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谈话录
这几天看完了《歌德谈话录》，这是my ugly man热爱的书。但我们的兴趣点显然不太一样。我所关注的首先还是那个作为作家的歌德，而他有兴趣的只是那个作为普通人生活的歌德。如果要教育小孩子，我想还是他的歌德更实用些。比如可以这样说：200年以前，有一个叫做歌德的德国人……
《歌德谈话录》集中在歌德生命中最后十年。由他的助手，铁杆fans爱克曼执笔，基本上被认为真实度很高。当然，这世界上本不存在彻底的真实，所以我们也别太较真，权且当作是真实的好了。
拿歌德自己的话说，人年纪长的时候未必比年轻时明智。不过是站在不同的位置浏览周围的风景。所以若把他生命里最后十年的思想认为是他一生的全部，必然也不客观。他到了晚年仍旧常常提起《维特》并引以为骄傲，但又说自己总是尽量避免读这本书，以免重新陷入那无益的情绪当中。“……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此书出版之后，我只重读过一遍，我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深怕重新感到当初产生这部作品是哪种病态心情。”歌德认为诗人哲学家等等均要受到时代的影响，从周围的一切当中吸取资源，但又否认《维特》是时代的产物。认为每个时代的青年，在经历那种青春的反叛时期都会同样对维特产生共鸣。歌德是把维特当作自身成长的一块生命烙印来看，所以认为青年人会经历这样的时期是普遍的，无分时代。这个想法自然没错，但要说《维特》这本书会在任何时代都产生当时那种轰动式效应就太搞笑了，《维特》是18世纪成功的青春残酷小说和摇滚乐，今天的叛逆青年之中，愿意从18世纪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去理解维特的反叛性的应该只有极少数。更何况，《维特》主要胜在心境的真实，从小说的艺术来看，实在乏善可陈。
以歌德写小说的肉脚程度，也就只有在严重缺乏文学底蕴的德国才能被尊为文学家，拿到中国只能排到4，5流以下的货色。更不可能有那么大勇气和信心来对文艺，哲学，科学等领域指手画脚，并发生影响。那么，我们歌德老同志的才能就算全废了，因为他身上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正在于此。
歌德早年爱好艺术，立志学画，后来终于醒悟到自己的才华不在于此，于是转而去搞文学。其实他也没什么文学才华，主要是靠时运恰当：绘画无国界，语言不同的画家完全可以拿到同一个平面上比较。而文学却难免要靠语言划分，任何一个民族，总期待着能将自己的母语升华的诗人，而德语文学的大地可谓一片荒芜，歌德的出现自然广受群众欢迎。在《谈话录》中，歌德曾经吟咏过一句波斯古诗：
西沉的总是那同一个太阳
歌德本人是崇尚古典的，并不断重申自己的诗歌对古典的传承，且歌德又推崇诗文应该具有雄浑的阳刚之美，反对软弱，但在我有限的记忆里，歌德的诗句大都有点娘娘腔，我记不起歌德曾经有哪一句诗表达出与这句古诗一样深沉苍茫的力量。
我以为，歌德之所以不能绘画，并非如他所说，是缺乏造型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缺乏那种艺术家的独特张力和构建自我世界时的挥洒手法。在我看来，所有的写作当中，写小说与绘画的性质最为接近。那需要一种在自我心灵里搭建空中楼阁的创造力，从恢宏的结构到每一处细节，再到一切的节奏和对比，都要有能力把握和控制。而歌德显然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他的小说瞻前顾后，缺乏立体感，对话都只能算是作者思想的表白，却塑造不出活生生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歌德在自我的内心深处，是一个规避矛盾的人，他不愿意面对社会与人类心灵内部的激烈碰撞，就像他不愿意重读维特一样，那种火花四溅的冲突破坏了他对平和自然的身心状态的维护，没有火花，自然也就不会有创造力的大火熊熊燃烧。而他终究也缺乏对人性深层矛盾的洞察力。
但歌德本人并不认识到这一点。他具有一副识得真金的慧眼，能够深刻认识到哪些作品是真正有价值的，哪些人是真正有才华的，但他通常将此认为是精灵，或者天才，这当然有他的道理，但也相当片面。比如歌德关注拜伦，非常赞赏他的才华，却又批评拜伦生活方式的愚蠢，并未认识到拜伦洋溢的诗才和他任性妄为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来自同一份激情。我并不认为歌德没有激情，但他为了一种理想的，宁静和谐健康的生活而排斥着自己的激情。这是一种德国人的理智，一种老年人的明智，也是一种小农式的狭隘。这与其说是他自发的选择，不如说是一个人自然形成的状态。
