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寅恪先生认为：其意未能详知，然所涉种族及文化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如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纥豆陵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皆为胡种。不待五代之乱，神州东北一隅“悉化戎墟”，即在盛唐之玄宗世，“东汉、魏晋、北朝文化最高之河朔地域，其胡化亦已开始。”胡族如高丽、东突厥、回纥、奚、契丹之类移居河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瞿蜕园先生博通经史，对两唐书，通鉴以及历代职官深有研究，著《铢庵文存》，内收“读《日本之再认识》”，论及胡汉：“唐朝是民族大混合时代，而所谓中国人者，自帝室皇亲以至公卿大夫学士，下至兵卒，又无不羼有汉末以来各胡种的血液。所有风俗习惯都是混同的，甚至语言文字，早都带有变化的色彩。”

其注释云：“元稹、白居易的诗，号称‘元轻白俗’。元稹是拓跋氏之后裔，白居易也是九姓胡之一，魏齐以来，占籍太原。因为种族的关系，所以诗格也略与汉人不同。不信，再看元结也是如此。次山诗向来不与乐天相提并论，然而，据我看，都是朴素一路，不甚用词藻及典故来堆砌。尤其次山诗还带一点生硬，令人联想到耶律楚材的诗，好像外国人作汉诗，总免不了有些牵强。然则元白一路的诗，的确是带有外国味的。结果外国味的东西毕竟受人欢迎。为什么呢？因为自然不雕饰，容易为大众了解，所谓老妪都解也。凡文学之成为普遍性的文学，皆由于此。”

据两唐书列传，元稹十代祖乃鲜卑族拓跋氏后魏昭成皇帝，六代祖岩，为隋兵部尚书；而白居易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

寅恪先生考释元白世系，认为：“吾国中古之时，西域胡人来居中土，其世代甚近者，殊有考论之价值。若世代甚远久，已同化至无何纤微迹象可寻者，则止就其仅余之标帜即胡姓一事，详悉考辨，恐未必有何发见，而依吾国中古史‘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统’之事例言之，(见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则此类问题亦可不辨。故谓元微之出于鲜卑，白乐天出于西域，固非妄说，却为赘论也。”

“乐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镇之部属归向中朝，其家风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如其父母之婚配与当日现行之礼制（开元礼）及法典极相违戾，即其例也。后来乐天之成为牛党而见恶于李赞皇，其历史之背景由来远矣。” （《《元白诗笺证稿》》）

寅恪先生治唐史，强调种族与文化乃关键之所在，尤以文化为重：“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总而言之，全部北朝史中凡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即文化之关系较重而种族之关系较轻。”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寅恪尝于拙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详论北朝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文化，而不在种族。兹论南朝民族问题，犹斯旨也。”（《金明馆丛稿初编》）

鉴于此，今之读元白诗，而不读唐史，不从文化角度考量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

两唐书列传载：元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穆宗在东宫，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元才子。

据元稹自叙：“闲诞无事，遂专力于诗章。日益月滋，有诗句千余首。其间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者有之。辞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唯杯酒光景间，屡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为律体卑痹，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间多新进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放效，而又从而失之，遂至于支离褊浅之辞，皆目为元和诗体。”寅恪先生总结其为二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之小碎篇章，此类实亦包括微之所谓艳体诗中之短篇在内。

白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而往往流闻禁中。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甚伪者，相辄能辩之。与元稹书曰：“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足见其歌诗流传之广。

“元白此类诗之广播流行，风靡当日又可知矣。斯即李戡斥为“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于人间，书于屏壁，子父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者。（樊川集玖李戡墓志铭）而叶石林于避暑録话三驳之云：如乐天讽谏闲适之辞，可既谓淫言媟语耶？”

元白二公，诗友也，亦诗敌也。故二人之间，互相仿效，各自改创，以蕲进益。有仿效，然后有似同之处。有改创，然后有立异之点。

寅恪先生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及元白诗歌之异化，例如，《琵琶引》：“乐天诗中疑滞之字句，不易解释，或莫知适从者”；《新乐府》：“微之法曲篇末云：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乐天则取胡妆别为此篇以咏之。盖元和之时世妆，实有胡妆之因素也。凡所谓摩登之妆束，多受外族之影响。”

“关于元白二公作品之比较，又有可得而论者，即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是也。”

“又微之所作，其语句之取材于经史者，……颇嫌硬涩未融。乐天作中固无斯类，即微之晚作，亦少见此种聱牙之语。然则白诗即元诗亦李诗之改进作品。是乃比较研究所获之结论，非漫为轩轾之说也。”

