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反对市场吗？

为平等而密谋的事情是有的，比如18世纪法国空想主义者巴贝夫所酝酿的平等派起义。 为宪政而密谋的事情也是有的，比如美国开国元勋们关起门来召开的费城制宪会议。 为自由而密谋的事情更是有的，比如，嗯，比如1947年哈耶克组织的“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之所以用了“密谋”这个词，是因为学社不搞宣传、不编学术刊物、甚至不出版会议记录，哈耶克相信，学社向社会和媒体开放会妨碍观念的自由交流。颇为吊诡的是，他坚信“自由市场”的价值，但是对于“观点的自由市场”却持守精英立场，内部论坛和外部市场，那是要分分清楚的。 第一届朝圣山会议俊采星驰、群贤毕至，39名成员来自10个国家，其中的4人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即：哈耶克本人、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莱斯。其他巨牛还包括：哈耶克的精神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舆论学开山鼻祖沃尔特·李普曼、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弗里德曼的导师亨利·西蒙、英国皇家协会主席约翰·克拉彭爵士、以及哈布斯堡家族末代皇储等等。 奥林匹亚圣山尚有天翻地覆的诸神之争，瑞士的“朝圣山”也并非一团和气。据说哈耶克本人希望将学社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社”，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反对说：“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插一句，哈耶克是天主教徒，一度带领诺贝尔获奖者觐见教皇，而奈特是无神论者），大多数与会成员则希望使用“柏克”、“斯密”字样，以示对政治保守主义老祖和经济自由主义前辈的敬意。作为妥协，最后商定了“朝圣山”这个名字。名字很难确定，章程不易出台，观点的交锋亦不鲜见，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货币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而老掌门米塞斯因为有人支持政府干预收入再分配愤而退出会场，扔下掷地有声的一句：“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在此后60年的历史中，“朝圣山”贡献了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成为巍然屹立的自由主义思想智库，但是学社内部的权力斗争、观点斗争、学派斗争是很可以写部史书的。 有趣的是，尽管他们在“上帝”和“金子”（金本位）上仍有分歧，但在一个问题上却能同仇敌忾：不知感恩的知识分子！秋风编辑翻译的这本《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收录了朝圣山学社中13位成员的文章，包括哈耶克、诺齐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布坎南等牛人的大作。还附有哈耶克本人的回忆和访谈，以及秋风本人写的《哈耶克与朝圣山学社》。在后记中，秋风坦言：“我的选择标准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有倾向性的……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希望看看，拥护自由市场的人士是如何分析知识分子反市场的理论、心理和态度的。”我觉得，在新自由主义盛行时，此书值得一读，到了这会儿，大家对资本主义满腔愤怒（宜冷静、三思），其实更值得一读。 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是：谁是“知识分子”？ 这一段是老生常谈了，知识分子是近现代的产物，如果追溯“知识分子”的语源，可以上溯到19世纪。在俄国，别尔嘉耶夫引出了“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法国，1898年德雷福斯事件使法国舆论产生了分裂，1898年1月13日，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了后来被称为“我控诉”的著名文章，几天之后，一批艺术界和大学界的知名人士发表了一份请愿书，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未来的政府首脑、当时身为记者的乔治·克列孟梭十分赞赏这些文人和艺术家的行动，并称他们为“知识分子”。从此以后，人们习惯上这样下定义：“知识分子，指在思想界或艺术创作领域取得一定声誉，并利用这种声誉，从某种世界观或某些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参与社会事务的人士。” 哈耶克将“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认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可能既不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个具体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他不必具备专业领域的特殊知识，甚至不必特别聪明和智慧，事实上，他履行的是“传播观念之中介”的作用，资格要求仅仅是：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关键点在于他能够领先于大众获得一些新观念。“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刊杂志，因而成为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简而言之，哈耶克将知识分子与专家、学者区别开来，如果一个专家、学者进入到非专业领域发表非专业议论，此时的他仅仅是个“知识分子”。 