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直布罗陀水手
“我”，千百个庸凡者的理想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小说中“我”的幸运，事实是，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幸运，只可以在虚构的世界里开始那样一种人生。塞利纳说，谁都会虚构故事，只要闭上眼睛就行了。这或许只是艺术家的乐观，而不是生活的本真。
我们都正在是，或曾经是，小说中的“我”，只是从事的工作未必相同。“我”，一个小职员，八年三个月零六天如一日地在海外领地部身份登记处按照程序抄写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每抄完一份死亡证明就去洗手，还有结婚证明，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同居两年三个月零两天，还有十二年退休，为了退休金而苦苦煎熬。我们，有多少人不是重复着类似的生活模式，沿着类似的生活轨迹？同时，我们也在细数这种煎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溢出常轨，开始一种未知的生活，满怀期待。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想法都会胎死腹中，或者独自埋葬在内心的坟墓里，永远不让人知晓。我们就像是醉酒一样地存在，需要“醒酒”，需要“醒生活”，然而却不敢迈出一小步，唯恐失去现存的一切——家庭，财产，一份微薄的薪水，还有惯常的思维模式，——即便我们是穷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直布罗陀水手》中“我”的心灵挣扎就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生存的焦虑，——这是一种出走的潜在欲望在暗夜的心灵舞台上上演的独角戏，观众只有自己。
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的职位，或者其他的职位，可以为我们提供生活的安全感，可以免去衣食之忧。失去它，不少人会陷入困境；保有它，则常常要以自由为代价。这是一道普通而沉重的选择题。“我”，是杜拉斯塑造的一个蔑视理性的个体，最终选择走出令人窒息的洞窟，投入自由的怀抱，这种勇气让人钦佩。然而，倘若没有虚构的力量，他的结局究竟会怎样呢？“我”是一个身无长技的废人，除了一点逃离的勇气，几乎是一个低能的现代人，面对残酷的生活压力是否能从容应对呢？或许只能陷入更深的困境吧。是杜拉斯给了他好运，而这种好运并不总是眷顾这样的废人，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废人。我们蔑视平庸，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平庸的。我们羡慕“我”的勇气，因为我们缺少勇气。
安娜和直布罗陀水手
我们往往也在寻找，就像安娜寻找直布罗陀水手，就像猎人追踪卓越的羚羊，就像影子追随物体……在这本小说的叙事框架里，直布罗陀水手是一个真实的，也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真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用安娜的话说，直布罗陀水手是一个影射。人们常常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安娜如是，“我”如是，埃帕米农达斯如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追逐的东西，这给无数的追逐提供了理由，而且往往是虚幻的理由。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我们需要理由。
直布罗陀水手，一个传说中的杀人犯，赌徒，喜欢闲逛，充斥着神秘色彩，喜欢沉默，……这个水手有点冷，有点酷，有点神龙见尾不见首，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安娜沉迷。然而这个水手，是造出来的，是安娜编造出来的，也是杜拉斯编造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女人浪漫的产物，是文字游戏的一种需要。他的存在，让安娜的存在被赋予了意义，然而那是一种荒谬的意义，一种在现实世界失语的主观诉求，一种从容遁逃的美丽谎言。他，活在安娜的叙述里，活在水手们的期待和陪伴里，活在“我”的猜测里，活在达荷美一个黑人小学教师的叙述里，活在无数知道这个故事的人的传说里，……唯独不活在真实里。真实常常是枯燥的，让人窒息的，不像幻象一样美，也不像海市蜃楼那样有动人的光晕，所以我们希望逃离，希望生活在不平凡的状态里。
然而幻象终究只是幻象，光晕会散去，寻找会厌倦，激情会耗尽。小说的结尾，让安娜号在大火的焚烧中面目全非，这是必然。安娜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让人艳羡的方式，然而在耀眼的浮华下面，是一颗满目疮痍的心。荒谬的寻找，让生命变得荒谬，一文不值。
杜拉斯
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杜拉斯的小说。多年以前，看过根据她的小说改变的电影《情人》的片段，然而早已忘记了。王小波曾经非常推崇杜拉斯，国内各个版本的小说前言都高度赞美杜拉斯的成就，然而我还是愿意相信边芹的判断。她说：
杜拉斯是感情世界的一个真诚的幻想者，还是一个情感幻想的编造者？杜拉斯营造了一个只属于她的感情世界。一个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世界，一个绝对主观的世界。一个在貌似冷静客观的笔法下的幻想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服从于激情，一种不受任何世俗规范的限制、似乎只有死亡才可以承受的激情。
杜拉斯是一个反理智的作家，她用她的主观世界来对抗世俗的客观世界，然而她本身也是庸俗的，因为她也是生活在潮流里，追逐时代的潮流。这无疑限制了她所能到达的高度。她像安娜一样，也是追逐者，不是一个思想者。