《法曲》：“此诗之华夷音声理论与微之相同，恐公垂原作亦复如是，其是非如何，姑不置辨。若以史实言之，则殊不正确。……霓裳羽衣曲，实原本胡乐，又何华声之可言？开元之世治民康与此无涉，固不待言也。《教坊记笺订》大曲名云：法曲首推霓裳羽衣曲为冠冕，堪称唐代千万乐舞中之典型作，地位极高。再则堪认为有唐一代之国歌、国乐、国舞者，乃赫赫三百年之久之破阵乐是。

“琵琶之为胡乐而非华声，不待辨证。而法曲有其器，则法曲之与胡声有关可知也。然则元白诸公之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今古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

细读元白赋《新乐府》，即可看出文化影响，如寅恪先生所言：“微之赋新题乐府，其不及乐天之处有二：（一）为一题涵括数意，则不独词义复杂，不甚清切，而且数意并陈，往往使读者不能知其专主之旨，注意遂难于集中。故读毕后影响不深，感人之力较一意为一题，如乐天之所作者，殊相悬远也。（二）为造句遣词，颇嫌晦涩，不似乐天作品词句简单流畅，几如自然之散文，却仍极富诗歌之美。且乐天造句多以三七言参差相间杂，微仿古乐府，而行文自由无拘牵滞碍之苦。微之所赋，则尚守七言古体诗之形式，故亦不如乐天所作之潇洒自然多矣。夫微之作品此二病，若无乐天作品存在，似亦难发见。”

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赞乐天有自知之明：“乐天深赏梦得诗之处，即乐天自觉其所作逊于刘诗之处，此杜少陵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者，非他人，尤非功力远不及己之人，所能置喙也。乐天自言其与微之诗文之病，在辞繁言激。故欲删其烦，而晦其义。此为乐天有自知之明之真实语也。”元白诗“辞繁言激”，是否因胡化之影响，也未可知？

有宋一代，诗社多达三百，诗话计有一百三十八种，（郭绍虞《宋诗话考》）可谓盛矣！然而，写诗话者，大多陈义甚高，赋诗不过尔尔。

严羽《沧浪诗话》论宋“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澹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又发高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语含贬义，却道出唐宋诗之不同内涵。

“又宋人论诗，如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之类，俱推崇杜少陵而贬斥白香山。谓乐天《长恨歌》详写燕昵之私，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无礼于君，喜举老杜北征诗‘未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一节，及哀江头‘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一节，以为例证。殊不知《长恨歌》本为当时小说文中之诗歌部分，其史才议论已别见于陈鸿传文之内，歌中自不涉及。而详悉叙写燕昵之私，正是言情小说文体所应尔，而为元白所擅长者。如魏张之妄语，真可谓‘不晓文章体裁，造语蠢拙。’也。又汪立名驳隐居诗话之言云：

此论为推崇少陵则可，若以此贬乐天，则不可。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自与《北征》诗不同。讳马嵬事实，则‘长恨二字便无着落矣。

是以陈鸿作传为补《长恨歌》之所未详，即补充史才议论之部分，则不知此等部分，为诗中所不应及，不必详者。然则汪氏不解当日小说体裁之为何物，忧有强作解事之嫌也。”（《元白诗笺证稿》）

苏轼名言“元轻白俗”，影响后世评价元白。此论见于《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意在贬抑元白孟贾，以衬托友人柳瑾（字子玉）。“嘹然一吟，众作卑陋。”虚美之词矣！其实，东坡也曾赞颂乐天，赋诗早习梦得、乐天，晚学渊明。

或将“元轻白俗”释为微之诗轻佻，乐天诗俚俗，殊不知，“元和一代文章正宗，应推元白，而非韩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

说者亦不知，“小说则可为驳杂无实之说，既能以俳谐出之，又可资雅俗共赏，实深合尝试且兼备宣传之条件。”“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 ...... 改良当时民俗传诵之文学，正同于以“古文”试作小说之旨意及方法。”所谓“元轻白俗”，时也，势也，胡俗也。

“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列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

微之天才也，文章极详繁切至之能事，既能于非正式男女间关系如与莺莺之因缘，详尽言之于会真诗传，则亦可推之于正式男女间关系如韦氏者，抒其情，写其事，缠绵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诗一体之绝唱，实由其特具写小说之繁详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

“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元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人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初本微之文集中附庸小说，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鉅制，即是其例。”（《元白诗笺证稿》）

元稹娶韦丛之前，曾有相恋情人，遂将缠绵之事，写入《莺莺传》：“贞元中，有张生者，性温茂，美风容，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或朋从游宴，扰杂其间，他人皆汹汹拳拳，若将不及，张生容顺而已，终不能乱。以是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

不久，张生游于蒲，在普救寺遇崔氏孀妇，崔家有女名莺莺，“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 张惊而销魂，通过红娘通款曲，“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支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 ...... 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 ...... 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 ...... 数月，复游于蒲，会于崔氏者又累月。”