诺齐克的定义相差不远，他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指所有受过某种程度教育或具有某种智力水平的人，而是指一批人文知识分子（文字匠，wordsmiths），他们的职业是处理用词语表达的观念、塑造词语留给其他人接受，这包括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者、报刊记者编辑及很多教授。这里不包括那些主要是制造和传播数字或者用数学公式表示信息的人士（数字匠，numbersmiths），也不包括从事视觉媒体、绘画、雕塑、摄影的人士。……人文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某些行业：人文学术界、媒体及政府官僚机构。”在这里，诺齐克实际上把智识阶层分成了三类：“文字工作者”、“数字工作者”和“视觉工作者”。而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的乃是“文字工作者”或称“人文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教授们的政治立场是不同的，人文学院的教授向左，理学院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教授向右，至于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工艺美术学院的，中间晃悠着也好，呵呵。 这本书最为有趣的其实是这一点：13位作者基本上是“数字工作者”，经济学家居多，无疑，他们是把自己当作“专家”的。但是，在论述这个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使用多少图标、函数、调查数据，俨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空论”做派。此时的他们成了自己嗤之以鼻的那种人，既是莫大讽刺，又从反面证明，谁敢说人文类的议论无用呢。 回到重要问题：人文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资本主义呢？为什么他们在政治图谱上普遍左倾呢？ 秋风没有收录米塞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的一章：《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米塞斯说：“有些人之所以反对自由主义，完全不是出于理性和理性的分析，而是由于精神上的变态，由于偏见和变态心理。人们可以根据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名字将其称为傅立叶变态心理。”在他看来，这种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这种官能症产生于偏见和嫉妒，“当某人的处境比他要好一些时，他便产生一种憎恨心理，以至于他并不顾忌自己从这种憎恨中蒙受很大的损失也要给对方造成损害的这样一种行为。”简单说吧，米塞斯医生以为反对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在于“红眼病”，失败者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美丽的谎言，然后把自由资本主义当成了替罪羊。 诺齐克发展了米塞斯的观点，称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资本主义，是缘于不成功者的怨恨。他进一步指出：是学校教育培养了人文知识分子的“宠儿”心态，使他们接受了一种按照智力能力分配奖赏的机制。但是，市场社会的标准与学校标准是如此不同，资本主义制度分配个人回报的唯一依据是：你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市场上其他人的需要，它只问你经济上的贡献，而不管你的“个人价值”。所以，学校里少年得志的佼佼者如果步入社会，通常都要经历一番心理失衡；如果留在高校里攀爬学术阶梯，也会在与市场精英的横向比较中，发觉自己“收益受损”。（呵呵，“远看像捡破烂的，近看像卖羊肉串的，仔细一看社科院的”。社科院的研究员看经济学院商学院的教授屁颠颠发资本主义的洋财，还有死笨死笨的小学同学成了亿万富翁，怎能不怒发冲冠！）最令严肃的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是，“市场未必会给那些知识上最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以应有的奖赏；它所奖励的是那些公众喜欢的东西。这些可能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研究，或者有可能根本就是没有任何思想内涵的东西。” （是啊，百家讲坛上的明星教授虽然干的是学术二传手的工作，但是靠市场机制赚了名望与大钱、甚至摇身成了“长江学者”。）正是这种心理落差，使人文知识分子对市场资本主义产生了冲天的愤怒，反反反，造反何须有理，造反就是一种心态使然！诺齐克指出，知识分子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掏钱购买知识产品的公众身上、而不是出在市场机制本身上。 斯蒂格勒考虑得比较周全，他觉得知识分子对于市场利润动机的厌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没有弄清市场的逻辑和运转方式，主要障碍在于经济学家本身与其他知识分子的交流能力的退化，比如这样的经济学专业著作——“这本不得不过于冗长的著作将详尽考察一种经济，在此，效用函数的第二变量拥有无穷多的不连续性。为方便探讨这一问题，我假设，每一个体仅消费两种商品，并将在一罗伯逊周后死亡。我们将不断利用拓扑学这样的初级数学工具。”除此以外，斯蒂格勒强调，知识分子之所以反对市场，乃是因为道德伦理观“作怪”：“很多知识分子仍然觉得，一个由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体系，要优越于那种每个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社会体系”。 