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与东方主义
“……现代东方学自身已经带有欧洲对伊斯兰巨大恐惧之印记……”——《东方学》P324
Orientalism是什么？
Orientalism一词一般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实际上这三个方面是相互紧密的相连的。
萨达尔的《东方主义》中有这么一段：“……东方仅仅是西方为了自身行动中的现实效用以及西方思想的进步而所作的一种建构。作为一个明确的对象的东方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东方仅仅是一本模式化了的书，西方人可以从中挑选各种各样的情节，并将之塑造成适合于西方时代的趋势。”这个特点，在Orientalism所指的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作为学科的Orientalism总是和殖民当局、强权联系在一起，它寻求一个服务的对象；而Orientalism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最终由走向大众的东方学家们和不严肃的媒体所主导。这种情况下，承载价值的个体被“××人”和“××民族”这种称述所取代。
《东方学》这本书读了很久，有些地方也反复看了，仍然觉得有些含糊。我觉得要了解东方主义，可以通过考察其基础、历史和“东西方”这些概念的演变来进行。本文是将各种纠结因素结合的一种尝试。
神圣共同体的刻板印象（或者，东方主义的起源）
原始的东方主义诞生于教会对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伊斯兰教—的恐惧：在教皇的权力逐渐上升的时候，这个团结在新启示下的宗教已经逐渐夺去了千万记的信众。罗马教会将伊斯兰刻画为一个至今人们依然不屑于去了解的“魔鬼的宗教”（Mohammedanism这个词最能体现这一点，这个词不但让人想到撒旦，还歪曲了伊斯兰的信仰）。这种刻板的印象，往往会代替人们自己去探寻得到的知识，或者说，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想去探寻，想不到去探寻。这种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这种刻板印象的塑造不应该归于当时的落后的交通和交流条件，而因该看到它其中也夹杂着基督教世界面对一个新兴的帝国的正常的产生的恐惧。因为交流条件的缺乏根本是借口：作为基督教世界的近邻，双方不可能缺乏交流的条件，伊斯兰世界一直保持着对其他文明的忠实的探索的热情，来自阿拉伯的使节屡次向拜占庭皇帝请求希腊文书籍，当权者鼓励翻译，教义学家利用希腊的哲学思想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伊斯兰世界最终成为了希腊文明遗产的继承者之一。而此时的“欧洲”更多地将希腊看作东方，看作异端的来源 。如果说西方对伊斯兰了解的缺乏的话，很大程度上因该归于缺乏好奇心和探寻的意愿——讽刺的是，这正是日后的“西方”指责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刻板形象。实际上，东西方的交流是一直存在而影响深远的，各种宗教和文化因素实际上被内化在了“西方”，比如说，很多的阿拉伯人都被欧洲人看作圣徒与先知 ，拜占庭的破坏圣像运动通常被认为是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然而人们发现，与自己较量了多年的东方帝国—波斯几乎是瞬间就被扫平，本来已经成为欧洲外延的埃及也突然间被征服，圣地落入异教徒的手中，君士坦丁堡被围攻 ——在这些事实带来的恐惧面前，社会便很顺利的建立起了这种刻板印象，也建立起了伊斯兰永久敌人的形象——伊斯兰本来就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问题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交流也就自然被掩盖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刻板的印象是一个神圣共同体对另一个神圣共同体的塑造和视角，西方和东方的概念还是很难区分的。事实上，双方的内部都是多元的，矛盾的，冲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块。“东方”也是这个神圣共同体用来界定自己的工具之一。
这种构建，正是之后的模式化东方人的原型。
欧洲官方民族主义 的兴起、帝国与东方学的发展
要谈及欧洲官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帝国，是因为这关系到了东西方的界限的划分，也关系到了东方学的工具性的特点（此时的欧洲已经取得了对于其近邻的相对优势了）。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的欧洲，一个王室家族往往统治着好几个语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些甚至是敌对的。在群众性民族主义蔓延之际，这些本没有民族归属的王室选择用官方民族主义来进行自我归化，以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官方语言的确定和相应的教育体系的建立。欧洲官方民族主义的兴起，代表着由拉丁语 主导的神圣共同体的正式的解体。然而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对于东方学而言，刻板印象，之前那个脆弱的神圣共同体的遗产，并没有因为其内部的多样化的体现而消逝，反而成了之后东方学的原材料。
