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败如何注定
1945年，盟军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为中国战区的总司令，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也取得了八年抗战的胜利。大乱之后盼大治。一百多年的外辱历史终于结束，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本应立即着手民族与国家的重建，争取人民的富足与幸福。但不幸的是，外战刚完内战又起，国共两党迅速燃起了内战的烽火。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抗战结束后“很强大”的国民政府军队却在内战中迅速失败，而其支撑的国民政府也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一败涂地，不得不退走台湾。
国民政府的迅速溃败留下了一个历史难题，以致半个多世纪来多方依然对背后的原因争论不休。在美国，有人主张是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不够，而苏联则大力支持了共产党，导致双方实力失衡。这种论调在麦卡锡主义肆虐期间达到极致，众多优秀的学者因为持不同的观点而被排挤迫害；在中国，胜者自然主张是因为自己的先进性而赢得了战争与政权。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前苏联的崩溃早已在理论之外的实践上证明了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现代中国革命也已被证明是一场翻版的传统农民革命，而国民党政府当时毕竟是号称，并且在政府架构上也较为接近民主政治的政府，那么为何东方的乌托邦主义者能够战胜“民主”的政府呢？在连绵不断的政治制度选择的论战中，国民党政府也常常被用作为反驳民主宪政制度一个鲜活的例子，成为支撑“国情论”的绝佳素材。在我国目前的历史文化教育下，很多人都对这种相互矛盾的理论、实践感到无比困惑。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一书或许可以有助于帮助我们减少上述困惑。
对于在国内经受过完整的历史和政治教育、熟练于使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范式来分析历史问题的人来说，易劳逸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其实并无新意。全书主体共九章，最后加上作者的结论。在九章中，作者分别从政治（第1-5章）、军事（第6-7章）、经济（第8章）以及领导（第9章）来分析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问题，个别章节中顺带描述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相应的做法以共对比。
一、政治
1.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前五章中的第一章，作者就国民党的政治问题展开了详细的分析。以龙云治下的云南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从1927年开始就困挠国民政府的统一于割据的冲突难题，从中可以看到张学良易帜之后表面上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何其的虚弱。虽然名义名以上中央与地方都声称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实际上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军阀之间缺乏共同信仰，没有同舟共济的思想动力。而独裁的蒋介石对地方割据军阀的排挤与借对内对外战争之手逐步消灭各地军事势力的做法使得双方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基础荡然无存。重庆政府与各地割据军阀之间的关系的直接影响就是抗战过程中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以及许多次荒唐的大溃败。
2. 农民阶层和赋税。对一个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学步的国家，特别是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来说，农民依然是统治者所无法忽视的一个阶层。当中国遇到一场在广度和烈度上都前所未有的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分布在全国绝大部分国土上的农民对战争的走向更是前所未有的重要。但连年的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抗战几乎摧毁了本就贫困无比的农村经济和农民民生。青壮年劳动力的丧失，繁重的劳役和苛捐杂税，战争对军粮的巨大消耗，都将农民压得难以喘息。而国民党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政治对立、在基层政治组织上的脆弱以及落后混乱的财税征收体系都使得赋税——这一国家的奶娘——变得瘦弱不堪。农民在经济上的不满必然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发泄出来——对政府的失望，对战争不支持（也难以支持）。