始乱之，终弃之，张生赴京后变心，与友朋宴谈，称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寅恪先生据此认为：“小说之文宜备众体。莺莺传中忍情之说，即所谓议论，会真等诗，即所谓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皆当日小说文中，不得不备具者也。”

“《莺莺传》，即世称为《会真记》者也 ...... 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 ...... 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至目倡伎者。”（《元白诗笺证稿》附：读《莺莺传》）

或言元稹即张生，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贞元十九年（803），元稹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郞，娶太子少保韦夏卿小女韦丛。婚后七年，韦丛逝，元稹赋悼亡诗三十三首（《长庆集》第九卷），首首凄婉动人，而悼亡诗中最为世传诵者，莫若《三遣悲怀》之七律三首，孙洙《唐诗三百首》选《三遗悲怀》，评论道：“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浅近”二字指言浅意深，语近情遥。

对此，寅恪先生评道：“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者，俱为社会所不齿。……但明乎此，微之所以作《莺莺传》，直叙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迹，绝不为少惭，或略讳者，即职是故也。其友人杨巨源、李绅、白居易亦知之，而不以为非者，舍弃寒女，而别婚高门，当日社会所公认之正当行为也。否则微之为极热中巧宦之人，值其初具羽毛，欲以直声升朝之际，岂肯作此贻人口实之文，广为流播，以自阻其进取之路哉？” （《元白诗笺证稿》）

白居易放浪形骸之外，亦时也，“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 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旧唐书》）

“太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除同州 刺史，辞疾不拜。...... 四年冬，得风病，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 叶梦得《避景录话》一论白乐天云：

“然吾犹有微恨，似未能全忘声色杯酒之累，赏物太深，犹有待而后遗者，故小蛮樊素每见于歌咏。”

寅恪案，乐天于开成四年十月年六十八，得风痺之疾，始放遣诸妓。前此既未全遣除声色之累，其炼丹烧药，岂有似于昌黎“火灵库”者耶？

韩愈（昌黎）独尊儒术，著《原道》、《原性》，“奥衍闳深”，何其岸然道貌，然“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则疑当时士大夫为声色所累，即自号超脱，亦终不能免。”《全唐诗》第一四函张籍二《祭退之》五古述韩公病中文昌往视一节云：

中秋十六夜，魄圆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语于阶楹。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临风听繁丝，忽遽闻再更。顾我数来过，是夜凉难忘。

“夫韩公病甚将死之时，尚不能全去声伎之乐，则平日于“园花巷柳”（见《昌黎集》十《夕次寿阳驿题吴郎中诗后》七绝》）及“小园桃李”（见《昌黎集》十《镇州初归》七绝，及《唐诗林》六《韩退之有二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条。）之流，自未能忘情。明乎此，则不独昌黎之言行不符得以解释，而乐天之诗，数卷之中，互相矛盾，其故亦可瞭然矣。”

寅恪先生据此总结：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离乱，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此种社会阶级重词赋而不重经学，尚才华而不尚礼法，经故唐代进士科，为浮薄放荡之徒所归聚，与倡伎文学殊有关系。（《元白诗笺证稿》）

窃以为，千年前人与事，权当小说家言。

◆ 第一章 長恨歌

蓋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世。德宗本爲崇奬文詞之君主，自貞元以後，尤欲以文治粉飾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當時藩鎮跋扈，武夫横恣，固爲紛亂之狀態。然就文章言，則其盛況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貞觀開元之時代。此時之健者有韓柳元白，所謂「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運動，即發生於此時，殊非偶然也。又中國文學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點焉，即今日所謂唐代小説者，亦起於貞元元和之世，與古文運動實同一時，而其時最佳小説之作者，實亦即古文運動中之中堅人物是也

然碑誌傳記爲敍述真實人事之文，其體尊嚴，實不合於嘗試之條件。而小説則可爲駮雜無實之説，既能以俳諧出之，又可資雅俗共賞，實深合嘗試且兼備宣傳之條件。

唐代貞元元和間之小説，乃一種新文體，不獨流行當時，復更輾轉爲後來所則效，本與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體製也。

其優點在便於創造，而其特徵則尤在備具衆體也。

二詩作者不同，價值亦異，而其體裁實無一不合。蓋二者同爲具備衆體之小説中之歌詩部分也

元白二人之作詩，亦各受他一人之影響

白陳之長恨歌及傳，實受李元之鶯鶯歌及傳之影響，而微之之連昌宫詞，又受白陳之長恨歌及傳之影響。其間因革演化之跡，顯然可見。

長恨歌及傳之作成在鶯鶯歌及傳作成之後。其傳文即相當於鶯鶯傳文，歌詞即相當於鶯鶯歌詞及會真等詩，是其因襲相同之點也

長恨歌及傳中分出别行，爲世人所習誦，久已忘其與傳文本屬一體

脱離備具衆體詩文合併之當日小説體裁，而成一新體，俾史才詩筆議論諸體皆匯集融貫於一詩之中

亦受樂天新樂府體裁之暗示，而有所摹仿

即如朱氏所考楊氏之受册爲壽王妃在開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度爲女道士在開元二十五年正月二日，則其間相隔已逾一歲，頗已有舉行親迎同牢之危險矣。