失去了神圣共同体，神圣语言拉丁语的界定，与“东方”相对的“西方”这个概念又如何自我确定呢？荷兰殖民地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西方的自我界定靠的是：强权。这种界定导致了东方的分层，在殖民地法律术语中，有“外籍东方人”（vreemde oosterlingen）这一范畴（包括华人、阿拉伯人、日本人），他们比“土著”高等，享受更高的法律地位——因为看上去他们的文明也更加强大（但他们仍然是东方人，还是低下的，因为他们处于权力的弱势一极）。在对日本人的这个例子中，出于对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的敬畏，荷兰在1899起在法律上将殖民地的日本人提升到“荣誉欧洲人”的地位 。而于此同时，更像是“西方”的俄国就总是被认为在东西方之间徘徊着。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有一章《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很好地说明了东方学的工具性。这些在殖民地所推行的事业，是给我们带来了与多关于古代文明的知识，西方也承认这些曾经辉煌的文明。但他们都包含着这样一种形态意识：“当代的本地人由于如此堕落，以致再也无法企及他们那些推定的祖先们的成就了。” 这样一来，那些被东方学家们重新发现、重建后的古迹，无疑是在向东方人表明：“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显示了你们始终就是——或者已经有漫长的岁月——无力成就伟大的功业或者管理自己。”
同时这种意识形态使得帝国在殖民地的政策不容怀疑，也助长了东方学的文化霸权心理，“一书架的好欧洲藏书可以抵上全部的印度和阿拉伯文学的价值。”，因为传统的殖民地的东方人看上去是无法胜任管理自己的任务的，于是类似于母国的教育体系也在殖民地被建立起来，从而创造出类似“一个种类的人，他们的血统和肤色是印度的，但他们的品位、意见、道德和思维能力确是英国式的”的殖民地官员。——具体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可最终他们本质上是相同的，各个国家的殖民地教育可以很好的证明这一点。
东方学在这种情况下被运用到对各个殖民地的研究中，首先他吸收了东方的“说书人传统”，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充斥在论证中，哪怕是最严肃的学术作品也不例外。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提及这些传说时，总要说明传说中说明文明发达的部分总是被夸大的，那些享乐的部分总是说明东方的生活的堕落和其宗教生活的不真诚。 《一千零一夜》——一部在阿拉伯人心中并没有那么神圣的市井小说集——满足了西方人欧洲人的想象欲，它证实了这样一个东方，色情、暴力、盲信、堕落。他成为了大部分欧洲人对东方第一印象的来源，满足了其对异域的好奇。
这里，东方学和东方主义更类似于一个社会的某种道德观。可是作为有“事实根据”和“逻辑体系”学术理论体系。它的稳定性远远高于某些普通的观念。更进一步地，如纪伯伦所说，理论作为窗户，让西方人看到东方（那些被允许看到的部分），却同时又将真实的东方与大众隔离。而他所叙述的事实，只是“将某些观点不断重复”而获得了正确性。
东方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走向也不仅仅是由少数与东方直接接触的人所决定的。相反地，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东方学家与大众交流的产物，至少是尝试相互塑造的产物。更露骨地说，是西方社会思想变革的影子。东方主义是文学性的，首先东方学的资料来源很大程度上来自旅行者、殖民地官员、谣言，而其面向大众的产物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东方学家能无顾虑地引用游记中的内容，而不管作者是否带有偏见，所记载的是否准确。因为一般的大众是无法接触到这些材料的。作为一种文学的存在，他自然要寻找自己的读者群。东方是被“消费的” 。
现代东方学与媒体
现代东方学与权力如此紧密的纠结在一起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媒体将作为他们面对公众的主要途径。在媒体上，阿拉伯人总是不可避免的同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为了获得所谓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媒体往往求助于各种智库和研究机构中的区域研究专家。但是智库和这些研究机构，都是紧密地通各种各样的基金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所进行的研究，甚至可以说这些研究的取向都是由这些基金会所影响。这样一来，研究的公正性就只能是种不可实现的理想。萨义德在一个访谈中曾经说过，不同的东方主义来自不同的经验——不同于英法，美国没有来自中东的直接经验，他没有完全的占有过中东，但是他却在中东有着种种利益，特别是石油。这样一来，美国的学者研究东方动机往往是这两者：第一是树立他者，界定自身——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为代表；第二个目的则和以色列有着暧昧的关系——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性——以伯纳德•刘易斯为代表。