歌德一生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他的思想。作为一个身居高位，功成名就的老人，他看出文艺界的种种不良习气，反对批评家和作者互相吹捧，沽名钓誉，反对华而不实，反对贪图名利的粗糙创作。他主张创作者应该为了享受艺术，体现人格，宣传美好而创作。
这在当时一切处于上升阶段的德国歌德尚且如此气愤，并且可以如此气愤，若是他看到今日中国之虚假浅薄，垃圾横行，不晓得要怎么说了，到那时，只怕他那美好生活要难以维持，因为在中国，若不能加入群体性的愚昧，那就只有被群体排挤和残害一途了。
歌德认为一切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充分的观察生活体会生活。他批评德国的诗歌是从书本到诗歌，不是从生活到诗歌。这跟我咒骂那些三流画家都是“从画到画，而非从现实到画”，是差不多的道理。
歌德对他同时代的绘画不抱肯定的态度，认为这个时代的艺术没落了，这并非没有道理，应该说，那的确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巴洛克的辉煌已经走到尽头，艺术新的辉煌还在破土而出之前，剩下的只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主题之争，严重缺乏生命力。在歌德的最后十年，柯罗以及德拉克罗瓦的天才应该还在酝酿阶段，估计歌德尚未有缘得见。但戈雅与歌德应属同一时代，生卒年近似，却未曾听歌德提起，这就有点古怪。是德国与西班牙之间缺乏文化交流，还是歌德这个古典主义的fans未能懂得欣赏这位踏破时代的艺术大师？
歌德领悟到作为伟大艺术家的真谛：“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你从这些画里看到一个完整的人……他胸中有一个在外界不易看到的世界……”如果他是生在中国的80后，90后，00后，估计会变成我的fans，我很乐意帮他把这些观点再整理清晰些（狂笑~~）。不过，歌德毕竟还没有见过绘画艺术最后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判断的依据不如我多，所以我这样跟他比多少有占小便宜的嫌疑。
歌德认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这是非常宝贵的见地，但他又说“如果一个人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要心里明白，如果像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这就本末倒置了，人不可能违逆自己的心灵，只能遵循自己内心的真实来创作才有价值，如果柳永仰慕辛弃疾，一生都想着怎么把自己搞雄壮一点，那最终也就是个史不留名的小杂碎罢了。真正有创作潜力的人想要发挥力量，应该回归自我内心的真实，而不是随波逐流，向外追寻。
应该说，歌德是一个实际操作型的人才，歌德的作品在文学上的分量绝对不能比较贝多芬在音乐上的分量，但歌德可以非常成功的领导魏玛剧院，贝多芬却不可能做一个成功的音乐学院院长。而这两方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的艺术形式并非局限于个人创作的种类。
他认为教育的内容不应该过于宽泛，因该有所专门，利于实践。他认为德国应该有多个文化中心，以及当时导致德国文化落后的弊端等等，都是非常实际有用的。他在剧院经营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也都体现了他的人格和才干，以及妥善协调理想和现实的高明手法，文艺本身和普通观众都因此受益匪浅。
有歌德这样才能和素养的人，能够有条件参与到各种现实事务中，其实是非常可珍贵的。
说起来，一个人的思想大部分也就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域里面打转，歌德的这最后十年，谈话录整理出来有20几万字（中文版），翻过来掉过去说的都是那么几个论点，根本的出发点变化不大，而且都是由不同组合的矛盾构成的，观察这些矛盾是相当有乐趣的一件事。比如他赞赏莎士比亚，认为他的伟大天才令他的作品可以超越时代。他又说写历史人物不能拘泥于历史，要以戏剧性为前提，让观众可以理解。他以莎翁为例，夸奖他把古代罗马人写成英国贵族，从而得到英国观众的肯定。然而我看莎士比亚大爷把克里奥佩特拉这位伟大的谋略家和政治家写成埃及版的朱丽叶，现代的读者看起来不免要怒火中烧，他的天才怕也要跟着打一点折扣。把古代罗马人写成英国贵族，这与其说是莎士比亚的高明，不如说是谋生的权宜之计。
