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罪与罚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青铜饕餮”一章中写道：“人类从动物开始。为了摆脱动物状态，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几乎是动物般的手段，这就是历史真相。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
就大历史的演进而言，李泽厚说，战争是例证之一。
就个人的繁衍和发展而言，我想，父辈常常是牺牲品。
孔子骂原壤道：“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千年后这句话简化成四个字“老不死的”，经常被后人用在年老力衰但还活着的祖辈或父辈身上。
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电影《楢山节考》，讲的是日本一个偏僻山村里的弃老风俗，因食物匮乏，村里年满70岁的老人都要被儿子背上楢山上去等死。
历史的真相大概就是如此，在动物界没有赡养父辈的传统，独居的动物成年后离开母亲去觅食，群居动物里进入老年的动物常有被群体抛弃的危险。人类从动物进化为人，“孝”是进化到一定阶段后的伦理产物，“孝”是一种准则，而非自发的情感，“孝”几乎和“贞”一样，旨在限制或消除人身上的动物性，但是也和“贞”一样，它看上去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却是一个太高的道德标准，稍不小心就会沦为不孝。
回到正题，《我与父辈》是一个朴实的标题，一眼就知道这本书要写的是什么。阎连科出生于1958年，和我父亲是同龄人，他通过入伍和写作离开土地，我父亲通过高考逃离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阅读这本长篇散文，我一直想到我父亲，想到祖父，想到我和父亲对祖父的愧疚和遗憾。
阎连科写到父亲去世前，大夫说了一句话：“只要二叔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几天。”阎连科毫不讳言，“明确说，停在我脑里的不是那话，是那话最直接的含义——‘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也许就是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或者说，那含意就是我对父亲故逝的一种预盼，对父亲长年有病受到拖累的一种厌烦，一种逆子私欲的无意识表白。”“想着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卑劣、罪过的念想，为了惩戒我自己，我朝我脸上狠命地打了一耳光，接下来，又用右手在我脸上、腹上、腿上往死里拧着和掐着……”
倘若不对现实进行太平粉饰的话，我以自己有限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算不是百分之百也是百分之九十的现实写照。人生是很吊诡的，最善于以时间来考验人性，“孝”倘若以某一时刻的言行来衡量，大约所有人都不吝付出以换取内心的安宁和道德感的满足，而一旦它成为一个长久准则（家有长期患病需要照料的父母），稍有背离便会落下“不孝”的罪名，那它就成了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无比可厌。
我的祖父去世得很快，从发病到离开，半个月余，这后来成了子女们口中的一个美德——去得快，自己少受罪，也没连累人。其实落脚点在最后一句，既没有给子女造成太大的负担，也没有让我们去接受孝顺与否的考验，我们伤心，但心安理得。
祖父去世之后，祖母很快也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需要人照料。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无数次听到或戏谑或正经的口吻说：“怎么还不死啊？”
人老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变得极小，他们的感受被漠视，子女们说这些话时并不避忌，好像老人理应受到“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指责，他们只好装聋，装没听到，后来为了表示尊严，我祖母开口请求子女给她一针，那种打下去能让她去见祖父的针。