所以新闻、评论、书籍将这些被报道的问题最后都将诱因都指向了伊斯兰。有明目张胆的指责，但在那些以“严谨”著称的学者那（萨义德举出的例子是伯纳德•刘易斯），叙述则变成了这样：“穆斯林自然不是以纳粹那种方式反犹太，只不过他们的宗教非常容易滑向反犹太主义，于是也就这么做了。” 或者对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不存在问题这样的观点“1400年的历史提出了相反的证明。” 在这些的渲染下，美国对伊斯兰的恐惧似乎永远也摆脱不掉了。
没有论证，只有重复。在不同的语境，各种各样的循环之中重复。于是伊斯兰被认为是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中东国家要想现代化只有西方化（和接受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这一条途径。中东控制着资本主义的命脉——石油，有是如此地（在煽动下）容易勾起人们对伊斯兰昔日辉煌的恐惧。文明怎么能被野蛮所控制呢？
而新闻媒体——他们报道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决定了他们不会是严肃的。关于东方的文学作品需要读者，新闻媒体则需要观众和收视率——要足够吸引人的眼球。电视不鼓励观众思考，他追求的是刺激。通过这些新闻媒体，关于东方的叙述通过另外一种手段获得了正确性。“用最简单的话说，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余姚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新的东方主义靠着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继续保留着古老的内核。
萨义德
萨义德常说，自己是被流放的。而知识分子都因该是处于被流放的状态，要从边缘看中心，敢于避免利益的诱惑批评主流的声音。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提出了这样一个学术与政治、利益相勾结的实例，这是他本人一贯反对的。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义德把这点阐述得尤为明显：对权势说真话。学者的发言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而是要促成道德风气的改变。《东方学》中的批判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萨义德一贯思想的延续。我觉得要读懂萨义德，特别是文化批评类作品，读读他的《知识分子论》都是必要的。
他反复强调，他所提倡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相对主义：“阿拉伯人只能用阿拉伯人的思考方式进行思考，西方只能用西方的思维方式。”这其实是与西方的话语霸权是同样反自由的。世界的选择并不是只有“东方”或“西方”，没有什么世界观是绝对对立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常态，也就是萨义德所说的“understanding oneself in relation to others”。不能孤立的看待事物，其实就是追求一种理想的整体观 ，虽然“整体观是一个重要但却无法实现的理想，你不可能看到所有地方或想到一切，你必须选择和强调某些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分类并作出区别。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你才能分析和理解。” 研究要意识到往往指向更大的议题，也要明白之下还有更多的细节。看得出萨义德在很多方面都从福柯，不仅仅是借用了他的话语理论和文化批评，借鉴了很多。
对萨义德的《东方学》的批评自然是存在的，除了老牌东方学家的责难，也有来自后殖民主义者的批评。齐亚乌丁•萨达尔在他的那本介绍性的《东方主义》中已经很详尽的阐述了 ，我认为自己的叙述高明不过他的综合。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没有提出任何新问题。 ”而“悖论的是，《东方主义》的成功所见集的动力首先正是那将东方主义支撑位主要话语者。”
写在最后
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的阅读时间都多多少少花在了相关的理解上，这篇笔记本来有另一版本，本来只想稍微改动，没想到竟提笔重写了。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思路走下去，会让人觉得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既是东方主义的产物，也是对东方主义的反抗。但是再写下去已经不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了，我还掌控不了这么多的素材。