《歌德谈话录》这本书，我看得是“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版，78朱光潜译，水准相当靠得住，然而1978年第一版，注释中遍布马列毛，看得人哭笑不得。我们的78版注释批评歌德反革命也就算了。歌德的同时代人也批评歌德是政治上的矮子，保守派等等，我以为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歌德的确没有政治远见，乐于亲近权贵，他的作品也不曾反映过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因为他是一个着眼于现实的人，这才令他能致力于一些切实有用的工作，他所提出的观点也都非常实际的参考价值。由此，他也重视自己人生的实际，他反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生活哲学的事，他不关注法国大革命，因为“我不能做法国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行动离我太近……”，这也不算有错，革命固然是引导社会向更好的方向改进，但过程里难免有大量无辜的牺牲，歌德自然不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牺牲品，我也不希望，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希望，我们大家都认为把这个喜欢安安静静快快乐乐生活的老家伙留着，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才是正经。
有些文艺家可以在时代的变更中爆发出力量，而有些则喜欢避开纷争去做事。这两者各有道理，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要求一个文艺工作者同样表现出政治上的才能和远见。既有明知又有热情当然很好，但只有明知没有热情，或者没有明智没有热情，都好过只有热情没有明智。
“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又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感情，此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情么？”
歌德临终前几天的谈话录在这些方面有很中肯的内容，表示如果一个有才能的诗人因为投身政治而浪费了自己诗才是很可惜的，而那些没有才能，为了抬高自己而跟政治挂钩的行为也很可鄙。虽然这些谈话很可能是爱克曼为了给自己所仰慕的前辈正名而刻意为之，但道理都是一样的。
说歌德是政治上的侏儒，可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为什么歌德不可以呢？诗人只要负责写诗就够了嘛。歌德自己也说，让世界变得更好，只要各行各业都遵守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这当然是蠢话（很有共产主义的意境），让鞋匠或者面包师遵守自己的本分当然容易，让法官和财政大臣遵守本份就没那么容易了，不讲究一点方法论怕是做不到。但歌德也反对当权者参与舆论，他认为“在野党”们可以提出意见，大权在握的就应该拿出行动来证明，不要在报纸上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以歌德的才能，他被放置的位置显然是太高了，而对于他的批评，也是基于一种过分而不切实际的要求。（前面的话都可以视为我个人恶趣味，唯有这一句可算中肯之言。）
无论如何，通过这样一本书去了解一个头脑清楚喜欢女人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老人，实在非常有趣。
虽然人心的真相，永远是不可接近的。
一些有趣的抄录：
“……就我的情况来说，生平有些可算好的东西不可言传，而那些可以言传的又不值得费力去传。”
“……有了名誉和地位，我还是怕得罪人，对旁人的议论不得不保持缄默，这样办，我倒占了便宜，是我知道旁人怎么象耳旁人却不知道我怎么想：否则那就是开不高明的玩笑了。”
“如果神智和高度教养能变成一种公有财产，诗人……就可以使中彻底真实，不怕说出最好的心里话。”
“今后的岁月将会带来什么，我不能预言……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来就是不知足的……如果能把人的本性变得十全十美，生活状况也就回十全十美了……”
“才能较低的人对艺术并不感到乐趣，他们在工作中除掉完工后能挣得多少报酬以外，什么也不想。有了这种世俗的目标和倾向，就决不能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
“一篇诗真正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而人们却不考虑这一点。”
“所以我总觉得一些学问渊博的人太奇怪了，他们好像在设想，做是不是从生活到诗，而是从书本到诗。”
“我们只能把对世界有益的那些原则说出来，把其他原则藏在心里，他们会像潜藏的太阳，把柔和的光辉照射到我们一切的行动上。”
