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后再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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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仰慕写书评及影评的人。
我以为如果要称得上一个“评”字,并且还要将之公之于众,便需有如柯灵评价钱钟书时所指的境界: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袍。。。。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撇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
曾经很吃力地研读过钱钟书的《谈艺录》。这部作品内容相当广博,中西对比,贯穿古今,一直被比较文学领域的人偷来当做典范之作。
我的阅读过程之艰难卓绝,简直可用绝望两个字形容。对于智商的自信被摧毁得一塌糊涂。
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只能读懂这部《元白诗笺证稿》了。
读陈寅恪的第一篇文章是《狐臭与胡臭》,用诗文与史互证,基本是引用一段资料,作几行分析。于是,幼稚而天真地以为若是依照陈先生的行文风格,写论文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仿佛完全不需要逻辑与内在的理性联系。也不用考虑字数的要求。
文科类的学术文章一般走两条路线,一条是考证派,极尽翻书之能事,寻找出前人未曾发现过的文字证据来说明某个现象;一条是理论派,用一个理论的框架作为论点的依据,一般实用于西方理论,什么新批评,弗洛伊德之类的,在这个理论的框架下去分析一个现象或者作品。
陈先生的这部作品完美地体现了他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应归属于考证派。
比如通过史料证明,白居易的《长恨歌》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知识性错误:由于温汤驱寒之功效,唐玄宗应该是冬季春秋临幸骊山,不该是七月七日;唐朝的长生殿应该为寝宫,所以华清宫不该用来祭祀神明等。
本书还结合史料论证元稹《莺莺传》之流行以及不受当时士大夫诟病的原因。
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元稹应该是最无耻的一个了。虽然他写过这样地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看起来是多么忠贞多么热烈的感情。然而,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也将他的始乱终弃非常坦诚地写在《莺莺传》里。
在唐朝,评价士大夫的人品标准为二,一为婚姻,一位仕途。当时有五大显赫的姓氏,能与这五大姓氏的女子结婚,那么这个人的仕途就有保证,所以元稹放弃贫贱妻子另娶也是一件情有可原的事情。
陈先生在这本书里对这一现象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论证。而结论之深刻,依然适合当今社会。
几乎所有研究元稹,白居易诗歌的人都跳不过这部作品。而那些研究唐代政治制度以及唐代外来文化的人也跳不过这部作品。
我以为如果要称得上一个“评”字,并且还要将之公之于众,便需有如柯灵评价钱钟书时所指的境界: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袍。。。。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撇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
曾经很吃力地研读过钱钟书的《谈艺录》。这部作品内容相当广博,中西对比,贯穿古今,一直被比较文学领域的人偷来当做典范之作。
我的阅读过程之艰难卓绝,简直可用绝望两个字形容。对于智商的自信被摧毁得一塌糊涂。
陈寅恪的学术著作,力所能及的范围,我也只能读懂这部《元白诗笺证稿》了。
读陈寅恪的第一篇文章是《狐臭与胡臭》,用诗文与史互证,基本是引用一段资料,作几行分析。于是,幼稚而天真地以为若是依照陈先生的行文风格,写论文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仿佛完全不需要逻辑与内在的理性联系。也不用考虑字数的要求。
文科类的学术文章一般走两条路线,一条是考证派,极尽翻书之能事,寻找出前人未曾发现过的文字证据来说明某个现象;一条是理论派,用一个理论的框架作为论点的依据,一般实用于西方理论,什么新批评,弗洛伊德之类的,在这个理论的框架下去分析一个现象或者作品。
陈先生的这部作品完美地体现了他精考细推的治学方法,应归属于考证派。
比如通过史料证明,白居易的《长恨歌》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知识性错误:由于温汤驱寒之功效,唐玄宗应该是冬季春秋临幸骊山,不该是七月七日;唐朝的长生殿应该为寝宫,所以华清宫不该用来祭祀神明等。
本书还结合史料论证元稹《莺莺传》之流行以及不受当时士大夫诟病的原因。
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元稹应该是最无耻的一个了。虽然他写过这样地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看起来是多么忠贞多么热烈的感情。然而,因为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也将他的始乱终弃非常坦诚地写在《莺莺传》里。
在唐朝,评价士大夫的人品标准为二,一为婚姻,一位仕途。当时有五大显赫的姓氏,能与这五大姓氏的女子结婚,那么这个人的仕途就有保证,所以元稹放弃贫贱妻子另娶也是一件情有可原的事情。
陈先生在这本书里对这一现象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论证。而结论之深刻,依然适合当今社会。
几乎所有研究元稹,白居易诗歌的人都跳不过这部作品。而那些研究唐代政治制度以及唐代外来文化的人也跳不过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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