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诗笺证稿

诗云：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寅恪案：汪本及全唐诗本俱作“幽咽泉流水下滩”，而于水字下注云：“一作冰。”滩字下注云：“一作难。”卢校本作“水下难”，于难字下注滩字。那波本作“冰下滩”。 段玉裁经韵楼集捌与阮云台书云： 白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泉流水下滩”不成语，且何以与上句属对？昔年曾谓当作“泉流冰下难”，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涩”。“难”与“滑”对，“难”者“滑”之反也。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 其说甚是，今请更申证其义。 一与本集互证。白氏长庆集陆肆筝云： 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 正与琵琶引此句章法文字意义均同也。 二与与此诗有关之微之诗互证。元氏长庆集贰陆琵琶歌中词句与乐天此诗同者多矣。如“霓裳羽衣偏宛转”，“六幺散序多笼撚”，“断弦砉騞层冰裂”诸句，皆是其例。惟其中： 冰泉呜咽流莺涩。（可参元氏长庆集壹柒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七绝 “莺涩馀声絮堕风”之句。） 一句实为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二句演变扩充之所从来。取元诗以校白句，段氏之说，其正确可以无疑。然则读乐天琵琶引，不可不并读微之琵琶歌，其故不仅在两诗意旨之因革，可藉以窥见。且其字句之校勘，亦可取决一是也。 又微之诗作“流莺涩”，而乐天诗作“间关莺语花底滑”者，盖白公既扩一而成二句，若仍作涩，未免两句同说一端，殊嫌重复。白诗以滑与难反对为文，自较元作更精进矣。 又元氏长庆集贰陆何满子歌（原注云：张湖南座为有熊作。）略云： 我来湖外拜君侯，正值灰飞仲春琯。缠绵叠破最殷勤，整顿衣裳颇闲散。冰含远溜咽还通，莺泥晚花啼渐嬾。 又同集壹捌卢头陀诗序云： 元和九年，张中丞领潭之岁，予拜张公于潭。 旧唐书壹伍宪宗记下云： [元和八年冬十月己巳]以苏州刺史张正甫为湖南观察使。 据此，微之何满子歌作于元和九年春，而乐天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秋，是乐天必已见及微之此诗。然则其扩琵琶歌“冰泉呜咽流莺涩”之一句为琵琶引“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之二句，盖亦受微之诗影响。而乐天筝诗之“冰泉咽复通”乃作于大和七年。在其后，不必论矣。 复次，元氏长庆集贰肆新题乐府五弦弹云： 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白氏长庆集贰秦中吟五弦云： 大声麤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 同集叁新乐府五弦弹云： 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李公垂悲善才“寒泉注射陇水开”句，可与此参证。）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杀声入耳肤血惨。寒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 寅恪案：元白新乐府此两篇皆作于元和四年，（见新乐府章。）白氏秦中吟亦是乐天于任谏官即左拾遗时所作，（见白氏长庆集壹伤唐衢二首之贰。）俱在乐天作琵琶引以前，亦可供乐天琵琶引中摹写琵琶音调一节之参考者也。

二与与此诗有关之微之诗互证。元氏长庆集二六琵琶歌中词句与乐天此诗同者多矣。如“霓裳羽衣偏宛转”“六么散序多攏撚”“断弦砉騞层冰裂”诸句，皆是其例。惟其中：

冰泉呜咽流莺涩。

一句实为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二句演变扩充之所从来。取元氏以校白句，段氏之说，其正确可以无疑。然则读乐天琵琶引，不可不并读微之琵琶歌，其故不仅在两诗意旨之因革，可籍以窥见。且其字句之校勘，亦可取决一是也。