就小说艺术而言，杜拉斯也称不上一个大师。她沉迷在故事里，只注意故事的新奇性，对于浪漫的力量过度自信。有些故事情节显得牵强做作。譬如，让“我”与安娜沿着爱情的路线行进，却连作者自己也没有自信，这是让“我”从一个圈套里逃离，又落尽了另一个圈套；小说的结尾部分，拖泥带水，让人生厌，体现了作者无法结尾的尴尬。她说，她的小说没有结尾，在这部小说里表现的尤其明显，也尤其狼狈。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小说中“我”的幸运，事实是，几乎没有人有这样的幸运，只可以在虚构的世界里开始那样一种人生。塞利纳说，谁都会虚构故事，只要闭上眼睛就行了。这或许只是艺术家的乐观，而不是生活的本真。
我们都正在是，或曾经是，小说中的“我”，只是从事的工作未必相同。“我”，一个小职员，八年三个月零六天如一日地在海外领地部身份登记处按照程序抄写出生证明，死亡证明——每抄完一份死亡证明就去洗手，还有结婚证明，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同居两年三个月零两天，还有十二年退休，为了退休金而苦苦煎熬。我们，有多少人不是重复着类似的生活模式，沿着类似的生活轨迹？同时，我们也在细数这种煎熬，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溢出常轨，开始一种未知的生活，满怀期待。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想法都会胎死腹中，或者独自埋葬在内心的坟墓里，永远不让人知晓。我们就像是醉酒一样地存在，需要“醒酒”，需要“醒生活”，然而却不敢迈出一小步，唯恐失去现存的一切——家庭，财产，一份微薄的薪水，还有惯常的思维模式，——即便我们是穷人。从这个角度来说，《直布罗陀水手》中“我”的心灵挣扎就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的生存的焦虑，——这是一种出走的潜在欲望在暗夜的心灵舞台上上演的独角戏，观众只有自己。
一个普通的公务员的职位，或者其他的职位，可以为我们提供生活的安全感，可以免去衣食之忧。失去它，不少人会陷入困境；保有它，则常常要以自由为代价。这是一道普通而沉重的选择题。“我”，是杜拉斯塑造的一个蔑视理性的个体，最终选择走出令人窒息的洞窟，投入自由的怀抱，这种勇气让人钦佩。然而，倘若没有虚构的力量，他的结局究竟会怎样呢？“我”是一个身无长技的废人，除了一点逃离的勇气，几乎是一个低能的现代人，面对残酷的生活压力是否能从容应对呢？或许只能陷入更深的困境吧。是杜拉斯给了他好运，而这种好运并不总是眷顾这样的废人，而我们常常就是这样的废人。我们蔑视平庸，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平庸的。我们羡慕“我”的勇气，因为我们缺少勇气。
安娜和直布罗陀水手
我们往往也在寻找，就像安娜寻找直布罗陀水手，就像猎人追踪卓越的羚羊，就像影子追随物体……在这本小说的叙事框架里，直布罗陀水手是一个真实的，也是一个虚幻的存在，真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用安娜的话说，直布罗陀水手是一个影射。人们常常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安娜如是，“我”如是，埃帕米农达斯如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追逐的东西，这给无数的追逐提供了理由，而且往往是虚幻的理由。在这个荒谬的世界上，我们需要理由。
直布罗陀水手，一个传说中的杀人犯，赌徒，喜欢闲逛，充斥着神秘色彩，喜欢沉默，……这个水手有点冷，有点酷，有点神龙见尾不见首，让我们的女主人公安娜沉迷。然而这个水手，是造出来的，是安娜编造出来的，也是杜拉斯编造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女人浪漫的产物，是文字游戏的一种需要。他的存在，让安娜的存在被赋予了意义，然而那是一种荒谬的意义，一种在现实世界失语的主观诉求，一种从容遁逃的美丽谎言。他，活在安娜的叙述里，活在水手们的期待和陪伴里，活在“我”的猜测里，活在达荷美一个黑人小学教师的叙述里，活在无数知道这个故事的人的传说里，……唯独不活在真实里。真实常常是枯燥的，让人窒息的，不像幻象一样美，也不像海市蜃楼那样有动人的光晕，所以我们希望逃离，希望生活在不平凡的状态里。
然而幻象终究只是幻象，光晕会散去，寻找会厌倦，激情会耗尽。小说的结尾，让安娜号在大火的焚烧中面目全非，这是必然。安娜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让人艳羡的方式，然而在耀眼的浮华下面，是一颗满目疮痍的心。荒谬的寻找，让生命变得荒谬，一文不值。
杜拉斯
这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杜拉斯的小说。多年以前，看过根据她的小说改变的电影《情人》的片段，然而早已忘记了。王小波曾经非常推崇杜拉斯，国内各个版本的小说前言都高度赞美杜拉斯的成就，然而我还是愿意相信边芹的判断。她说：
杜拉斯是感情世界的一个真诚的幻想者，还是一个情感幻想的编造者？杜拉斯营造了一个只属于她的感情世界。一个恐怕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世界，一个绝对主观的世界。一个在貌似冷静客观的笔法下的幻想世界。在这里，一切都服从于激情，一种不受任何世俗规范的限制、似乎只有死亡才可以承受的激情。
杜拉斯是一个反理智的作家，她用她的主观世界来对抗世俗的客观世界，然而她本身也是庸俗的，因为她也是生活在潮流里，追逐时代的潮流。这无疑限制了她所能到达的高度。她像安娜一样，也是追逐者，不是一个思想者。
就小说艺术而言，杜拉斯也称不上一个大师。她沉迷在故事里，只注意故事的新奇性，对于浪漫的力量过度自信。有些故事情节显得牵强做作。譬如，让“我”与安娜沿着爱情的路线行进，却连作者自己也没有自信，这是让“我”从一个圈套里逃离，又落尽了另一个圈套；小说的结尾部分，拖泥带水，让人生厌，体现了作者无法结尾的尴尬。她说，她的小说没有结尾，在这部小说里表现的尤其明显，也尤其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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