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的修辞术
邓小桦在《我执》的序言中写道：“在这个忧伤难言的时代，他被挑选为最重要的群众领袖、杰出作者、演员。”1或许这是对梁文道最为中肯的界定，他一人分饰多角：写专栏、做电视、做电台、发表演讲、参与社会活动，在不同领域、媒介、角色间出入穿梭，如鱼得水。二零零九年上半年，他在大陆连出三书形成一种所谓的“梁文道现象”。他是以评论为主业的传媒人，却被尊为“香港文化教父”，更是近年来香港文化人北上成功的典范；他不是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却成为华文世界最为大众熟知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混战烽烟未消，媒体和知识分子的相互指责越演越烈，牛博的激愤尖锐与主流媒体的清明气象泾渭分明，他却试图在这种种分裂间“寻求最大公约数”。
一 如何公共？
梁文道指认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究竟何指？依据许纪霖先生的解释包含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2“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一直处于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的状态，对于学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大众们不买账。进入普通读者视野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是对其进行身份梳理的许纪霖，也不会是多年来深入三农工作的孙立平或者呼吁人文精神的王晓明。有时他们谈论的话题或许足够重要却很难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热点话题，而更多时候自我的身份焦虑盖过了对他者（大众）真正的关切。
把社会问题推入公众视野更多得益于九十年代以来南方一些报纸的深度报道和时评的复兴以及网络舆论的勃兴。不管学者们是否愿意看到，今日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领域，恐怕不是关于三农问题或底层写作的讨论，而是此起彼伏的媒体事件和随之而起落的网络民意，以及一个个不停生成并分化的论坛或豆瓣小组。除了许先生界定的三个涵义，我想还要包括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和认可，在民间形成讨论的氛围，达成一些共识。
在某些论述中公共知识分子俨然道义的化身，而一旦与媒体搭上关系，转眼之间却成了“遵循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3值得辨析的是“公共”一词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仅仅表明知识者界定自身位置的一种方式，而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不得不依赖媒体。大众传媒改变了以往的“公共”概念，它成为知识分子引起民众关注取得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场域。确切说来梁文道的身份是媒体知识分子或者传播知识的媒体人。他的工作都是与公众沟通，涉足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都能通过媒体得到有效传播）。当然，媒体提供给知识分子活动场域的同时，也依照自身的规则改造着知识分子与受众的关系。媒体知识分子销售的不仅仅是信息商品，也属于娱乐商品和协同商品(Solidarity goods)。4
梁文道在《常识》中自述：希望承接“面向公众”写作的传统——“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5而一批自诩独立思考或者准备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成为最热烈的受众，我们可以从愤青、知识青年、豆瓣青年这些群体中寻到他们的踪迹，和韩寒、陈丹青的读者也多有重合。作为读者/观众的公众处在不停的分化重组中，但仍能看到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共同关心，具有共同的价值和要求。这样的接受者不完全是被启蒙者和消费者，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社会问题意识和价值意识的公众。“公众”一词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文艺为之服务的“人民”“群众”，更接近近年逐渐流传开来的“公民”的含义。同时它也策略性地隐藏了“公民”的政治诉求，更强调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讨论，营造一小群人可以共通的想象。
二 谁是读者？
理解“《常识》热”的背景之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时评复兴以及借助网络、博客等形式普通人讨论公共事务的热情逐渐高涨。时评研究专家马少华认为“时评是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是常识和理性普及的阵地”。6除了产生敏于思考、善于表达的普通公民作者，还催生了更多同样关注和思考社会公共事物的读者群，这批作者和读者多有交叉，常常分享着近似的资讯和观点。这种新型的作者——读者关系不同于清末明初的启蒙知识分子（独异个人）与被启蒙的民众（庸众），亦不能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动生产者——无名的被动的消费者的对立关系来解读。他们在阅读和讨论中成为一个广大的公共的一部分，感知集体性的“我们”的存在，形成一种“通过消息而作的社会交往”，而这种交往通常通过媒体中新生的言论空间进行。7