楊氏入宫，至早亦必在開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其間相隔至少已越兩歲，豈有距離如是長久，既已請期而不親迎同牢者乎？由此觀之，朱氏「妃以處子入宫似得其實。」之論，殊不可信從也。

楊氏究以何時入宫，則度壽王妃楊氏爲女道士勅文雖無年月，然必在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薨以後，天寶四載八月壬寅日即十七日册楊太真爲貴妃以前。

册韋昭訓女爲壽王妃事，竟遲至天寶四載者，則以其與册楊太真爲貴妃事，互爲關聯。

可知温湯療疾之風氣，本盛行於北朝貴族間。唐世温泉宫之建置，不過承襲北朝習俗之一而已

玄宗之臨幸華清，必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時節，始可無疑。而長生殿七夕私誓之爲後來增飾之物語，並非當時真確之事實一點，亦易證明矣

此曲本出天竺，經由中亞，開元時始輸入中國

大抵以左右龍武左右羽林軍合成四軍。及至德二載，始置左右神武軍。是至德以前有四軍無六軍明矣

皆言貴妃縊死馬嵬，獨夢得此詩謂其吞金自盡

峨嵋山在嘉州，與幸蜀路並無交涉。

若依樂天詩意，玄宗夜雨聞鈴，製曲寄恨，其事在天寶十五載赴蜀途中，與鄭書合，而與張詩及段書之以此事屬之至德二載由蜀返長安途中者，殊不相同。

夫長安城中於宫禁之外，實有祀昭成太后之太真宫，可無論矣。而禁中亦或有别祀昭成竇后之處，與後來帝王於宫中别建祠廟以祠其先世者相類

温泉祛寒去風之旨既明，則玄宗臨幸温湯必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時節。今詳檢兩唐書玄宗紀無一次於夏日炎暑時幸驪山，而其駐蹕温泉，常在冬季春初，可以證明者也。

蓋因唐代寢殿習稱長生殿

唐代宫中長生殿雖爲寢殿，獨華清宫之長生殿爲祀神之齋宫。神道清嚴，不可闌入兒女猥瑣。

據唐代可信之第一等資料，時間空間，皆不容明皇與貴妃有夏日同在驪山之事實。

頗疑麗情本爲陳氏原文，通行本乃經樂天所删易。議論逐漸減少，此亦文章體裁演進之跡象。其後卒至有如連昌宫詞一種，包括議論於詩中之文體，而爲微之天才之所表現者也

長恨歌爲具備衆體體裁之唐代小説中歌詩部分，與長恨歌傳爲不可分離獨立之作品。故必須合併讀之，賞之，評之

今試釋長恨歌内容有二特點：一爲楊玉環雖極承寵愛，而終不得立爲皇后，二爲此詩描述神仙之韻事風情，爲當時詩人所不能及。

連昌宫詞有二特點，即銷兵、望幸兩事，最可迎合穆宗及宦寺之心意

藉連昌宫詞、長恨歌兩詩中有合於人主及宦寺之心意而得爲翰林學士

◆ 第二章 琵琶引

樂天之長恨歌琵琶引兩詩相提並論，其來已久

樂天之作此詩，亦已依其同時才士，即元微之，所作同一性質題目之詩，即琵琶歌，加以改進。今取兩詩比較分析，其因襲變革之詞句及意旨，固歷歷可覩

先考定微之作品年代，然後詮論樂天之詩

琵琶歌作於元和五年

樂天琵琶引作於元和十一年

樂天此詩自抒其遷謫之懷，乃有真實情感之作。與微之之僅踐宿諾，償文債者，大有不同。其工拙之殊絶，復何足怪哉

劉詩多述泰娘遭遇之經過，雖甚稱其絶藝，而不詳寫琵琶之音調。此則與元之琵琶歌白之琵琶引不同者

則二公之藉題自詠，止可視爲各别發展，互不相謀者。蓋二公以謫吏逐臣，詠離婦遺妾。其事既相近，宜乎於造意感慨有所冥會也。

悲善才一詩作成之時間，遠在琵琶引以後。且其間李公垂似已因緣窺見樂天之詩，而所作猶未能超越

蓋江州司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婦之船，而邀此長安故倡從其所乘之船出來，進入江州司馬所送客之船中，故能添酒重宴。

一即此茶商之娶此長安故倡，特不過一尋常之外婦。其關係本在可離可合之間，以今日通行語言之，直「同居」而已。此即唐代當時士大夫風習，極輕賤社會階級低下之女子。視其去留離合，所關至小之證

