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篇对董译和杨译《堂吉诃德》的评价
《堂吉诃德》董燕生的译本可以说是近年来新出的一种一本，翻译的确实不错，读者反映不错，但他对杨绛的译本的攻击好像受到不少学者的谴责，现转一帖供大家参考。以下为转帖：
《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堂吉诃德》中译本据称多达一二十种，其中一位译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当反面教材”，董燕生说，“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他还批评杨绛译本中“胸上长毛”、“法拉欧内”、“阿西利亚”等译法，并指责杨绛译本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可见她翻译时删掉了其中的部分章节”，最后他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堂吉诃德》中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杨绛译本，被指责为“反面教材”，已引起各方的关注。
资深出版人李景端对此甚感惊讶，因为杨绛曾将《堂吉诃德》中一句成语译为“胸上长毛”，这在西班牙语界，有人称它败笔，也有人称它妙笔，对涉及翻译学不同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恐怕难有人能做出正确结论。李景端曾电话向杨绛求证，但杨绛一听说这事就批评了李景端，说：“你怎么还像个毛头小伙子爱管闲事！对那种批评，我一点不生气，不想去理它，随他怎么说吧。”
经过“软磨”，杨绛才告诉李景端：“《文史通义》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翻译涉及两种文字的不同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比如书中许多诗歌，可以去查查，原诗是多少行，我少译了哪一行？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
一位资深翻译家给记者举例：塞万提斯讲故事和用词，常常十分冗长罗嗦，适当“点烦”，确实会使语意更加突出，情节更加紧凑。以《堂吉诃德》（上册）两章的标题为例。如第33章标题，董燕生译本为：“这里讲到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屠孟超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杨绛则译为：“何必追根究底（故事）”。又如第35章标题，董译本为：“堂吉诃德勇猛大战红葡萄酒皮囊和《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故事结尾”；屠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结束”；杨绛则译为：“堂吉诃德大战盛满红酒的皮袋，《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结束”。仅对比第33章的标题，杨绛译文的字数，比董、屠译本少了一半或近一半，但读来并不会产生误解或歧义，反而感到言简意明。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告诉记者：“翻译绝不是一门语言的技术，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而艺术有时是不认规律的，诸如语法或某个词的常用词义等等。凡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来的，译者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其译作就休想攀上原作的高度。再就文学的风格讲，《小癞子》和《唐吉诃德》都是具有巴罗克文学特征的作品。巴罗克文学在17世纪的南欧和中欧盛极一时，后被埋没，20世纪又重新崛起。杨先生那么喜欢译巴罗克小说（或流浪汉小说），她分明看到了这种非正统文学的野性基因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前途。这就是文化底蕴所使然，不知董燕生看到了其中奥秘没有？”
翻译家、歌德学者杨武能认为：专挑名家名译的“错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是这些年译坛的歪风之一。如果发难者系无名小卒，不可理睬，以免成就其踩着名家的肩膀爬进名人堂的美梦。董燕生似非无名之辈，据理予以驳斥确属必要。
“在这一事件中，董燕生有滥用职权的嫌疑。”翻译家、劳伦斯学者毕冰宾认为，“作为一个译者，董燕生怎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是不公平竞争！作为一名教授，他这样是滥用国家给他在公共讲坛上传授知识的权利。在法律或学术界没有普遍认可和裁定的情况下，怎么能在课堂上私自给杨绛译本定性，而且是给一个有竞争的译本定性？这是滥用教师的职权，是一种学术腐败。”
《堂吉诃德》问世四百周年，《堂吉诃德》中译本据称多达一二十种，其中一位译者董燕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畏前辈权威，敢把杨绛译文当反面教材”，董燕生说，“认为杨绛译本就是最好的版本完全是个误解”，“她太自信了，该查字典的地方没有去查字典”；他还批评杨绛译本中“胸上长毛”、“法拉欧内”、“阿西利亚”等译法，并指责杨绛译本比他的译本少了11万字，“可见她翻译时删掉了其中的部分章节”，最后他说：“我现在是拿它当翻译课的反面教材，避免学生再犯这种错误。”
《堂吉诃德》中译本中发行量最大的杨绛译本，被指责为“反面教材”，已引起各方的关注。
资深出版人李景端对此甚感惊讶，因为杨绛曾将《堂吉诃德》中一句成语译为“胸上长毛”，这在西班牙语界，有人称它败笔，也有人称它妙笔，对涉及翻译学不同诠释的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恐怕难有人能做出正确结论。李景端曾电话向杨绛求证，但杨绛一听说这事就批评了李景端，说：“你怎么还像个毛头小伙子爱管闲事！对那种批评，我一点不生气，不想去理它，随他怎么说吧。”
经过“软磨”，杨绛才告诉李景端：“《文史通义》中讲到刘知几主张对文章要进行‘点烦’，要删繁就简，点掉多余烦琐的文字，翻译涉及两种文字的不同表述，更应该注意‘点烦’。《堂吉诃德》的译文，起初我也译有八十多万字，后经我认真的‘点烦’，才减到七十多万字，这样文字‘明净’多了，但原义一点没有‘点掉’。比如书中许多诗歌，可以去查查，原诗是多少行，我少译了哪一行？搞翻译，既要为原作者服务好，又要为读者服务好，我‘点烦’掉十多万字，就是想使读者读得明白省力些，何况这一来我还少拿了十多万字的稿费呢。”
一位资深翻译家给记者举例：塞万提斯讲故事和用词，常常十分冗长罗嗦，适当“点烦”，确实会使语意更加突出，情节更加紧凑。以《堂吉诃德》（上册）两章的标题为例。如第33章标题，董燕生译本为：“这里讲到一个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屠孟超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杨绛则译为：“何必追根究底（故事）”。又如第35章标题，董译本为：“堂吉诃德勇猛大战红葡萄酒皮囊和《死乞白赖想知道究竟的人》故事结尾”；屠译本为：“《一个不该这样追根究底的人的故事》结束”；杨绛则译为：“堂吉诃德大战盛满红酒的皮袋，《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结束”。仅对比第33章的标题，杨绛译文的字数，比董、屠译本少了一半或近一半，但读来并不会产生误解或歧义，反而感到言简意明。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告诉记者：“翻译绝不是一门语言的技术，而是一门语言的艺术，而艺术有时是不认规律的，诸如语法或某个词的常用词义等等。凡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从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来的，译者没有相应的文化底蕴，其译作就休想攀上原作的高度。再就文学的风格讲，《小癞子》和《唐吉诃德》都是具有巴罗克文学特征的作品。巴罗克文学在17世纪的南欧和中欧盛极一时，后被埋没，20世纪又重新崛起。杨先生那么喜欢译巴罗克小说（或流浪汉小说），她分明看到了这种非正统文学的野性基因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前途。这就是文化底蕴所使然，不知董燕生看到了其中奥秘没有？”
翻译家、歌德学者杨武能认为：专挑名家名译的“错儿”，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贬低他人抬高自己，是这些年译坛的歪风之一。如果发难者系无名小卒，不可理睬，以免成就其踩着名家的肩膀爬进名人堂的美梦。董燕生似非无名之辈，据理予以驳斥确属必要。
“在这一事件中，董燕生有滥用职权的嫌疑。”翻译家、劳伦斯学者毕冰宾认为，“作为一个译者，董燕生怎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是不公平竞争！作为一名教授，他这样是滥用国家给他在公共讲坛上传授知识的权利。在法律或学术界没有普遍认可和裁定的情况下，怎么能在课堂上私自给杨绛译本定性，而且是给一个有竞争的译本定性？这是滥用教师的职权，是一种学术腐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