3. 政党组织。同任何政党一样，国民党自身内部也有分歧。在国民革命早期，蒋介石将党内的左派排挤出党，独揽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及国民党的独裁。但在其治下，国民党依然在分裂，党内的蓝衣社、CC系、三青团、政学系、地方政治势力等相互对抗角力，使得国民党自身的组织体系十分混乱，而混乱的结果自然是低效和无能。蒋介石无法用一个崇高的理想来强力统一所有的派系，他所能作的只不过是玩平衡术。蒋介石试图通过三青团来改造国民党，结果反被三青团反噬；他“对革新运动的态度自始至终是暧昧的”，他既想利用革新运动来提高国民党的组织力量，但又反对革新运动的许多主张，因为这些主张威胁到了他的独裁统治。这是一个矛盾且混乱的政党，即使内部出现了诸如“三青团”和“革新派”这样认识到党已经腐朽和积弱到不进行严厉的改革就难以长存的内部派系，这个党依然在内部瓦解的道路上往前冲。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些所谓革新派系“每一个本身都像他们所攻击的个人和派系一样，同样染有各种弊病的基因”，“也经受到了同一类病毒的污染”。这是一种体制的病变，整个国民党的病变。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权上是分崩离析的，在行政体系上是腐败低效的，在政党组织上则是涣散的。的确，相对于对手，这个政党及政府是十分落后的。
二、军事
军队。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原本弱小的共产党军队横扫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其中充当炮灰的不乏许多拥有美式装备并接受过美式训练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胜利一方一直宣称经过先进思想武装、小米加步枪的工农军队击败了乘卡车的国民党军队。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简单，那对现代战争原理和技术可真算是一次彻底的颠覆了。当然，颠覆并非如此容易就能做到。易劳逸在此书通过对抗战期间和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分析，明确的指出所谓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其实是一支外强中干的军队，其组织、后勤、指挥、情报、战略战术、士兵战斗力及战斗意志上都与对手相差甚远。
国民党军事方面的致命问题可以从其征兵这一环节上管窥。作者在书中多次引用数据表明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战期间的死亡率高达23%，而八年抗战期间有140万新兵在征募途中和训练过程中非正常死亡(P136注2)，极端个例的新兵征募死亡率超过90%（P135）。如此高的死亡率，在加上其他众多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的国民党军队的真实实力可想而知。作者在书中曾举例，抗战期间汤恩伯率领的军队因为在河南对当地百姓劫掠，导致农民反抗，5万大军竟被一群农民给缴了械，而且还伤亡不少。作者在分析后认为，“在八年抗战的后半期，国民党军队已处于一种崩溃的先期状况。无论它在战争初期对日作战中取得多大的成就，至少在1942年后，也许还更早些，它已经明显地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综合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军队在面临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具有昂扬的战斗意志的对手面前必然不堪一击。
当然，这里并非否定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也无意否定国民政府士兵在抗战中所展现出的伟大爱国情操。如1943年11月开始的湖南常德保卫战，8000守军伤亡殆尽，先后阵亡师长3名，但该支部队给予日军以前所未有的重创。作者易劳逸在书中曾经评论说，“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与敌军交战，中国军官们有时候战斗得很应用，令人吃惊地轻视和抛弃人的生命。”这既是困惑，同时也是赞叹。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也有展现过高水平的战斗素质，取得过引以为傲的战绩，如张灵甫所率领的74军虽败犹荣，东北战场初期的四平之战令对手溃逃。但这些辉煌的战例毕竟只是个例，于偌大的全国战场而言不过杯水车薪罢了。
三、经济
在有影响的大国中，大概只有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的通货膨胀可以和蒋介石治下的40年代末期中国的通货膨胀相提并论。抗日战争极大的消耗了中国的国力，而随后的内战则摧毁了国民政府的经济，使其整体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商店内商品价格“一天十变”的惊人速度使得经济得以运转的关键——货币——沦为废纸，整个经济体系自然无法运转。国民政府进行的金圆券改革以及蒋经国在上海地区的市场管制虽然一时凑效，但仍然无法扭转整个国统区经济的崩溃。
蒋介石父子以及国民政府本身都想扭转崩溃的经济，他们在决策之时也并无通过新的货币政策实施掠夺的想法，他们无非是想挽回同样走向崩溃的国民党政权。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在金圆券改革的前前后后，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恶棍任务，因为在这次革命的舞台上，所有的参加者似乎更像悲剧中的牺牲品，而不像在扮演故事片中的英雄和歹徒。”冰冷的数据明确的指出，国民党的内战是无底的财政黑洞，吞噬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只要内战在进行，这个政府的经济就必然走向崩溃。而没有了财政支持的战争自然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最终如首尾相噬的蛇一样互相吞没了对方。
四、领导