萨义德的书难读，是因为他所叙述的东西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要摆脱东方主义，或者相对存在的“西方主义”。我们正是要学会接受相互矛盾的描述，这样，才会比接受一个刻板的不变的印象更接近丰富多彩的真实。
Orientalism是什么？
Orientalism一词一般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实际上这三个方面是相互紧密的相连的。
萨达尔的《东方主义》中有这么一段：“……东方仅仅是西方为了自身行动中的现实效用以及西方思想的进步而所作的一种建构。作为一个明确的对象的东方根本就没有存在过；东方仅仅是一本模式化了的书，西方人可以从中挑选各种各样的情节，并将之塑造成适合于西方时代的趋势。”这个特点，在Orientalism所指的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作为学科的Orientalism总是和殖民当局、强权联系在一起，它寻求一个服务的对象；而Orientalism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最终由走向大众的东方学家们和不严肃的媒体所主导。这种情况下，承载价值的个体被“××人”和“××民族”这种称述所取代。
《东方学》这本书读了很久，有些地方也反复看了，仍然觉得有些含糊。我觉得要了解东方主义，可以通过考察其基础、历史和“东西方”这些概念的演变来进行。本文是将各种纠结因素结合的一种尝试。
神圣共同体的刻板印象（或者，东方主义的起源）
原始的东方主义诞生于教会对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伊斯兰教—的恐惧：在教皇的权力逐渐上升的时候，这个团结在新启示下的宗教已经逐渐夺去了千万记的信众。罗马教会将伊斯兰刻画为一个至今人们依然不屑于去了解的“魔鬼的宗教”（Mohammedanism这个词最能体现这一点，这个词不但让人想到撒旦，还歪曲了伊斯兰的信仰）。这种刻板的印象，往往会代替人们自己去探寻得到的知识，或者说，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想去探寻，想不到去探寻。这种影响一直影响到今天人们对伊斯兰教的理解。这种刻板印象的塑造不应该归于当时的落后的交通和交流条件，而因该看到它其中也夹杂着基督教世界面对一个新兴的帝国的正常的产生的恐惧。因为交流条件的缺乏根本是借口：作为基督教世界的近邻，双方不可能缺乏交流的条件，伊斯兰世界一直保持着对其他文明的忠实的探索的热情，来自阿拉伯的使节屡次向拜占庭皇帝请求希腊文书籍，当权者鼓励翻译，教义学家利用希腊的哲学思想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伊斯兰世界最终成为了希腊文明遗产的继承者之一。而此时的“欧洲”更多地将希腊看作东方，看作异端的来源 。如果说西方对伊斯兰了解的缺乏的话，很大程度上因该归于缺乏好奇心和探寻的意愿——讽刺的是，这正是日后的“西方”指责伊斯兰世界的另一个刻板形象。实际上，东西方的交流是一直存在而影响深远的，各种宗教和文化因素实际上被内化在了“西方”，比如说，很多的阿拉伯人都被欧洲人看作圣徒与先知 ，拜占庭的破坏圣像运动通常被认为是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然而人们发现，与自己较量了多年的东方帝国—波斯几乎是瞬间就被扫平，本来已经成为欧洲外延的埃及也突然间被征服，圣地落入异教徒的手中，君士坦丁堡被围攻 ——在这些事实带来的恐惧面前，社会便很顺利的建立起了这种刻板印象，也建立起了伊斯兰永久敌人的形象——伊斯兰本来就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个问题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交流也就自然被掩盖了。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刻板的印象是一个神圣共同体对另一个神圣共同体的塑造和视角，西方和东方的概念还是很难区分的。事实上，双方的内部都是多元的，矛盾的，冲突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块。“东方”也是这个神圣共同体用来界定自己的工具之一。
这种构建，正是之后的模式化东方人的原型。
欧洲官方民族主义 的兴起、帝国与东方学的发展
要谈及欧洲官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帝国，是因为这关系到了东西方的界限的划分，也关系到了东方学的工具性的特点（此时的欧洲已经取得了对于其近邻的相对优势了）。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前的欧洲，一个王室家族往往统治着好几个语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中有些甚至是敌对的。在群众性民族主义蔓延之际，这些本没有民族归属的王室选择用官方民族主义来进行自我归化，以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策就是官方语言的确定和相应的教育体系的建立。欧洲官方民族主义的兴起，代表着由拉丁语 主导的神圣共同体的正式的解体。然而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对于东方学而言，刻板印象，之前那个脆弱的神圣共同体的遗产，并没有因为其内部的多样化的体现而消逝，反而成了之后东方学的原材料。
