的价钱收买了。所以你要他们来通过他的计划，当然是很困难的。我那时与陈果夫先生说：“果夫先生啊！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强力，才能把老虎打倒，剥下它的皮啊！你跟老虎商量，要想通过剥虎皮的法案，那是办不到的。”果夫先生说：“真的，起初我不懂，后来我才懂。”（291）国，但是没有富国之道。因为我们中国人向来的思想，尤其是儒家，是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主张私人资本主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富国政策，不是要发展私人资本，而是发展国家资本。如招商局、开滦煤矿，以及铁道、银行（如大清银行）等，都是国营的，私人资本向来不受重视，而且政府时时在设法阻止它的发展。因为大家相信个人资本的发达，会造成社会的不均的。这种思想实违背了十九世纪私人资本主发展工商业的基本条件——私人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所经营的工商业，没有同业间的竞争，则必然影响其进步与发达，国库也就因而不丰，当然没有钱来强兵。数十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国富兵强，而结果是国既愈搞愈穷，兵也愈养愈弱了。（294）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以说到处可见。（296）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的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因为那时所根据的各项数字是军事秘密，我没有记录下来。现在事过境迁，为保留史实计，我在这里写出来，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载看。（298）过了几天，军政部长行了一角公文，送到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来。内有最高军事当局批示给军政部长的话。现在我所记得的为：“役政办法如此腐败，某之罪也。但该部所司何事，腐败一至于此，可叹可叹。”可笑的是军政部的报告中竟说某处患病壮丁，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饬掩埋。这些话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壮丁早已死了，而且那地方并无医院，狗吃人肉早已吃完了，还要埋什么呢？这真是“科员政治”的彻底表现了。（297）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梗阻，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298）五、六年后（民十一），我在法国里昂，一个借法国旧炮兵营房为校舍的中法大学里讲演，时先生任校长。我想在外国留学，读中国书的机会不多，我就说几句鼓励他们读中国书的话。我讲完后，他老先生急遽的大步踏上台来，圆溜溜的两眼似乎突了出来，进出两道怒火，这眯眯佛顿时变成了牛魔王，开口便说某先生的话，真是亡国之谈。这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坦克大炮，还可以立国么？那些古老的书还可以救国么？望你们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毛厕里去。（319）吴先生有一良好习惯（吴稚晖），几十年来，他把人家写给吴先生有一良好习他的片纸只字，包括请吃饭的请帖在内，都分类归档。汪精卫给他的信，没有一封不入档的。所以他与汪辩论起来，汪所忘了的，他偏忘不了。所以两人打笔墨官司的时候，汪总吃了亏。有时我与汪谈起先生来，他常嗤之以鼻，有时会急遽的说一句“这个人我不理”，同时右手在空中掠过作势，表示轻蔑他的意思。（328）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两次，我拿起他（傅斯年）一面退，手杖来要打他，他一面退，一面大笑，因为我辩他不过，他是有辩才的，急得我只好用手杖打他。（330）一天，我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340）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341）后来我们的特务人员，在上海拘捕了陈独秀，关在南京拘留所里，我常常去看他；并常向他说：“仲甫先生！你写一本书，讲讲共产党在中国发展的经过，怎样？”他说：“哦！做不得，做不得，现在只好谈风月，不谈政治。”这话也是真的，因为当局特许他的女朋友随便去看他和他谈风月。后来他被释放出来，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的，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写回信说没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战时期、交通困难，邮兑较慢之故。没想到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就死了。在他去世前，曾有一篇文章，说明他对世界局势的见解，油印了分寄给朋友们，我也接到了一份。后来朋友们把这几篇文章和其他文件汇合起来，出了一本单行本，叫做《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其中对于战事的推想有两个可能的结论，而对于将来世界局势之预测，他认为：“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一九四0年即民国二十九年）其所主张“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的原文里，指出了七点：“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他指说：“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鲜血斗争的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以上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见解的要点，也就是西欧民主政治的根本条件。 某年在重庆举行的一个盛大的酒会中，周恩来对我说：“今年的五月廿七日是仲甫（独秀）先生逝世纪念日，延安方面开了一个盛大的纪念会，您想这是应该的么？” 我点头微笑而说了一个“是”。 周恩来是很机警的，他觉得情形有点尴尬，急忙接着说：“他后来变了托派，那是不对的啊！”（托派为托拉斯基派的简称） 我含笑而不答。（342-343）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到北京大学来讲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能讲很好的日语，那天，他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那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日本人也没有法子驳他。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343-344）当时讲文艺后来变成共产党的文艺领袖的几位人物，如沈雁冰（茅盾）、郭沫若、丁玲诸人都是讲西欧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派思想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一切，感觉不满。（344）大学的时候，我不能算是循规蹈矩的学生，喜欢各种课外活动，尤其围棋桥牌，常常搞到深更半夜才回家，父亲管教颇严，每把围墙的大门锁了，把钥匙收起来，又不让下女给我开门，我只好逾墙而入，再托开纱窗，溜进自己的房间，如此非复一次，倒也将就的过。不料某日，隔壁的老先生，也许在想西潮东渐的问题吧，深夜未寝，忽见一溜黑影，稍现即逝，惊骇之余，念守望相助之义，乃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巷口的派出所：“沈委员家来了小偷，赶快派人来抓。”一个是给家父：“你家进来了贼，不过千万别下楼，等警察来。”这事的后果，是我挨了父亲一顿打，而且还在农复会中被传为笑谈。从此只要远远的见到这位老先生，就赶紧踅到一边去，至少装着没有看见，三分怨，七分惭愧也。不过后来，大学毕业后，我到美国读完学位，到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研究，在五十一年回台省亲，回国之前，还拿了个美国围棋冠军。父亲带我去看蒋先生，那时农复会已经在原来的宝庆路搬到植物园里的现址，在他二楼的办公室里，蒋先生和我谈了很久，大部份话都不记得了，不过在中间，他忽然问我：“现在下棋不用跳墙了吧？”还霎霎眼睛，这个景像，到今天还鲜明的浮现着，那时，我才忽然觉得他原是很亲切的。（367-368）

“科学和发明渐渐的流传到了东方，先是涓涓滴滴的流注，接着汇为川流江涛，最后成为排山倒海的狂潮巨浪，泛滥整个东方，而且几乎把中国冲塌了。”这句话道出了近百年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过程。

“慢慢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因此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没有基督教来的那么猛烈和引起激烈的反对。

中国人与基督教或任何其他宗教一向没有什么纠纷，不过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与以兵舰做靠山的商业行为结了伙，……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飞过来的。 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而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一旦我们学会制造炮弹，报仇雪耻的机会就会来了。…… 历史的发展真是离奇莫测。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理论；政治理论又使我们再度接触西方的哲学。在另外方面，我们从机械发明而发现科学，由科学进而了解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一步一步地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