独裁的蒋介石自然是国民党至高无上的领袖。蒋介石个人虽不不是整个国民党问题的根源，但独裁的他却是国民党问题的典型代表。蒋介石很复杂，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他有民族气节，他也想使中国变得富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狭隘自私的“政客”——他追求一己及一党的私利、消灭异己，他气量狭小治理能力差，任用了大量忠于自己但却十分无能的官僚和军官，为了保存实力消灭对手而置对内、对外战争大局于不顾……同国民党一样，蒋介石自身也充满了矛盾的性格，他在大利于小利、长远与眼前之间拿捏不准、先后不分导致了其在大陆一人、一党独裁统治的覆灭。
通过对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观察可以发现，当蒋介石将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置于一己一党之利和眼前之利之上时，其领导的国民党就会取得成就，即使是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抗战初期，国米党进行的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但这些坚定的抗张却为蒋介石及国民党赢得了空前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一旦上述不同利益被其颠倒过来之时，国民党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溃败。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就开始思量着保存嫡系部队实力，命令各地的地方军队走向前线与日军战斗，通过抗战来达到消灭对手及地方割据势力的目的，而无论能否打败日本军队（蒋介石认为美国必将参战并且会在中国登陆与日本作战，因此自己不必直接与日本军队战斗，只需等待胜利即可）。同时，蒋介石反而花费更多的力量去与自己的国内对手进行战斗。于是在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军队鲜有令人振奋的战绩，大多时候都是像豫湘桂战役中那样荒唐的溃败。
而在内战之中，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错误又再次重演。他重用人才的标准是是对方是否忠于自己，对其他派系的将领则始终抱有成见不加信任与重用，即使忠于自己的人愚蠢无比，而其他派系的将领精明勇猛亦是如此。桂系首领白崇禧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算是国民党的忠诚党员，同时也是党内第一将领，人称“小诸葛”，但就是因为曾经与蒋介石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因此即使在白归顺国民党之后也一直无法得到蒋的信任与重用。内战初期，白崇禧一直要求前往东北战场第一线指挥战争，但蒋介石担心其在东北坐大而坚决不允许，给其安排了一个国防部长的空位使其脱离战场。正如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会议父亲的文章中所分析的，如果蒋介石听从白崇禧的意见，两年后入关的百万四野大军在东北战场初期就应被彻底消灭掉了，整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的局面及走势恐怕都要彻底改写（详细见白先勇：《战后东北之争》）。而在之后进行的生死攸关的淮海战役中，蒋介石依然着眼于保存自己的实力，而置整个战争大局于不顾，任命无能的刘峙担任指挥，同时还想在此次战役中削弱精明的白崇禧的桂系军队。在如此紧要关头蒋介石竟能依然如此顽固的“重蹈覆辙”，其失败的可能性已经等同于必然了。
蒋介石最大对手——毛——和蒋介石一样，也是一个复杂的领导者，他们也都是独裁者。毛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要摧毁旧的一切以建设一个平等的国家，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强大国家（所以毛会通过对外战争来赢取国际革命领袖的国际地位）；同时，毛也有自己的私欲，他从本质上说依然带有浓厚的传统帝王思想，这使得他在玩弄权术之时残酷无情，为了一己的荣耀而不惜牺牲千万人的性命。毛的均富理想给了虽有追随者和支持者以利益上的驱动，并赋予他们道德上的高度，因而他能够带领虽然路线有分歧，但目标始终一致的团结的政党组织和军队组织鉴定不移地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牺牲。毛在争夺政权期间压制住了私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将夺取政权，实现队伍的共同理想放在第一位，所以他能够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中势如破竹。
关键领导者对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蒋介石与对手毛泽东之间对待各种利益的态度和取舍使得二人在“成王败寇”之间选择了不同的最终角色，而毛在成功之后对各种利益的态度和取舍又重蹈了对手蒋的覆辙，蒋的悲剧也因而在毛身上重演：当毛的帝王思想成为其决策的主要指导思想之时，整个国家与民族也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悲剧之中。
泱泱大国，竟羸弱似一盘散沙。这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些军阀或某个政府机关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蒋介石及其政府虽然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一直试图力挽狂澜，但却总是徒劳无功，无法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像清朝的皇帝一样，对他来说政治就是在统治层中的争斗”，“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强国是那些成功动员了绝大部分民众而不只是上层社会支持他们的目标的那些国家”。蒋介石的政府是一党的政府，是一人的政府，是从来不用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职能靠道德去说教，无法合理利用利益去驱动其朝着理想前进，也无法制约利益的倾轧与无序。