他所讨论的话题，多是在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观点亦不见得特别深刻或新锐。相较其他时评作者，他既没有掌握较为精深的专业知识，也不见得在某一问题上具有长期的实践经验，似乎也无从获取什么内部消息。在这些方面，梁文道和我们普通读者很像，读者觉得他是“自己人”，也只是个普通作者，都是社会问题的关注者和学术、知识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他的位置稍有不同，处在传媒活动的另一端，资讯更为全面，视野更为开阔，立论更为平和。事实上他承担着多重使命，既是公众的代言人，又是公众的教育者，还是被众多粉丝拥戴的知识明星。
和这三本书一道深入人心的，还有他的谦谦君子形象。一位粉丝在签售会后这样写到：
他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看过无数的书，认识无数的人，听了他的话，能让你突然发现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维度，见了他的人，你就会发现原来人是可能到这样一个境界的，一个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平和冷静又不乏温情，可以有这样的人格魅力。举个小例子：那次在季风书园里，道长做签售，现场上百人都想与道长近距离接触，难免有点混乱，可是大家一看到道长，就马上都自觉了。因为道长给读者的签名是那样认真：抬头认真看着读者，先是问声好，然后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签名。如果读者希望道长专门为自己写上读者的名字，道长会认真地加上“ＸＸ先生（小姐）存念”，如果有人希望道长多写几句话，他也会应允，如果有人希望多签几本，或者签的不是道长的书，希望和道长聊几句，道长从来没有不答应的，而且没有一丝不耐烦，反倒是因为读者排队等了很久而频频向读者道歉。我们大多数人难道不向往有这样的人格吗？至少我很向往的。站在道长周围，就能感觉到有一种“场”，你不由得会被这种场所影响，你平日再暴戾，那时也会变得平和；你平时如何的‘出口成脏”，那时也会谦逊有礼……这就是道长“厉害”之处。8
与其讨论“人格魅力”，不如说他非常重视传媒活动另一端的受众，将与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作为重要一课。作者和作品在媒体活动中是待选的商品，两者的形象需要保持一致以培育消费者对此“品牌”的良好印象，君子般的公众形象与其温和理性的文风相得益彰，使读者得以继续投射其想象。“这是对群众领袖、杰出作者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于演员的要求。”9
身为“公众意见的经销商”的梁文道深谙和公众沟通的策略，说话行文都很“得人心”。他是“标题党”的高人，《常识》、《读者》、《我执》……，其中呈现的书写姿态和书名一样值得玩味。明明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可态度是谦虚的、自省的（《常识》）；身处的位置是布道者的讲坛，但他自承首先是个和我们一般的读者（《读者》）；仿佛向每个普通人敞开，但取径的通道是最私密的“自我”（《我执》）。他善于在“自我”和“公众”之间搭建桥梁，使其的每个观点都看似发自作者最真诚的思考，而达诸接受者最基本的言行底线。
三 何为常识？
《常识》是梁文道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于《明报》《am730》《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牛博网的时评。此书一出，常识的界定、在大陆语境中的特殊含义以及同公众的关系受到广泛讨论。“常识”一词看似极为谦逊，是一个向普通读者吁请的姿态，每个人都能“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来理解和接纳，引起共鸣。而如此的低调一旦和“常识稀缺的时代”相对照，便具有了反讽的意味。几乎所有的评介文章都格外强调“普及常识”以及“常识稀缺”之间巨大的断裂，梁文道更在鸣谢里感谢出版社的“勇敢”。“诗家”与“国家”、“普通”与“稀缺”之间的辩证法独具当代中国特色，国人对此多有会心处。对读者而言，说不出口、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暗涌和雷区几乎和说出的常识一样重要，也是阅读时潜在的心理背景。说来“常识”不过是底线，可它的对立面无比强大，背后的权力机制包括官方、特权、私利，意识形态表征则意味着冠冕堂皇、深刻、本质，谎言、空话、套话则是其话语形式。撼动对手的任何一个枝节都是常识的胜利。
细究梁文道的论事行文，往往能够在“事件”——“理论”——“态度”三者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点。他的某篇时评题目便是《为XX问题寻求最大公约数》，“找公约数”可以说是他为文论事的主要方法，也是极为有效的媒体策略，而在目前大陆的言论环境中又往往意味着“打擦边球”。时评其实是所有文类中较容易让当局过敏的，一不小心便会踩入禁区，他平和理性的论说策略无形中缓和了时事的峻急尖锐，媒体也得以制造巨大的宣传攻势。