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由文詞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大抵放蕩而不拘守禮法，與山東舊日士族甚異

泉流水下灘不成語，且何以與上句屬對？昔年曾謂當作「泉流冰下難」

然則其擴琵琶歌「冰泉嗚咽流鶯澀」之一句爲琵琶引「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之二句，蓋亦受微之詩影響。

此長安故倡，其幼年家居蝦䗫陵，似本爲酒家女。又自漢以來，旅居華夏之中亞胡人，頗以善釀著稱，而吾國中古傑出之樂工亦多爲西域胡種。則此長安故倡，既居名酒之産區，復具琵琶之絶藝，豈即所謂「酒家胡」者耶？

野客叢書［貳柒］云，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品。至朝散大夫方换五品服色，衣銀緋。

元和十二年樂天之散官爲將仕郎

將仕郎爲最低級之文散官

開元八年二月二十日勅，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爲常式。

樂天此時止爲州佐，固唯應依將仕郎之階品著青衫也

此疏乃關係樂天出處之重要文字，樂天既珍惜己身文字如上所引，則今流傳之白氏文集中不見此疏，已甚可怪。且宫官何以不能先諫官言事，唐代似尚未發現此例。然則樂天此疏，必爲宰相所憎惡，及與當時政府主要政策，即用兵淮蔡一端有關，可以推知。若所揣測不誤，此疏當是樂天故意删去，不使流傳於世耳

「弟走從軍阿姨死」。此弟之從軍應是與用兵淮蔡有關。據是而言，兩人之流落天涯皆是用兵淮蔡之結果

◆ 第三章 連昌宫詞

元微之連昌宫詞實深受白樂天陳鴻長恨歌及傳之影響，合併融化唐代小説之史才詩筆議論爲一體而成。

總而言之，連昌宫詞者，微之取樂天長恨歌之題材依香山新樂府之體製改進創造而成之新作品也。

此詩爲作者經過行宫感時撫事之作

則微之一生可以作此詩之年月，共計有五，悉條列於下，論其可否

第一説　討淮蔡時作

連昌宫詞如爲憲宗討淮蔡而未竟功時所作，則在元和十年十一年或十二年暮春之時，微之至少必須經過壽安，然後始有賦此詩之可能。兹逐年考之於下

（甲）元和十年暮春

微之自元和五年貶謫出長安後，至十年春始由唐州還京，復出京至通州

知微之於元和十年春由唐州入長安

微之此役，西渡丹淅，北經武藍，距連昌宫所在之壽安殊遠，似難迂道經過。即使經過，其時之景物亦與連昌宫詞所言者不符，自不可能

之元和十年到長安之時，約在正月下旬或二月初旬，諒不甚遠於事實也

夏季自四月至六月之時間，又在由長安至通州之途中。

（乙）元和十一年暮春

（丙）元和十二年暮春

可知微之自元和十年六月至十二年冬，皆在山南西道區域。

若連昌宫所在之壽安縣，則隸屬河南道。微之非有公務，不能越道境而遠遊。今既無微之奉使越境之事，此連昌宫詞不能作於元和十一年或十二年暮春之證也。

第二説　淮蔡平後作

則僅十三年十四年暮春，與此詩之著作有關

（丁）元和十三年暮春

微之雖於元和十三年冬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至十四年春，始下峽赴新任。則十三年暮春仍在山南西道管内，無由得至壽安

（戊）元和十四年暮春

微之於十四年已由虢州長史徵還長安，爲膳部員外郎，則連昌宫詞之作，似即在元和十四年暮春，自通州赴虢州，就長史新任，便道經過壽安之時

微之未至虢州之前，必先經東都。而東都與壽安，僅七十六里之隔，便道經行，亦頗意中之事

非四月初不能到壽安，是距清明已一月之久，恐不及見連昌宫牆頭千葉桃落紅蔌蔌之狀矣

元和十四年二月憲宗平定淄青最爲當時一大事

不能僅敍至淮西平定而止，絶不道及淄青一字。於此轉得一强有力之反證。此連昌宫詞不能作於十四年暮春之證也。

總而言之，連昌宫詞若爲作者經過行宫感時撫事之作，則其著作之時日，用地理行程以相參校，僅有元和十年暮春及元和十四年暮春二者之可能。而元和十年微之所取之道，即韓退之「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道也。故不可能。元和十四年其所取之道，即杜子美「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之道也。故似可能。但一考當年節候與花事之關係，又爲不可能。二者既皆不可能，則連昌宫詞非作者經過其地之作，而爲依題懸擬之作，據此可以斷定也。

微之既在通州司馬任内，其居距連昌宫絶遠，若非見他人作品，有所暗示，決無無端忽以連昌宫爲題，而賦此長詩之理

詩實成於元和十三年暮春

連昌宫詞末章「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謨休用兵」之語，與後來穆宗敬宗兩朝之政治尤有關係