导致国民党“毁灭的种子”早已在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埋下，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是联动且复杂的。这个毁灭的政权也证明，并非只要追求民主政治就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理想上的道德高度和现实的政治果实之间相距甚远。民主理想的的实现不但需要良好的土壤，也需要好的苗子和具有政治责任感和德性的“农夫”。
这一切不是随机和偶然，这一切都已注定，因为那“毁灭的种子”。
国民政府的迅速溃败留下了一个历史难题，以致半个多世纪来多方依然对背后的原因争论不休。在美国，有人主张是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不够，而苏联则大力支持了共产党，导致双方实力失衡。这种论调在麦卡锡主义肆虐期间达到极致，众多优秀的学者因为持不同的观点而被排挤迫害；在中国，胜者自然主张是因为自己的先进性而赢得了战争与政权。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前苏联的崩溃早已在理论之外的实践上证明了所谓共产主义不过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现代中国革命也已被证明是一场翻版的传统农民革命，而国民党政府当时毕竟是号称，并且在政府架构上也较为接近民主政治的政府，那么为何东方的乌托邦主义者能够战胜“民主”的政府呢？在连绵不断的政治制度选择的论战中，国民党政府也常常被用作为反驳民主宪政制度一个鲜活的例子，成为支撑“国情论”的绝佳素材。在我国目前的历史文化教育下，很多人都对这种相互矛盾的理论、实践感到无比困惑。
美国学者易劳逸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一书或许可以有助于帮助我们减少上述困惑。
对于在国内经受过完整的历史和政治教育、熟练于使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范式来分析历史问题的人来说，易劳逸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其实并无新意。全书主体共九章，最后加上作者的结论。在九章中，作者分别从政治（第1-5章）、军事（第6-7章）、经济（第8章）以及领导（第9章）来分析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问题，个别章节中顺带描述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相应的做法以共对比。
一、政治
1.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在前五章中的第一章，作者就国民党的政治问题展开了详细的分析。以龙云治下的云南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之间的关系分析从1927年开始就困挠国民政府的统一于割据的冲突难题，从中可以看到张学良易帜之后表面上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是何其的虚弱。虽然名义名以上中央与地方都声称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实际上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军阀之间缺乏共同信仰，没有同舟共济的思想动力。而独裁的蒋介石对地方割据军阀的排挤与借对内对外战争之手逐步消灭各地军事势力的做法使得双方之间本就脆弱的信任基础荡然无存。重庆政府与各地割据军阀之间的关系的直接影响就是抗战过程中国民政府军队战斗力的低下以及许多次荒唐的大溃败。
2. 农民阶层和赋税。对一个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学步的国家，特别是传统的农业国家中国来说，农民依然是统治者所无法忽视的一个阶层。当中国遇到一场在广度和烈度上都前所未有的抗击外来侵略的战争中，分布在全国绝大部分国土上的农民对战争的走向更是前所未有的重要。但连年的内战以及随之而来的抗战几乎摧毁了本就贫困无比的农村经济和农民民生。青壮年劳动力的丧失，繁重的劳役和苛捐杂税，战争对军粮的巨大消耗，都将农民压得难以喘息。而国民党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政治对立、在基层政治组织上的脆弱以及落后混乱的财税征收体系都使得赋税——这一国家的奶娘——变得瘦弱不堪。农民在经济上的不满必然会通过一定的渠道发泄出来——对政府的失望，对战争不支持（也难以支持）。
3. 政党组织。同任何政党一样，国民党自身内部也有分歧。在国民革命早期，蒋介石将党内的左派排挤出党，独揽党政军大权，建立个人及国民党的独裁。但在其治下，国民党依然在分裂，党内的蓝衣社、CC系、三青团、政学系、地方政治势力等相互对抗角力，使得国民党自身的组织体系十分混乱，而混乱的结果自然是低效和无能。蒋介石无法用一个崇高的理想来强力统一所有的派系，他所能作的只不过是玩平衡术。蒋介石试图通过三青团来改造国民党，结果反被三青团反噬；他“对革新运动的态度自始至终是暧昧的”，他既想利用革新运动来提高国民党的组织力量，但又反对革新运动的许多主张，因为这些主张威胁到了他的独裁统治。这是一个矛盾且混乱的政党，即使内部出现了诸如“三青团”和“革新派”这样认识到党已经腐朽和积弱到不进行严厉的改革就难以长存的内部派系，这个党依然在内部瓦解的道路上往前冲。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些所谓革新派系“每一个本身都像他们所攻击的个人和派系一样，同样染有各种弊病的基因”，“也经受到了同一类病毒的污染”。这是一种体制的病变，整个国民党的病变。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在政权上是分崩离析的，在行政体系上是腐败低效的，在政党组织上则是涣散的。的确，相对于对手，这个政党及政府是十分落后的。