相较于先描述事件，再指出争议，继而阐明观点的一般写法，他的策略毋宁说是更文学化、更讲究修辞术的。要么以他事引起全文，再绕进主要讨论的事件；要么开门见山亮出观点，再以具体事例辅佐之。这两种策略都是将短暂的时事现象加以延时处理，造成探究共性传播观点的印象。虽然梁文道反感国人诸事都往本质里升华的倾向，但我们却能看出他不仅常常把时事和某种理论对照思考，更习惯将具体事件和个人经验往观念里归纳。将城管问题归之于城市的美学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类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与之相反，大多数时评作者则仅以理论、观点辅佐时事，难以逃脱时评和时事一样短暂的命运，当然也不会被冠上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尽管梁文道讨论的问题、表达的见解都未必超乎其上，但他看起来还是更像学者，也格外能引起青年学生的共鸣。对此他自己有清楚的认知：“不用太深入，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知道自己正在谈的话题”。10
他的时评很少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而习惯最后归之于某些态度和立场。对媒体人而言，适时地表明立场，有时比你说了些什么更重要。学院派的术语管他叫左翼的自由主义，而通俗含义不过是一是站队要站左边，保持批判立场，否则无以彰显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二是要把握好分寸，和更尖锐和实证的问题保持一定距离，梁文道倡导的多元、宽容、理性、独立，几乎已成新的普世真理，在目前大陆言论尺度之下也相对安全。
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的美丽。
——《多元：不同的中国》
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大国：温柔的必要》
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逝，英雄未必要问出处，最起码你现在要学懂谨慎。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的，都应该是包容世界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如果大家能够把最近有关媒体的新闻转化为开拓未来的理性讨论，坏事说不定就能变成好事了。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味特别好》
近来港台文化北上成风，媒体的宣传固然功不可没，它们也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言说方式。董桥的遗民情怀，朱家姐妹写 “情”之正，林夕和林奕华作品中流露的现代性体验，都恰好填补了大陆书写界的某一块空白，而梁文道的难能可贵则是以一种堪称“雅正”的言说方式论政。对此他的一位大陆同行这样描述：“那种宽和、从容、优雅的写作风度，和修养有关，和所置身的言论环境有关，这让习惯了剑拔弩张的我们在崇敬、艳羡之余，还生出一丝嫉妒。”11革命时期我们习惯于黑白分明不是颂歌就是大批判，今天我们喜欢恶搞或是反讽，至少梁文道通俗地表明了在官方话语之外，我们依然可以拥有均衡的视角，而不被“常识稀缺的时代”困厄住，不成为黑暗之心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不可说”逐渐变为“可说”，继而是隐喻一般的“反话”或者未完成的“笑话”逐渐可以堂堂正正地变回到完整的“正话”来说。12“卑之无甚高论”，但也许是个好起点，启发我们寻找在粉饰与骂嚣之外的第三条言论之路。如此一路文脉，在大陆断绝已久，而今是否到了整理言语重新说话的时候？
梁文道是谁？他出镜率颇高，加之的美誉太多，有时反而让人看不清本色。如果给我一只画笔，会把他描成走钢索的人，脚下是深水和雷区，牛博诸人和若干学者在其中苦苦跋涉，头顶是传媒蓝蓝的天，一众新青年和摄像机正伺机而动。哪管脚下风吹浪打，他在钢索上巍然不动，羡煞我等看客。
（原载《上海文化》2009年第6期）
一 如何公共？
梁文道指认自己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究竟何指？依据许纪霖先生的解释包含三个涵义：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或重大问题。2“公共领域”和“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话题，但一直处于墙里开花墙外不香的状态，对于学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大众们不买账。进入普通读者视野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是对其进行身份梳理的许纪霖，也不会是多年来深入三农工作的孙立平或者呼吁人文精神的王晓明。有时他们谈论的话题或许足够重要却很难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热点话题，而更多时候自我的身份焦虑盖过了对他者（大众）真正的关切。
把社会问题推入公众视野更多得益于九十年代以来南方一些报纸的深度报道和时评的复兴以及网络舆论的勃兴。不管学者们是否愿意看到，今日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领域，恐怕不是关于三农问题或底层写作的讨论，而是此起彼伏的媒体事件和随之而起落的网络民意，以及一个个不停生成并分化的论坛或豆瓣小组。除了许先生界定的三个涵义，我想还要包括知识分子的意见受到普通民众的关注和认可，在民间形成讨论的氛围，达成一些共识。