“……只能表达自己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
“人们还往往把真理和错误混在一起去教人，而坚持的却是错误。”
“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想收到效果，博得公众承认，而又不够伟大，不能走自己的道路，就值得迎合当时的流行趣味……”
“……人们也毋须过分担心一本书或者一个剧本对儿童的影响……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响力的书做起的教育作用更大……儿童的嗅觉跟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什么东西都闻得出来，特别是坏东西……”
《歌德谈话录》集中在歌德生命中最后十年。由他的助手，铁杆fans爱克曼执笔，基本上被认为真实度很高。当然，这世界上本不存在彻底的真实，所以我们也别太较真，权且当作是真实的好了。
拿歌德自己的话说，人年纪长的时候未必比年轻时明智。不过是站在不同的位置浏览周围的风景。所以若把他生命里最后十年的思想认为是他一生的全部，必然也不客观。他到了晚年仍旧常常提起《维特》并引以为骄傲，但又说自己总是尽量避免读这本书，以免重新陷入那无益的情绪当中。“……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此书出版之后，我只重读过一遍，我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深怕重新感到当初产生这部作品是哪种病态心情。”歌德认为诗人哲学家等等均要受到时代的影响，从周围的一切当中吸取资源，但又否认《维特》是时代的产物。认为每个时代的青年，在经历那种青春的反叛时期都会同样对维特产生共鸣。歌德是把维特当作自身成长的一块生命烙印来看，所以认为青年人会经历这样的时期是普遍的，无分时代。这个想法自然没错，但要说《维特》这本书会在任何时代都产生当时那种轰动式效应就太搞笑了，《维特》是18世纪成功的青春残酷小说和摇滚乐，今天的叛逆青年之中，愿意从18世纪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去理解维特的反叛性的应该只有极少数。更何况，《维特》主要胜在心境的真实，从小说的艺术来看，实在乏善可陈。
以歌德写小说的肉脚程度，也就只有在严重缺乏文学底蕴的德国才能被尊为文学家，拿到中国只能排到4，5流以下的货色。更不可能有那么大勇气和信心来对文艺，哲学，科学等领域指手画脚，并发生影响。那么，我们歌德老同志的才能就算全废了，因为他身上最有价值的部分其实正在于此。
歌德早年爱好艺术，立志学画，后来终于醒悟到自己的才华不在于此，于是转而去搞文学。其实他也没什么文学才华，主要是靠时运恰当：绘画无国界，语言不同的画家完全可以拿到同一个平面上比较。而文学却难免要靠语言划分，任何一个民族，总期待着能将自己的母语升华的诗人，而德语文学的大地可谓一片荒芜，歌德的出现自然广受群众欢迎。在《谈话录》中，歌德曾经吟咏过一句波斯古诗：
西沉的总是那同一个太阳
歌德本人是崇尚古典的，并不断重申自己的诗歌对古典的传承，且歌德又推崇诗文应该具有雄浑的阳刚之美，反对软弱，但在我有限的记忆里，歌德的诗句大都有点娘娘腔，我记不起歌德曾经有哪一句诗表达出与这句古诗一样深沉苍茫的力量。
我以为，歌德之所以不能绘画，并非如他所说，是缺乏造型的才能。而是因为他缺乏那种艺术家的独特张力和构建自我世界时的挥洒手法。在我看来，所有的写作当中，写小说与绘画的性质最为接近。那需要一种在自我心灵里搭建空中楼阁的创造力，从恢宏的结构到每一处细节，再到一切的节奏和对比，都要有能力把握和控制。而歌德显然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他的小说瞻前顾后，缺乏立体感，对话都只能算是作者思想的表白，却塑造不出活生生的人物。更为重要的，歌德在自我的内心深处，是一个规避矛盾的人，他不愿意面对社会与人类心灵内部的激烈碰撞，就像他不愿意重读维特一样，那种火花四溅的冲突破坏了他对平和自然的身心状态的维护，没有火花，自然也就不会有创造力的大火熊熊燃烧。而他终究也缺乏对人性深层矛盾的洞察力。
但歌德本人并不认识到这一点。他具有一副识得真金的慧眼，能够深刻认识到哪些作品是真正有价值的，哪些人是真正有才华的，但他通常将此认为是精灵，或者天才，这当然有他的道理，但也相当片面。比如歌德关注拜伦，非常赞赏他的才华，却又批评拜伦生活方式的愚蠢，并未认识到拜伦洋溢的诗才和他任性妄为的生活方式其实都来自同一份激情。我并不认为歌德没有激情，但他为了一种理想的，宁静和谐健康的生活而排斥着自己的激情。这是一种德国人的理智，一种老年人的明智，也是一种小农式的狭隘。这与其说是他自发的选择，不如说是一个人自然形成的状态。