当然是不可能打那样的针的，但祖母的生命衰竭到一定程度后，她拒绝再进食进水。就这样熬了八天，祖母才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这些孝子贤孙们跪在床前嚎啕大哭，一来哭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死亡，仍然没有清楚它是永恒的，无法回头的；二来哭我们终究没通过“孝”的检验，我们想必让祖母的心都凉了，一辈子为子孙操劳的那颗心。
我以自己长期在外地首先赦免了自己，至少我没盼望过祖母的死；我的父亲，祖母一生挚爱的儿子，她生了好几个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跪在灵前痛哭流涕捶胸顿足，他是悔恨的，因为他有过希望母亲快点去世的念头，但他不能带着悔恨生活下去，那是折磨，良心的谴责，祖母下葬后，父亲开始逢人就说：“反正我照顾了母亲一年半，也算尽了孝心。”他不是需要对别人辩解，是在安慰自己，为自己的不孝辩护。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幕，感到万分羞愧，至少我的父亲他悔恨过自责过，而我呢？我抢先一步就将自己置身事外了，又有什么资格去剖析父亲？难道我不是祖母最钟爱的孙女吗，难道我没有吃过她一枚一枚为我积攒的鸡蛋吗，难道不是她一把屎一把尿将我抚养长大吗？父亲陪伴了她一年半，端茶伺水，我又做过什么？
受不了拷问时我把责任推卸给环境、时代和生存的压力，甚至我为找到开篇李泽厚的那段话而沾沾自喜，历史和个人都是这样前行的，有朝一日，我也会成为被牺牲的父辈和祖辈，到时我将以心碎和心凉来赎自己的罪。
阎连科在书的最后一段写道：“从那儿望过去，我们都已可以清楚地看到死亡了，可以听到死亡走来的脚步声，可以听到死亡在路上的交耳言谈和细语，可以看到死亡手持的通知和预告。这样儿，我们就不能不正面去考虑与它的答对、应酬了，不得不考虑今后面对命运与死亡时的态度和同死亡答对、争论、打斗时的说辞和尊严。因为活着终归是要有着最后那一日；因为终归有着那一日，也才必须要认真地考虑、安顿那些活着的事。”
死亡把一代一代的人带走，腾出空间给后来者。我们并非不爱自己的父辈，也不是不想谋得一个“孝顺”的名声，可是当食物只剩最后一口时，给父母还是给子女，多数人会选择牺牲父母吧！我不知道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繁衍本能还是一种心理的传承，不过或多或少有点安慰的是，我会不可避免地老去，我对祖辈、父辈犯下的罪，终有一日会受到同等的惩罚。
《我与父辈》是写给经历过生死、有一定阅历的人的长篇散文，一如既往地，阎连科保持着他作品的深度和力度，语言比起小说来要和缓些。
我想，心中仍然有一片乡土的人更能理解这篇散文，因为乡土上的挣扎和无奈，也因为土地是最纯粹最残酷的所在。如果我的父亲能戴上老花镜，静静地坐下来读完这本书，他的所感所想一定比我更多更深刻。
就大历史的演进而言，李泽厚说，战争是例证之一。
就个人的繁衍和发展而言，我想，父辈常常是牺牲品。
孔子骂原壤道：“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千年后这句话简化成四个字“老不死的”，经常被后人用在年老力衰但还活着的祖辈或父辈身上。
日本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电影《楢山节考》，讲的是日本一个偏僻山村里的弃老风俗，因食物匮乏，村里年满70岁的老人都要被儿子背上楢山上去等死。
历史的真相大概就是如此，在动物界没有赡养父辈的传统，独居的动物成年后离开母亲去觅食，群居动物里进入老年的动物常有被群体抛弃的危险。人类从动物进化为人，“孝”是进化到一定阶段后的伦理产物，“孝”是一种准则，而非自发的情感，“孝”几乎和“贞”一样，旨在限制或消除人身上的动物性，但是也和“贞”一样，它看上去理所当然合情合理，却是一个太高的道德标准，稍不小心就会沦为不孝。
回到正题，《我与父辈》是一个朴实的标题，一眼就知道这本书要写的是什么。阎连科出生于1958年，和我父亲是同龄人，他通过入伍和写作离开土地，我父亲通过高考逃离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阅读这本长篇散文，我一直想到我父亲，想到祖父，想到我和父亲对祖父的愧疚和遗憾。
阎连科写到父亲去世前，大夫说了一句话：“只要二叔活着，你们家怕不会有好日子过；你们家要日子好了，二叔也能多活几天。”阎连科毫不讳言，“明确说，停在我脑里的不是那话，是那话最直接的含义——‘只要父亲在世，我们家（也许就是我）就不会有好日子过。’或者说，那含意就是我对父亲故逝的一种预盼，对父亲长年有病受到拖累的一种厌烦，一种逆子私欲的无意识表白。”“想着我那一瞬间产生的卑劣、罪过的念想，为了惩戒我自己，我朝我脸上狠命地打了一耳光，接下来，又用右手在我脸上、腹上、腿上往死里拧着和掐着……”