二、军事
军队。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原本弱小的共产党军队横扫八百万国民党军队，其中充当炮灰的不乏许多拥有美式装备并接受过美式训练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胜利一方一直宣称经过先进思想武装、小米加步枪的工农军队击败了乘卡车的国民党军队。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简单，那对现代战争原理和技术可真算是一次彻底的颠覆了。当然，颠覆并非如此容易就能做到。易劳逸在此书通过对抗战期间和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队的分析，明确的指出所谓强大的国民党军队其实是一支外强中干的军队，其组织、后勤、指挥、情报、战略战术、士兵战斗力及战斗意志上都与对手相差甚远。
国民党军事方面的致命问题可以从其征兵这一环节上管窥。作者在书中多次引用数据表明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战期间的死亡率高达23%，而八年抗战期间有140万新兵在征募途中和训练过程中非正常死亡(P136注2)，极端个例的新兵征募死亡率超过90%（P135）。如此高的死亡率，在加上其他众多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的国民党军队的真实实力可想而知。作者在书中曾举例，抗战期间汤恩伯率领的军队因为在河南对当地百姓劫掠，导致农民反抗，5万大军竟被一群农民给缴了械，而且还伤亡不少。作者在分析后认为，“在八年抗战的后半期，国民党军队已处于一种崩溃的先期状况。无论它在战争初期对日作战中取得多大的成就，至少在1942年后，也许还更早些，它已经明显地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综合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军队在面临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以及具有昂扬的战斗意志的对手面前必然不堪一击。
当然，这里并非否定国民政府军队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也无意否定国民政府士兵在抗战中所展现出的伟大爱国情操。如1943年11月开始的湖南常德保卫战，8000守军伤亡殆尽，先后阵亡师长3名，但该支部队给予日军以前所未有的重创。作者易劳逸在书中曾经评论说，“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与敌军交战，中国军官们有时候战斗得很应用，令人吃惊地轻视和抛弃人的生命。”这既是困惑，同时也是赞叹。
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也有展现过高水平的战斗素质，取得过引以为傲的战绩，如张灵甫所率领的74军虽败犹荣，东北战场初期的四平之战令对手溃逃。但这些辉煌的战例毕竟只是个例，于偌大的全国战场而言不过杯水车薪罢了。
三、经济
在有影响的大国中，大概只有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的通货膨胀可以和蒋介石治下的40年代末期中国的通货膨胀相提并论。抗日战争极大的消耗了中国的国力，而随后的内战则摧毁了国民政府的经济，使其整体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商店内商品价格“一天十变”的惊人速度使得经济得以运转的关键——货币——沦为废纸，整个经济体系自然无法运转。国民政府进行的金圆券改革以及蒋经国在上海地区的市场管制虽然一时凑效，但仍然无法扭转整个国统区经济的崩溃。
蒋介石父子以及国民政府本身都想扭转崩溃的经济，他们在决策之时也并无通过新的货币政策实施掠夺的想法，他们无非是想挽回同样走向崩溃的国民党政权。但是，他们都失败了。“在金圆券改革的前前后后，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恶棍任务，因为在这次革命的舞台上，所有的参加者似乎更像悲剧中的牺牲品，而不像在扮演故事片中的英雄和歹徒。”冰冷的数据明确的指出，国民党的内战是无底的财政黑洞，吞噬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只要内战在进行，这个政府的经济就必然走向崩溃。而没有了财政支持的战争自然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链条，最终如首尾相噬的蛇一样互相吞没了对方。
四、领导
独裁的蒋介石自然是国民党至高无上的领袖。蒋介石个人虽不不是整个国民党问题的根源，但独裁的他却是国民党问题的典型代表。蒋介石很复杂，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有政治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他有民族气节，他也想使中国变得富强；但同时，他又是一个狭隘自私的“政客”——他追求一己及一党的私利、消灭异己，他气量狭小治理能力差，任用了大量忠于自己但却十分无能的官僚和军官，为了保存实力消灭对手而置对内、对外战争大局于不顾……同国民党一样，蒋介石自身也充满了矛盾的性格，他在大利于小利、长远与眼前之间拿捏不准、先后不分导致了其在大陆一人、一党独裁统治的覆灭。