憲宗之世，主持用兵者，宰相中有李吉甫武元衡裴度諸人，宦官中則有吐突承璀。然宦官亦有朋黨，與士大夫相似

弑憲宗立穆宗及殺吐突承璀之諸宦官，世號爲「元和逆黨」

「消兵」之説，爲「元和逆黨」及長慶初得志於朝之士大夫所主持

詩經崔潭峻之手進御於穆宗，閹椓小人，未嘗學問，習聞當日「消兵」之説，圖復先朝巡幸之典

後敬宗欲幸東都，殆亦受宦官之誘惑者，經羣臣極諫，並畏藩鎮稱兵，不得已中止

明皇既未有巡幸洛陽之事，則太真更無以皇帝妃嬪之資格從遊連昌之理，是太真始終未嘗伴侍玄宗一至連昌宫也。

連昌宫爲長安洛陽間之行宫，禄山既自反後未嘗至長安，則當無緣經過連昌宫前之御路，故此事與楊貴妃之曾在連昌宫之端正樓上梳洗者，同出於假想虚構

綜合論之，則知唐代皇帝不臨幸之離宫，必將宫門鎖閉，而此宫門亦必尚存垣牆，否則雖閉門，亦不能阻禁外人闌入宫内也

然則上陽宫雖經安史之亂，仍未全部毁壞，故上陽白髮人暫可在其中居住也

通常言之，杏花開放約在二月，桃花開放約在三月，其與此通例不合者，蓋别有其他特别原因，亦可爲詳究解釋也。

其一特别之原因爲地域性之關係。

其二特别之原因爲某一年氣候暫時改變之關係。

其三特别之原因爲人事忽有變動，杏桃二花開放之時間表面視之，似與常年不同，按諸實際，並無改易也。

知唐代通常放進士牓時正值杏花開放。至若貞元二十一年放進士牓時在三月下旬，乃桃花開放之際，而與常年不同，斯實由此年有人事變動之故所致也。

◆ 第四章 豔詩及悼亡詩 附：讀鶯鶯傳

今存元氏長慶集爲不完殘本。其第玖卷中夜閒至夢成之等詩，皆爲悼亡詩，韋縠才調集第伍卷所録微之詩五十七首，雖非爲一人而詠，但所謂豔詩者，大抵在其中也

微之自編詩集，以悼亡詩與豔詩分歸兩類。其悼亡詩即爲元配韋叢而作。其豔詩則多爲其少日之情人所謂崔鶯鶯者而作。

此兩類詩本爲男女夫婦而作。故於（一）當日社會風習道德觀念。（二）微之本身及其家族在當日社會中所處之地位。（三）當日風習道德二事影響及於微之之行爲者。

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習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蜕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綜錯之情態，即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習與舊社會風習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

古代之士大夫階級，關於社會政治者言之，則中歲以前，情感之部爲婚姻。中歲以後，事功之部爲仕宦

故欲明乎微之之所以爲不肖爲巧爲得利成功，無不繫於此仕婚之二事

故士大夫之仕宦苟不得爲清望官，婚姻苟不結高門第，則其政治地位，社會階級，即因之而低降淪落

若以仕之一事言之，微之雖云爲隋兵部尚書元巖之六世孫，然至其身式微已甚，觀其由明經出身一事可證。

微之年十五以明經擢第，而其後復舉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經出身之途徑，正如其棄寒族之雙文，而婚高門之韋氏。於仕於婚，皆不憚改轍，以增高其政治社會之地位者也。

故微之縱是舊族，亦同化於新興階級，即高宗武后以來所拔起之家門，用進士詞科以致身通顯，由翰林學士而至宰相者。此種社會階級重詞賦而不重經學，（微之雖以明經舉，然當日此科記誦字句而已，不足言通經也。）尚才華而不尚禮法，以故唐代進士科，爲浮薄放蕩之徒所歸聚，與倡伎文學殊有關聯

進士科舉者之任誕無忌，乃極於懿僖之代。微之生世較早，猶不敢公然無所顧忌。蓋其時士大夫階級山東士族，尚保有一部分殘餘勢力。其道德標準，與詞科進士階級之新社會風氣，並存雜用。而工於投機取巧之才人如微之者，乃能利用之也

貞元之時，朝廷政治方面，則以藩鎮暫能維持均勢，德宗方以文治粉飾其苟安之局。民間社會方面，則久經亂離，略得一喘息之會，故亦趨於嬉娱游樂。因此上下相應，成爲一種崇尚文詞，矜詡風流之風氣。