至于哈耶克本人，也许是受到李普曼的影响（1938年巴黎曾经举办过一次“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讨论李普曼在的著作《美好社会》，哈耶克与米塞斯、李普曼等20余位学者参加，可以算是朝圣山学社的一次预演），他关注时代的“成见”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哈耶克看来，知识分子倒向社会主义既不是出于个人的私利，也不是出于邪恶的动机，而是出于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问题在于，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只根据某些普遍的观念来判断一切问题，不假思索地将某个科学或技术领域的原理运用到其他一切领域。知识分子在对一个新观念进行判断时，往往根据它们是不是符合他所接受的“普遍观念”，符合他认为“进步”的那种世界观。出于理性的自负，他们试图将社会改造成他们理想中的样子，从而倒向计划经济和历史决定论。哈耶克将此视为“真诚的错误”。同时，哈耶克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空前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透过塑造公众舆论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使今日的观点影响着明日的政治。 概括说来，朝圣山成员批驳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路有如下几种：1.理想化，以为是理性的建构的，实则是十足的空想。2.出于失败者的嫉妒和怨恨，因为他们在市场上并不成功。3.对市场经济学的无知。4.受制于舆论氛围，以左倾的姿态居于道德制高点。人文知识分子果真是出于这些原因反对市场？道理是有点道理的，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 退后一步跳出来看，知识分子是个热门话题，知识分子本身也喜欢谈论。 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比如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他指责大学日益制度化科层化，使知识分子们只好向“专家”转型，原来我们有历史学家，现在我们有美国史专家、法国史专家、华盛顿专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外孙研究专家；原来我们有文学家，现在我们有中古英语专家、哈姆莱特专家、追忆逝水年华专家、托尔金专家……知识分子们在自己的小菜园里辛勤劳动，在助教至博导的阶梯上发奋登攀——他们不再是知识分子，他们仅仅是脑力劳动者，不得不取悦于“学生顾客”，也不得不奉承“院长老板”。某种意义上，他们在“平民主义”的时代，成为了“庸人主义”的践履者。于是，左派富里迪呼吁知识分子精神，希望知识分子重新成为真理斗士，为公众的心灵和头脑发动一场思想之战。 另一个著名左派、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有类似看法，他批评当今的“文化左派”远离政治、辞别工会、无视国家，他们在学院里研究“差异政治学”、“身份政治学”、“认同政治学”，抛下马克思而拾起弗洛伊德，辞别社会学系转向文学系，似乎认为，“你的理论越抽象，就越能颠覆现有的秩序。你的概念工具越有气势、越新奇，你的批判就越激进。”罗蒂赞同哈罗德•布鲁姆的判断：许多有前途的年轻教师嘲讽一切，无所祈望；阐释一切，无所崇敬。文学系变成文化研究系后，文化研究系的本意是从事一些迫切需要的政治研究，但最终可能只教会了学生如何用行话发泄不满情绪。 与他们相反，美国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则不看好今日的“公共知识分子”，他说“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这些人常常非常真诚、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从制度上看，公共知识分子向大众市场提供“符号产品”，往往有迎合之意，常常有哗众取宠的娱乐化表现。苏力老师解释说：“符号产品市场也有其筛选机制，但是剩下来的往往都是能言善辩、妙语连珠的，不一定要深入但一定要浅出，甚至干脆就是浅入浅出的，能够同读者、听众或观众心连心的，甚至要在适当的时候走点极端，因为——如同王朔所言——‘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有道德优势’。由于观众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深浅，甚至不想知道问题的深浅，因此这种‘临时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是不受监督，可以信口开河，纵横天下，发布各种预言和判断，实际上扮演了古代社会的巫师和祭司的角色。此外，这种市场的热点变化很快，即使说错了，预测错了，也没有什么人回过头来反思、追究。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还大都只是到媒体客串，就业是在学术机构，有“铁饭碗”的（tenured）因此‘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没有被炒的危险。”——如果说朝圣山的解释多少显得无力，倒是波斯纳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与市场关系的解释颇像当头棒喝。客观而言，如果说哈耶克他们在几十年前哀叹的是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拒斥，而波斯纳忧虑的则是现今知识分子与市场的狼狈为奸，哪一个更危险呢？ 归根结底，理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这样的吧：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有独立思考能力并富于责任心的理性者。 知识分子不反对市场，只是在市场价值之上，还有别的更为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