失去了神圣共同体，神圣语言拉丁语的界定，与“东方”相对的“西方”这个概念又如何自我确定呢？荷兰殖民地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西方的自我界定靠的是：强权。这种界定导致了东方的分层，在殖民地法律术语中，有“外籍东方人”（vreemde oosterlingen）这一范畴（包括华人、阿拉伯人、日本人），他们比“土著”高等，享受更高的法律地位——因为看上去他们的文明也更加强大（但他们仍然是东方人，还是低下的，因为他们处于权力的弱势一极）。在对日本人的这个例子中，出于对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的敬畏，荷兰在1899起在法律上将殖民地的日本人提升到“荣誉欧洲人”的地位 。而于此同时，更像是“西方”的俄国就总是被认为在东西方之间徘徊着。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有一章《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很好地说明了东方学的工具性。这些在殖民地所推行的事业，是给我们带来了与多关于古代文明的知识，西方也承认这些曾经辉煌的文明。但他们都包含着这样一种形态意识：“当代的本地人由于如此堕落，以致再也无法企及他们那些推定的祖先们的成就了。” 这样一来，那些被东方学家们重新发现、重建后的古迹，无疑是在向东方人表明：“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显示了你们始终就是——或者已经有漫长的岁月——无力成就伟大的功业或者管理自己。”
同时这种意识形态使得帝国在殖民地的政策不容怀疑，也助长了东方学的文化霸权心理，“一书架的好欧洲藏书可以抵上全部的印度和阿拉伯文学的价值。”，因为传统的殖民地的东方人看上去是无法胜任管理自己的任务的，于是类似于母国的教育体系也在殖民地被建立起来，从而创造出类似“一个种类的人，他们的血统和肤色是印度的，但他们的品位、意见、道德和思维能力确是英国式的”的殖民地官员。——具体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可最终他们本质上是相同的，各个国家的殖民地教育可以很好的证明这一点。
东方学在这种情况下被运用到对各个殖民地的研究中，首先他吸收了东方的“说书人传统”，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充斥在论证中，哪怕是最严肃的学术作品也不例外。而更有意思的是，在提及这些传说时，总要说明传说中说明文明发达的部分总是被夸大的，那些享乐的部分总是说明东方的生活的堕落和其宗教生活的不真诚。 《一千零一夜》——一部在阿拉伯人心中并没有那么神圣的市井小说集——满足了西方人欧洲人的想象欲，它证实了这样一个东方，色情、暴力、盲信、堕落。他成为了大部分欧洲人对东方第一印象的来源，满足了其对异域的好奇。
这里，东方学和东方主义更类似于一个社会的某种道德观。可是作为有“事实根据”和“逻辑体系”学术理论体系。它的稳定性远远高于某些普通的观念。更进一步地，如纪伯伦所说，理论作为窗户，让西方人看到东方（那些被允许看到的部分），却同时又将真实的东方与大众隔离。而他所叙述的事实，只是“将某些观点不断重复”而获得了正确性。
东方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走向也不仅仅是由少数与东方直接接触的人所决定的。相反地，在一定程度上，他也是东方学家与大众交流的产物，至少是尝试相互塑造的产物。更露骨地说，是西方社会思想变革的影子。东方主义是文学性的，首先东方学的资料来源很大程度上来自旅行者、殖民地官员、谣言，而其面向大众的产物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东方学家能无顾虑地引用游记中的内容，而不管作者是否带有偏见，所记载的是否准确。因为一般的大众是无法接触到这些材料的。作为一种文学的存在，他自然要寻找自己的读者群。东方是被“消费的” 。
现代东方学与媒体
现代东方学与权力如此紧密的纠结在一起的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媒体将作为他们面对公众的主要途径。在媒体上，阿拉伯人总是不可避免的同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为了获得所谓的公正性和准确性，媒体往往求助于各种智库和研究机构中的区域研究专家。但是智库和这些研究机构，都是紧密地通各种各样的基金会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所进行的研究，甚至可以说这些研究的取向都是由这些基金会所影响。这样一来，研究的公正性就只能是种不可实现的理想。萨义德在一个访谈中曾经说过，不同的东方主义来自不同的经验——不同于英法，美国没有来自中东的直接经验，他没有完全的占有过中东，但是他却在中东有着种种利益，特别是石油。这样一来，美国的学者研究东方动机往往是这两者：第一是树立他者，界定自身——以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为代表；第二个目的则和以色列有着暧昧的关系——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性——以伯纳德•刘易斯为代表。