歌德一生中最有价值的还是他的思想。作为一个身居高位，功成名就的老人，他看出文艺界的种种不良习气，反对批评家和作者互相吹捧，沽名钓誉，反对华而不实，反对贪图名利的粗糙创作。他主张创作者应该为了享受艺术，体现人格，宣传美好而创作。
这在当时一切处于上升阶段的德国歌德尚且如此气愤，并且可以如此气愤，若是他看到今日中国之虚假浅薄，垃圾横行，不晓得要怎么说了，到那时，只怕他那美好生活要难以维持，因为在中国，若不能加入群体性的愚昧，那就只有被群体排挤和残害一途了。
歌德认为一切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充分的观察生活体会生活。他批评德国的诗歌是从书本到诗歌，不是从生活到诗歌。这跟我咒骂那些三流画家都是“从画到画，而非从现实到画”，是差不多的道理。
歌德对他同时代的绘画不抱肯定的态度，认为这个时代的艺术没落了，这并非没有道理，应该说，那的确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巴洛克的辉煌已经走到尽头，艺术新的辉煌还在破土而出之前，剩下的只有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主题之争，严重缺乏生命力。在歌德的最后十年，柯罗以及德拉克罗瓦的天才应该还在酝酿阶段，估计歌德尚未有缘得见。但戈雅与歌德应属同一时代，生卒年近似，却未曾听歌德提起，这就有点古怪。是德国与西班牙之间缺乏文化交流，还是歌德这个古典主义的fans未能懂得欣赏这位踏破时代的艺术大师？
歌德领悟到作为伟大艺术家的真谛：“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你从这些画里看到一个完整的人……他胸中有一个在外界不易看到的世界……”如果他是生在中国的80后，90后，00后，估计会变成我的fans，我很乐意帮他把这些观点再整理清晰些（狂笑~~）。不过，歌德毕竟还没有见过绘画艺术最后一个伟大的时代，他判断的依据不如我多，所以我这样跟他比多少有占小便宜的嫌疑。
歌德认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这是非常宝贵的见地，但他又说“如果一个人想写出明白的风格，他首先要心里明白，如果像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这就本末倒置了，人不可能违逆自己的心灵，只能遵循自己内心的真实来创作才有价值，如果柳永仰慕辛弃疾，一生都想着怎么把自己搞雄壮一点，那最终也就是个史不留名的小杂碎罢了。真正有创作潜力的人想要发挥力量，应该回归自我内心的真实，而不是随波逐流，向外追寻。
应该说，歌德是一个实际操作型的人才，歌德的作品在文学上的分量绝对不能比较贝多芬在音乐上的分量，但歌德可以非常成功的领导魏玛剧院，贝多芬却不可能做一个成功的音乐学院院长。而这两方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的艺术形式并非局限于个人创作的种类。
他认为教育的内容不应该过于宽泛，因该有所专门，利于实践。他认为德国应该有多个文化中心，以及当时导致德国文化落后的弊端等等，都是非常实际有用的。他在剧院经营方面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也都体现了他的人格和才干，以及妥善协调理想和现实的高明手法，文艺本身和普通观众都因此受益匪浅。
有歌德这样才能和素养的人，能够有条件参与到各种现实事务中，其实是非常可珍贵的。
说起来，一个人的思想大部分也就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领域里面打转，歌德的这最后十年，谈话录整理出来有20几万字（中文版），翻过来掉过去说的都是那么几个论点，根本的出发点变化不大，而且都是由不同组合的矛盾构成的，观察这些矛盾是相当有乐趣的一件事。比如他赞赏莎士比亚，认为他的伟大天才令他的作品可以超越时代。他又说写历史人物不能拘泥于历史，要以戏剧性为前提，让观众可以理解。他以莎翁为例，夸奖他把古代罗马人写成英国贵族，从而得到英国观众的肯定。然而我看莎士比亚大爷把克里奥佩特拉这位伟大的谋略家和政治家写成埃及版的朱丽叶，现代的读者看起来不免要怒火中烧，他的天才怕也要跟着打一点折扣。把古代罗马人写成英国贵族，这与其说是莎士比亚的高明，不如说是谋生的权宜之计。
《歌德谈话录》这本书，我看得是“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版，78朱光潜译，水准相当靠得住，然而1978年第一版，注释中遍布马列毛，看得人哭笑不得。我们的78版注释批评歌德反革命也就算了。歌德的同时代人也批评歌德是政治上的矮子，保守派等等，我以为这个完全没有必要。