而以守禮誇詡，欺人之言也。及其遭遇雙文以後之沈溺聲色，見其前之堅貞，亦不可信。

所謂常開眼者，自比鰥魚，即自誓終鰥之義。其後娶繼配裴淑，已違一時情感之語，亦可不論。唯韋氏亡後未久，裴氏未娶以前，已納妾安氏

夫唐世士大夫之不可一日無妾媵之侍，乃關於時代之習俗，自不可以今日之標準爲苛刻之評論。但微之本人與韋氏情感之關係，決不似其自言之永久篤摯，則可以推知。然則其於韋氏，亦如其於雙文，兩者俱受一時情感之激動，言行必不能始終相符，則無疑也

故微之在鳳翔之未近女色，乃地爲之。而其在京洛之不宿花叢，則時爲之。是其自誇守禮多情之語，亦不可信也

之之貶江陵，實由忤觸權貴閹宦。及其淪謫既久，忽爾變節，乃竟干諛近倖，致身通顯。則其仕宦，亦與婚姻同一無節操之守。

先豔詩而後悼亡諸作者，以雙文成之二女與微之本人關係之先後爲次序，而更以涉於裴柔之者附焉。

「兒」及「猧子」，「嬌娃」即「獢」之譌。此種短喙小犬，乃今俗稱「哈叭狗」者，原爲閨閣中玩品。

夫長於用繁瑣之詞，描寫某一時代人物妝飾，正是小説能手。後世小説，凡敍一重要人物出現時，必詳述其服妝，亦猶斯義也。

微之所以棄雙文而娶成之，及樂天公垂諸人之所以不以其事爲非，正當時社會輿論道德之所容許

微之因當時社會一部分尚沿襲北朝以來重門第婚姻之舊風，故亦利用之，而樂於去舊就新，名實兼得。

則知微之所以棄雙文，蓋籌之熟思之精矣

此詩自注所謂心王頭陀經者也

此書亦是淺俗僞造之經。夫元白二公自許禪梵之學，叮嚀反復於此二經。今日得見此二書，其淺陋鄙俚如此，則二公之佛學造詣，可以推知矣。

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係，而於正式男女關係如夫婦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意，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載於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

既能於非正式男女間關係如與鶯鶯之因緣，詳盡言之於會真詩傳，則亦可推之於正式男女間關係如韋氏者，抒其情，寫其事，纏綿哀感，遂成古今悼亡詩一體之絶唱。實由其特具寫小説之繁詳天才所致，殊非偶然也

鶯鶯所居之蒲州，唐代以前已是中亞胡族聚居之地，可以證明。中亞胡族，膚色白晳，特異於漢族。今觀才調集伍元稹雜思六首之六「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則鶯鶯之膚色白晳可證。由是而言，就鶯鶯所居之地域及姓名並善音樂等條件觀之，似有辛延年詩所謂「酒家胡」之嫌疑也

以上所列元氏長慶集第玖卷悼亡詩中有關韋氏之作，共三十三首。就其年月先後之可考知者言之，似其排編之次第與作成之先後均甚相符，此可注意者也

取微之悼亡詩中所寫之成之，與其豔體詩中所寫之雙文相比較，則知成之爲治家之賢婦，而雙文乃絶藝之才女

但以辭旨觀之，必出女子之手，微之不能盡爲代作

成之非工刀札善屬文者

昌黎集貳肆成之墓誌銘，但誇韋氏姻族門第之盛，而不及其長於文藝，成之爲人，從可知矣

其不言韋氏之才識，以默證法推之，韋氏殆一尋常婦女，非雙文之高才絶豔可比，自無疑義也。

若更取其繼配裴氏，以較韋氏，則裴氏稍知文墨

裴氏之渴慕虚榮，似不及韋氏之能安守貧賤，自可據此推知

「會真」即遇仙或遊仙之謂也

至於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豔婦人，或風流放誕之女道士之代稱，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

其故事之演成，實取材於博望侯舊事，故文成不可改易其真姓。且遊仙窟之書，乃直述本身事實之作

崔十娘等則非真姓，而其所以假託爲崔者，蓋由崔氏爲北朝隋唐之第一高門

若鶯鶯果出高門甲族，則微之無事更婚韋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見諒於時人

唐代社會承南北朝之舊俗，通以二事評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爲社會所不齒。此類例證甚衆，且爲治史者所習知，故兹不具論。

當時一般人心目中，元和一代文章正宗，應推元白，而非韓柳

微之鶯鶯傳，則似摹擬左傳，亦以古文試作小説，而真能成功者

然則此傳亦是貞元朝之良史料，不僅爲唐代小説之傑作已也。

◆ 附論

依吾國中古史「種族之分，多繫於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所承之血統。」之事例言之，（見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及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則此類問題亦可不辨。故謂元微之出於鮮卑，白樂天出於西域，固非妄説，却爲贅論也

