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失落，关于存在

据毕飞宇自己说，在写完《青衣》的近一年时间里，他一直在等待一个人物，正是这个人物促成了《玉米》的诞生。那么，我是否可以推测《青衣》和《玉米》存在着某种联系？筱燕秋和玉米同为女人，同样承载着作者关于人的宿命及存在的思考，她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被作者叙述的呢？她们的存在是否暗示了某一种生存方式？

这两个中篇的气质太不同了，《青衣》有着浓重的色彩感，《玉米》则内敛得多，筱燕秋是个“一根筋”的女人，她身上存着一股冲动，甚至有些冒失，这让她太过鹤立鸡群；玉米却不同，玉米的存在有着很强的现实感，这是一个有根基的人物，身上常态的普遍的东西很多，无论他的身份还是家庭背景都体现了这种普遍性。但玉米也并不是一个安分的女人，她的不安分表现在她在要求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并不是筱燕秋心目中嫦娥那样的人物或人生，玉米实际得多，她认为这高度是可达到的，一度也确实达到了，在这一点上她具备精确的判断力。同时她也兼具足够的控制力和自律能力，这些能力让她争胜的个性如虎添翼。一个人好胜和有能力争胜是不一样的，后者显然要强大太多。筱燕秋好胜，但这好胜只能以一种幽暗的迂回的方式存在于主流世界中，筱燕秋注定是一个孤独的盲目的探索者；玉米的争胜则具备了布棋一样细密的心思，全面可行的手段，充满冷峻的理性与心机。可以说，玉米是长大了的筱燕秋，她懂得隐蔽自己的野心，懂得为自己的欲望套上合适的外衣，她不屑于像筱燕秋一样走孤注一掷的人生，她需要把她的生活轨迹和规则印刻在有迹可循的地方，这是她与筱燕秋之间最大的不同。

那么，一个理性的人生相较于一个感性的人生是否能更幸福一些呢？成熟的玉米是否比懵懂的筱燕秋更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抑或，对于玉米而言，什么程度的幸福才是她要的幸福？幸福本身是可得的吗？但毕飞宇关注的并不是命运的幸福，这从来不是他的主题，他关注的是失落，命运的失落，我们丢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丢了呢？我们怎么会活的如此不尽如人意？毕飞宇说：“我一直想弄明白，人应该是怎样的，很遗憾，我没有找到答案。”假若有答案，或者有求出答案的公式，那么人就能知道自己是怎样的，我们就不会丢了自己。可惜没有，命运是不可知、不可求的，它甚至不可揣度。失落，成了玉米的整个人生，她的测量越是精确，她的求证越是科学，她的失落越是强悍霸道不讲理地占据着她的生活。到最后，只剩下卑贱到了家的惨淡笼罩着她。

“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我常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它说得太肯定太向上了，看完《玉米》之后，我更加确定它的问题了。首先，人追求幸福，并不是出于权利，而是本能。幸福是夏娃偷吃的禁果，它滋味甘美，所以夏娃一定会经不住诱惑，这就是人。人在追逐诱惑的过程中动用了自己全部的智慧，但诱惑本身又是多面的，人往往只看到了一面，于是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偏差。幸福之于玉米而言，是一种准则，是她看待世界的规则，她的价值判断驱使着她去做出各式各样的努力，并因此而获得一种因自我的认同而产生的满足感。那么为什么这满足感仍然会面临坍塌的结局呢？记得评论家李敬泽在《玉米》的序言中提到了“中国经验”一词，让我茅塞顿开。玉米的生活准则，她的欲望的根源及依凭，就是“中国经验”的核心价值。她的生存环境，成长经历等等，构成了传统的“中国式”成长的所有内容。那么很自然的在玉米的身上也将体现出“中国经验”内在的自我矛盾和分裂。正是这种分裂让玉米的幸福陷入了彷徨无地，让她的追逐体现出了生存的悖谬。人的智慧是有限的，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可以是智慧的紧箍咒，玉米就是这样被自己牢牢地栓紧了，她跌入了命运漩涡，并最终甘心情愿地领受了这极其惨淡极其寒冷的悲凉。

人的生存，最先认识的是自己，最难摆脱的也是自己，人一生都在和自己较劲，却得不到一个明晰的，确定的结局，这就是存在。这是人的悲哀吗？也许吧，我们可以为做任何事而用尽全力，却无法与自己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