歌德的确没有政治远见，乐于亲近权贵，他的作品也不曾反映过对下层人民的关怀，因为他是一个着眼于现实的人，这才令他能致力于一些切实有用的工作，他所提出的观点也都非常实际的参考价值。由此，他也重视自己人生的实际，他反对那些不利于自己生活哲学的事，他不关注法国大革命，因为“我不能做法国革命的朋友……因为它的恐怖行动离我太近……”，这也不算有错，革命固然是引导社会向更好的方向改进，但过程里难免有大量无辜的牺牲，歌德自然不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牺牲品，我也不希望，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不希望，我们大家都认为把这个喜欢安安静静快快乐乐生活的老家伙留着，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才是正经。
有些文艺家可以在时代的变更中爆发出力量，而有些则喜欢避开纷争去做事。这两者各有道理，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要求一个文艺工作者同样表现出政治上的才能和远见。既有明知又有热情当然很好，但只有明知没有热情，或者没有明智没有热情，都好过只有热情没有明智。
“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又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感情，此外他还能做出什么更好的事情么？”
歌德临终前几天的谈话录在这些方面有很中肯的内容，表示如果一个有才能的诗人因为投身政治而浪费了自己诗才是很可惜的，而那些没有才能，为了抬高自己而跟政治挂钩的行为也很可鄙。虽然这些谈话很可能是爱克曼为了给自己所仰慕的前辈正名而刻意为之，但道理都是一样的。
说歌德是政治上的侏儒，可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为什么歌德不可以呢？诗人只要负责写诗就够了嘛。歌德自己也说，让世界变得更好，只要各行各业都遵守自己的本分就好了，这当然是蠢话（很有共产主义的意境），让鞋匠或者面包师遵守自己的本分当然容易，让法官和财政大臣遵守本份就没那么容易了，不讲究一点方法论怕是做不到。但歌德也反对当权者参与舆论，他认为“在野党”们可以提出意见，大权在握的就应该拿出行动来证明，不要在报纸上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以歌德的才能，他被放置的位置显然是太高了，而对于他的批评，也是基于一种过分而不切实际的要求。（前面的话都可以视为我个人恶趣味，唯有这一句可算中肯之言。）
无论如何，通过这样一本书去了解一个头脑清楚喜欢女人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的老人，实在非常有趣。
虽然人心的真相，永远是不可接近的。
一些有趣的抄录：
“……就我的情况来说，生平有些可算好的东西不可言传，而那些可以言传的又不值得费力去传。”
“……有了名誉和地位，我还是怕得罪人，对旁人的议论不得不保持缄默，这样办，我倒占了便宜，是我知道旁人怎么象耳旁人却不知道我怎么想：否则那就是开不高明的玩笑了。”
“如果神智和高度教养能变成一种公有财产，诗人……就可以使中彻底真实，不怕说出最好的心里话。”
“今后的岁月将会带来什么，我不能预言……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来就是不知足的……如果能把人的本性变得十全十美，生活状况也就回十全十美了……”
“才能较低的人对艺术并不感到乐趣，他们在工作中除掉完工后能挣得多少报酬以外，什么也不想。有了这种世俗的目标和倾向，就决不能产生什么伟大的作品。”
“一篇诗真正的力量和作用全在情境，全在母题，而人们却不考虑这一点。”
“所以我总觉得一些学问渊博的人太奇怪了，他们好像在设想，做是不是从生活到诗，而是从书本到诗。”
“我们只能把对世界有益的那些原则说出来，把其他原则藏在心里，他们会像潜藏的太阳，把柔和的光辉照射到我们一切的行动上。”
“……只能表达自己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
“人们还往往把真理和错误混在一起去教人，而坚持的却是错误。”
“一个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想收到效果，博得公众承认，而又不够伟大，不能走自己的道路，就值得迎合当时的流行趣味……”
“……人们也毋须过分担心一本书或者一个剧本对儿童的影响……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响力的书做起的教育作用更大……儿童的嗅觉跟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什么东西都闻得出来，特别是坏东西……”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