所以新闻、评论、书籍将这些被报道的问题最后都将诱因都指向了伊斯兰。有明目张胆的指责，但在那些以“严谨”著称的学者那（萨义德举出的例子是伯纳德•刘易斯），叙述则变成了这样：“穆斯林自然不是以纳粹那种方式反犹太，只不过他们的宗教非常容易滑向反犹太主义，于是也就这么做了。” 或者对西方与伊斯兰世界不存在问题这样的观点“1400年的历史提出了相反的证明。” 在这些的渲染下，美国对伊斯兰的恐惧似乎永远也摆脱不掉了。
没有论证，只有重复。在不同的语境，各种各样的循环之中重复。于是伊斯兰被认为是与现代化不相容的。中东国家要想现代化只有西方化（和接受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这一条途径。中东控制着资本主义的命脉——石油，有是如此地（在煽动下）容易勾起人们对伊斯兰昔日辉煌的恐惧。文明怎么能被野蛮所控制呢？
而新闻媒体——他们报道问题的方式本身就决定了他们不会是严肃的。关于东方的文学作品需要读者，新闻媒体则需要观众和收视率——要足够吸引人的眼球。电视不鼓励观众思考，他追求的是刺激。通过这些新闻媒体，关于东方的叙述通过另外一种手段获得了正确性。“用最简单的话说，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余姚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新的东方主义靠着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继续保留着古老的内核。
萨义德
萨义德常说，自己是被流放的。而知识分子都因该是处于被流放的状态，要从边缘看中心，敢于避免利益的诱惑批评主流的声音。
在《东方学》中，萨义德提出了这样一个学术与政治、利益相勾结的实例，这是他本人一贯反对的。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义德把这点阐述得尤为明显：对权势说真话。学者的发言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确，而是要促成道德风气的改变。《东方学》中的批判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萨义德一贯思想的延续。我觉得要读懂萨义德，特别是文化批评类作品，读读他的《知识分子论》都是必要的。
他反复强调，他所提倡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相对主义：“阿拉伯人只能用阿拉伯人的思考方式进行思考，西方只能用西方的思维方式。”这其实是与西方的话语霸权是同样反自由的。世界的选择并不是只有“东方”或“西方”，没有什么世界观是绝对对立的——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常态，也就是萨义德所说的“understanding oneself in relation to others”。不能孤立的看待事物，其实就是追求一种理想的整体观 ，虽然“整体观是一个重要但却无法实现的理想，你不可能看到所有地方或想到一切，你必须选择和强调某些东西。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分类并作出区别。只有采取这种方式，你才能分析和理解。” 研究要意识到往往指向更大的议题，也要明白之下还有更多的细节。看得出萨义德在很多方面都从福柯，不仅仅是借用了他的话语理论和文化批评，借鉴了很多。
对萨义德的《东方学》的批评自然是存在的，除了老牌东方学家的责难，也有来自后殖民主义者的批评。齐亚乌丁•萨达尔在他的那本介绍性的《东方主义》中已经很详尽的阐述了 ，我认为自己的叙述高明不过他的综合。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没有提出任何新问题。 ”而“悖论的是，《东方主义》的成功所见集的动力首先正是那将东方主义支撑位主要话语者。”
写在最后
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的阅读时间都多多少少花在了相关的理解上，这篇笔记本来有另一版本，本来只想稍微改动，没想到竟提笔重写了。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思路走下去，会让人觉得殖民地的民族主义既是东方主义的产物，也是对东方主义的反抗。但是再写下去已经不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了，我还掌控不了这么多的素材。
萨义德的书难读，是因为他所叙述的东西本来就是相互矛盾的，要摆脱东方主义，或者相对存在的“西方主义”。我们正是要学会接受相互矛盾的描述，这样，才会比接受一个刻板的不变的印象更接近丰富多彩的真实。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