所欲言之樂天先世問題，僅爲樂天非北齊五兵尚書白建之後裔，及樂天之父母以親舅甥爲婚配二事而已

豈樂天之先世賜田，本屬於一後周姓白名某字某之弘農郡守，而其人實是樂天真正之祖宗。故其所賜莊宅能在北周境内，後來子孫遠攀異國之貴顯，遂致前代祖宗横遭李樹代桃之阨耶？

樂天之父季庚實與親甥女相爲婚配

於古代或即今日，恐亦不乏相同之例，但在唐代崇尚禮教之士大夫家族，此種婚配則非所容許，自不待言也。

外姻如從母兄弟姊妹，（姨兄弟姊妹。）姑之子，（外兄弟姊妹。）舅之子，（内兄弟姊妹。）者，雖並是緦麻三月成人正服，然非尊卑，其爲婚於唐律則不在禁限

自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以下，雖於身並無服紀，但此等若作婚姻，則尊卑混亂，人倫失序，是以唐律亦科以「各杖一百」「雖會赦，各離之」之罪罰也。

總之，樂天先世本由淄青李氏胡化藩鎮之部屬歸向中朝。其家風自與崇尚禮法之山東士族迥異。如其父母之婚配，與當日現行之禮制（開元禮）及法典極相違戾，即其例也。後來樂天之成爲牛黨，而見惡於李贊皇。其歷史之背景，由來遠矣。

陳夫人年十五歲結婚，時季庚年已四十一歲矣

唐代社會一般風習論之，斷無已仕宦之男子年踰四十，尚未結婚之理。若其父果已結婚，樂天於季庚之事狀中何以絶不言及其前母爲何人？

其父母之婚配不合當時社會之禮法人情，致其母以悍妬著聞，卒發狂自殺是也

樂天此詩及自注，述其晚年皈依釋迦而不宗尚苦縣，固可視爲實録

樂天紀其於元和十三年任江州司馬時燒丹之事者，是歲樂天年四十七。然則樂天之中年曾惑於丹術可無疑矣

樂天易蓬萊之仙山爲兜率之佛土者，不過爲絶望以後之歸宿，殊非夙所蘄求者也

至昌黎何以如此言行相矛盾，則疑當時士大夫爲聲色所累，即自號超脱，亦終不能免

樂天於開成四年十月年六十八，得風痹之疾，始放遣諸妓。前此既未全遣除聲色之累，其鍊丹燒藥，豈有似於昌黎「火靈庫」者耶？讀者若取前引戒藥五古一詩中「以之資嗜慾」之語觀之，即可明其梗概矣

韓公排斥佛道，而白公則外雖信佛，内實奉道是。韓於排佛老之思想始終一致，白於信奉老學，在其鍊服丹藥最後絶望以前，亦始終一致。明乎此，然後可以言樂天之思想矣。

樂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

樂天之思想乃純粹苦縣之學，所謂禪學者，不過裝飾門面之語。故不可以據佛家之説，以論樂天一生之思想行爲也

總而言之，樂天老學者也，其趨向消極，愛好自然，享受閑適，亦與老學有關者也。至其所以致此之故，則疑不能不於其家世之出身，政黨之分野求之。

當日士大夫之政治社會，乃老學之政治社會也。苟不能奉老學以周旋者，必致身敗名裂。是樂天之得以身安而名全者，實由食其老學之賜。

微之詩可分（一）古諷，（二）樂諷，（三）古體，（四）新題樂府，（五）七言律詩，（六）五言律詩，（七）律諷，（八）悼亡，（九）五七言今體豔詩，（十）五七言古體豔詩，共爲十體也。

蓋樂天所謂格詩，實又有廣狹二義。就廣義言之，格與律對言，格詩即今所謂古體詩，律詩即今所謂近體詩，此即汪氏所論者也。就狹義言之，格者，格力骨格之謂。則格詩依樂天之意，唯其前集之古調詩始足以當之

則「元和體詩」可分爲二類，其一爲次韻相酬之長篇排律，如白氏長慶集壹叁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及元氏長慶集拾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白氏長慶集壹陸東南行一百韻，及元氏長慶集壹貳酬樂天東南行一百韻等，即是其例

其二爲杯酒光景間之小碎篇章，此類實亦包括微之所謂豔體詩中之短篇在内

李戡斥爲「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於人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

元和體詩以此之故，在當日並非美詞

樂天一生之詩友，前半期爲元微之，後半期則爲劉夢得。而於夢得之詩，傾倒讚服之意，尤多於微之。

樂天自言其與微之詩文之病，在辭繁言激。故欲删其煩，而晦其義。

大和五年微之卒後，樂天年已六十。其二十年前所欲改進其詩之辭繁言激之病者，並世詩人，莫如從夢得求之

賢豪雖殁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夢微之一詩，其情感之誠篤，可謂生死不渝。非樂天不能作此詩，非微之不能令樂天作此詩。元白二公關係之密切若是，斯尤爲讀兩長慶集之人，所不可不知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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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或竇后，為“昭成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