并世而生独微之耳

古今讀此詩者眾矣，雖所得淺深，各有不同，而於詩中所敍情事，多無疑及之者。惟南宋之洪邁，博學通識之君子也。其人讀樂天詩至熟，觀所著《容齋隨筆》論白詩諸條，可以為證。其涉及此詩而致疑於實無其事，樂天藉詞以抒其天涯淪落之感者，凡二條。兹迻寫於下，並附鄙見以辨釋之。 《容齋三筆》陸白公夜聞歌者條云：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尋陽江上為商人婦所作。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登其舟與飲，了無顧忌。豈非以其為長安故倡女，不以為嫌耶?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寅恪案，在《白氏長慶集》拾。）時自京城謫尋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行》之前。其詞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堪悲绝。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有婦顏如雪。獨依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真珠，雙雙隋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歌傳》云，樂天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議也。今詩人罕談此章，聊復表出。 又《容齋五筆》柒琵琶行海棠詩條云： 白樂天《琵琶行》一篇，讀者但羡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詠歌之不足，遂以謂真為長安故倡所作。予竊疑之。唐世法綱雖於此為寬，然樂天嘗居禁密，且謫宦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於極絲彈之樂，中夕方去。豈不虞商人者，它日議其後乎?樂天之意，直欲摅寫天涯淪落之恨爾。東坡謫黄州，賦《定惠院海棠詩》，有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尊歌此曲。之句，其意亦爾也。或謂殊無一話一言，與之相似。是不然，此真能用樂天之意者，何必效常人章摹句寫而後已哉。 寅恪案：容齋之論，有兩點可商。一為文字敍述問題，一為唐代風俗問題。洪氏謂“樂天夜登其舟與飲，了無顧忌。”及“乘夜入獨處婦人船中，相從飲酒，至于極絲彈之樂，中夕方去。” 然詩云：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千呼萬唤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則“移船相近邀相見”之“船”，乃“主人下馬客在船”之“船”，非“去來江口守空船”之“船”。蓋江州司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婦之船，而邀此長安故倡從其所乘之船出來，進入江州司馬所送客之船中，故能添酒重宴。否則江口茶商外婦之空船中，恐無如此預設之盛筵也。且樂天詩中亦未言及其何時從商婦船中出去，洪氏何故臆加“中夕方去”之語?蓋其意以為樂天賢者，既夜入商婦船中，若不中夕出去，豈非此夕逕留止于其中耶?讀此詩而作此解，未免可驚可笑。此文字敍述問題也。夫此詩所敍情事，既不如洪氏之詮解，則洪氏抵觸法禁之疑問可以消釋，即本無其事之假設，亦為赘膌矣。然容齋所論禮法問題，寶涉及吾國社會風俗古今不同之大限，故不能不置一言。考吾國社會風習，如關于男女禮法等問題，唐宋兩代實有不同。此可取今日日本為例，蓋日本往日雖曾效則中國無所不至，如其近世之于德國及最近之于美國者然。但其所受影響最深者，多為華夏唐代之文化。故其社會風俗，與中國今日社會風氣經受宋以後文化之影響者，自有差别。斯事顯淺易見，不待詳論也。惟其關于樂天此詩者有二事可以注意：一即此茶商之娶此長安故倡，特不過一尋常之外婦。其關係本在可離可合之間，以今日通行語言之，直“同居”而已。元微之于《鶯鶯傳》極誇其自身始亂終棄之事，而不以為慚疚。其友朋亦視其為當然，而不非議。此即唐代當時士大夫風習，極輕賤社會階級低下之女子。視其去留離合，所關至小之證。是知樂天之於此故倡，茶商之於此外婦，皆當日社會輿論所視為無足重輕，不必顧忌者也。此點已于拙著《讀鶯鶯傳》文中論及之矣。二即唐代自高宗武則天以後，由文詞科舉進身之新興階級，大抵放蕩而不拘守禮法，與山東舊日士族甚異。寅恪于拙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篇論黨派分野時已言之。樂天亦此新興階級之一人，其所為如此，固不足怪也．其詳當别於論樂天之先世時更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