倘若不对现实进行太平粉饰的话，我以自己有限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算不是百分之百也是百分之九十的现实写照。人生是很吊诡的，最善于以时间来考验人性，“孝”倘若以某一时刻的言行来衡量，大约所有人都不吝付出以换取内心的安宁和道德感的满足，而一旦它成为一个长久准则（家有长期患病需要照料的父母），稍有背离便会落下“不孝”的罪名，那它就成了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无比可厌。
我的祖父去世得很快，从发病到离开，半个月余，这后来成了子女们口中的一个美德——去得快，自己少受罪，也没连累人。其实落脚点在最后一句，既没有给子女造成太大的负担，也没有让我们去接受孝顺与否的考验，我们伤心，但心安理得。
祖父去世之后，祖母很快也失去了生活自理的能力，需要人照料。在之后的一年半里，我无数次听到或戏谑或正经的口吻说：“怎么还不死啊？”
人老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变得极小，他们的感受被漠视，子女们说这些话时并不避忌，好像老人理应受到“老而不死是为贼”的指责，他们只好装聋，装没听到，后来为了表示尊严，我祖母开口请求子女给她一针，那种打下去能让她去见祖父的针。
当然是不可能打那样的针的，但祖母的生命衰竭到一定程度后，她拒绝再进食进水。就这样熬了八天，祖母才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这些孝子贤孙们跪在床前嚎啕大哭，一来哭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次死亡，仍然没有清楚它是永恒的，无法回头的；二来哭我们终究没通过“孝”的检验，我们想必让祖母的心都凉了，一辈子为子孙操劳的那颗心。
我以自己长期在外地首先赦免了自己，至少我没盼望过祖母的死；我的父亲，祖母一生挚爱的儿子，她生了好几个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跪在灵前痛哭流涕捶胸顿足，他是悔恨的，因为他有过希望母亲快点去世的念头，但他不能带着悔恨生活下去，那是折磨，良心的谴责，祖母下葬后，父亲开始逢人就说：“反正我照顾了母亲一年半，也算尽了孝心。”他不是需要对别人辩解，是在安慰自己，为自己的不孝辩护。
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幕，感到万分羞愧，至少我的父亲他悔恨过自责过，而我呢？我抢先一步就将自己置身事外了，又有什么资格去剖析父亲？难道我不是祖母最钟爱的孙女吗，难道我没有吃过她一枚一枚为我积攒的鸡蛋吗，难道不是她一把屎一把尿将我抚养长大吗？父亲陪伴了她一年半，端茶伺水，我又做过什么？
受不了拷问时我把责任推卸给环境、时代和生存的压力，甚至我为找到开篇李泽厚的那段话而沾沾自喜，历史和个人都是这样前行的，有朝一日，我也会成为被牺牲的父辈和祖辈，到时我将以心碎和心凉来赎自己的罪。
阎连科在书的最后一段写道：“从那儿望过去，我们都已可以清楚地看到死亡了，可以听到死亡走来的脚步声，可以听到死亡在路上的交耳言谈和细语，可以看到死亡手持的通知和预告。这样儿，我们就不能不正面去考虑与它的答对、应酬了，不得不考虑今后面对命运与死亡时的态度和同死亡答对、争论、打斗时的说辞和尊严。因为活着终归是要有着最后那一日；因为终归有着那一日，也才必须要认真地考虑、安顿那些活着的事。”
死亡把一代一代的人带走，腾出空间给后来者。我们并非不爱自己的父辈，也不是不想谋得一个“孝顺”的名声，可是当食物只剩最后一口时，给父母还是给子女，多数人会选择牺牲父母吧！我不知道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繁衍本能还是一种心理的传承，不过或多或少有点安慰的是，我会不可避免地老去，我对祖辈、父辈犯下的罪，终有一日会受到同等的惩罚。
《我与父辈》是写给经历过生死、有一定阅历的人的长篇散文，一如既往地，阎连科保持着他作品的深度和力度，语言比起小说来要和缓些。
我想，心中仍然有一片乡土的人更能理解这篇散文，因为乡土上的挣扎和无奈，也因为土地是最纯粹最残酷的所在。如果我的父亲能戴上老花镜，静静地坐下来读完这本书，他的所感所想一定比我更多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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