通过对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观察可以发现，当蒋介石将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置于一己一党之利和眼前之利之上时，其领导的国民党就会取得成就，即使是付出惨痛的代价。如抗战初期，国米党进行的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虽然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但这些坚定的抗张却为蒋介石及国民党赢得了空前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威性；而一旦上述不同利益被其颠倒过来之时，国民党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溃败。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就开始思量着保存嫡系部队实力，命令各地的地方军队走向前线与日军战斗，通过抗战来达到消灭对手及地方割据势力的目的，而无论能否打败日本军队（蒋介石认为美国必将参战并且会在中国登陆与日本作战，因此自己不必直接与日本军队战斗，只需等待胜利即可）。同时，蒋介石反而花费更多的力量去与自己的国内对手进行战斗。于是在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军队鲜有令人振奋的战绩，大多时候都是像豫湘桂战役中那样荒唐的溃败。
而在内战之中，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错误又再次重演。他重用人才的标准是是对方是否忠于自己，对其他派系的将领则始终抱有成见不加信任与重用，即使忠于自己的人愚蠢无比，而其他派系的将领精明勇猛亦是如此。桂系首领白崇禧坚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算是国民党的忠诚党员，同时也是党内第一将领，人称“小诸葛”，但就是因为曾经与蒋介石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因此即使在白归顺国民党之后也一直无法得到蒋的信任与重用。内战初期，白崇禧一直要求前往东北战场第一线指挥战争，但蒋介石担心其在东北坐大而坚决不允许，给其安排了一个国防部长的空位使其脱离战场。正如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在会议父亲的文章中所分析的，如果蒋介石听从白崇禧的意见，两年后入关的百万四野大军在东北战场初期就应被彻底消灭掉了，整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的局面及走势恐怕都要彻底改写（详细见白先勇：《战后东北之争》）。而在之后进行的生死攸关的淮海战役中，蒋介石依然着眼于保存自己的实力，而置整个战争大局于不顾，任命无能的刘峙担任指挥，同时还想在此次战役中削弱精明的白崇禧的桂系军队。在如此紧要关头蒋介石竟能依然如此顽固的“重蹈覆辙”，其失败的可能性已经等同于必然了。
蒋介石最大对手——毛——和蒋介石一样，也是一个复杂的领导者，他们也都是独裁者。毛也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要摧毁旧的一切以建设一个平等的国家，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强大国家（所以毛会通过对外战争来赢取国际革命领袖的国际地位）；同时，毛也有自己的私欲，他从本质上说依然带有浓厚的传统帝王思想，这使得他在玩弄权术之时残酷无情，为了一己的荣耀而不惜牺牲千万人的性命。毛的均富理想给了虽有追随者和支持者以利益上的驱动，并赋予他们道德上的高度，因而他能够带领虽然路线有分歧，但目标始终一致的团结的政党组织和军队组织鉴定不移地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牺牲。毛在争夺政权期间压制住了私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将夺取政权，实现队伍的共同理想放在第一位，所以他能够在与国民党军队的战争中势如破竹。
关键领导者对政治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蒋介石与对手毛泽东之间对待各种利益的态度和取舍使得二人在“成王败寇”之间选择了不同的最终角色，而毛在成功之后对各种利益的态度和取舍又重蹈了对手蒋的覆辙，蒋的悲剧也因而在毛身上重演：当毛的帝王思想成为其决策的主要指导思想之时，整个国家与民族也再次陷入水深火热的悲剧之中。
泱泱大国，竟羸弱似一盘散沙。这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某些军阀或某个政府机关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蒋介石及其政府虽然在政治、经济及军事上一直试图力挽狂澜，但却总是徒劳无功，无法取得理想中的效果。“像清朝的皇帝一样，对他来说政治就是在统治层中的争斗”，“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那个时代世界上的强国是那些成功动员了绝大部分民众而不只是上层社会支持他们的目标的那些国家”。蒋介石的政府是一党的政府，是一人的政府，是从来不用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职能靠道德去说教，无法合理利用利益去驱动其朝着理想前进，也无法制约利益的倾轧与无序。
导致国民党“毁灭的种子”早已在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埋下，其相互之间的作用是联动且复杂的。这个毁灭的政权也证明，并非只要追求民主政治就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理想上的道德高度和现实的政治果实之间相距甚远。民主理想的的实现不但需要良好的土壤，也需要好的苗子和具有政治责任感和德性的“农夫”。
这一切不是随机和偶然，这一切都已注定，因为那“毁灭的种子”。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