在某些论述中公共知识分子俨然道义的化身，而一旦与媒体搭上关系，转眼之间却成了“遵循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3值得辨析的是“公共”一词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仅仅表明知识者界定自身位置的一种方式，而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介入不得不依赖媒体。大众传媒改变了以往的“公共”概念，它成为知识分子引起民众关注取得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场域。确切说来梁文道的身份是媒体知识分子或者传播知识的媒体人。他的工作都是与公众沟通，涉足电视、广播、报纸等多种媒体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些都能通过媒体得到有效传播）。当然，媒体提供给知识分子活动场域的同时，也依照自身的规则改造着知识分子与受众的关系。媒体知识分子销售的不仅仅是信息商品，也属于娱乐商品和协同商品(Solidarity goods)。4
梁文道在《常识》中自述：希望承接“面向公众”写作的传统——“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5而一批自诩独立思考或者准备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成为最热烈的受众，我们可以从愤青、知识青年、豆瓣青年这些群体中寻到他们的踪迹，和韩寒、陈丹青的读者也多有重合。作为读者/观众的公众处在不停的分化重组中，但仍能看到他们对某些问题的共同关心，具有共同的价值和要求。这样的接受者不完全是被启蒙者和消费者，而是具有自我意识、社会问题意识和价值意识的公众。“公众”一词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文艺为之服务的“人民”“群众”，更接近近年逐渐流传开来的“公民”的含义。同时它也策略性地隐藏了“公民”的政治诉求，更强调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和讨论，营造一小群人可以共通的想象。
二 谁是读者？
理解“《常识》热”的背景之一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时评复兴以及借助网络、博客等形式普通人讨论公共事务的热情逐渐高涨。时评研究专家马少华认为“时评是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是常识和理性普及的阵地”。6除了产生敏于思考、善于表达的普通公民作者，还催生了更多同样关注和思考社会公共事物的读者群，这批作者和读者多有交叉，常常分享着近似的资讯和观点。这种新型的作者——读者关系不同于清末明初的启蒙知识分子（独异个人）与被启蒙的民众（庸众），亦不能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动生产者——无名的被动的消费者的对立关系来解读。他们在阅读和讨论中成为一个广大的公共的一部分，感知集体性的“我们”的存在，形成一种“通过消息而作的社会交往”，而这种交往通常通过媒体中新生的言论空间进行。7
他所讨论的话题，多是在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事件，观点亦不见得特别深刻或新锐。相较其他时评作者，他既没有掌握较为精深的专业知识，也不见得在某一问题上具有长期的实践经验，似乎也无从获取什么内部消息。在这些方面，梁文道和我们普通读者很像，读者觉得他是“自己人”，也只是个普通作者，都是社会问题的关注者和学术、知识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他的位置稍有不同，处在传媒活动的另一端，资讯更为全面，视野更为开阔，立论更为平和。事实上他承担着多重使命，既是公众的代言人，又是公众的教育者，还是被众多粉丝拥戴的知识明星。
和这三本书一道深入人心的，还有他的谦谦君子形象。一位粉丝在签售会后这样写到：
他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看过无数的书，认识无数的人，听了他的话，能让你突然发现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维度，见了他的人，你就会发现原来人是可能到这样一个境界的，一个人可以做到如此的平和冷静又不乏温情，可以有这样的人格魅力。举个小例子：那次在季风书园里，道长做签售，现场上百人都想与道长近距离接触，难免有点混乱，可是大家一看到道长，就马上都自觉了。因为道长给读者的签名是那样认真：抬头认真看着读者，先是问声好，然后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签名。如果读者希望道长专门为自己写上读者的名字，道长会认真地加上“ＸＸ先生（小姐）存念”，如果有人希望道长多写几句话，他也会应允，如果有人希望多签几本，或者签的不是道长的书，希望和道长聊几句，道长从来没有不答应的，而且没有一丝不耐烦，反倒是因为读者排队等了很久而频频向读者道歉。我们大多数人难道不向往有这样的人格吗？至少我很向往的。站在道长周围，就能感觉到有一种“场”，你不由得会被这种场所影响，你平日再暴戾，那时也会变得平和；你平时如何的‘出口成脏”，那时也会谦逊有礼……这就是道长“厉害”之处。8
与其讨论“人格魅力”，不如说他非常重视传媒活动另一端的受众，将与其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作为重要一课。作者和作品在媒体活动中是待选的商品，两者的形象需要保持一致以培育消费者对此“品牌”的良好印象，君子般的公众形象与其温和理性的文风相得益彰，使读者得以继续投射其想象。“这是对群众领袖、杰出作者的要求，同时也是对于演员的要求。”9
身为“公众意见的经销商”的梁文道深谙和公众沟通的策略，说话行文都很“得人心”。他是“标题党”的高人，《常识》、《读者》、《我执》……，其中呈现的书写姿态和书名一样值得玩味。明明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可态度是谦虚的、自省的（《常识》）；身处的位置是布道者的讲坛，但他自承首先是个和我们一般的读者（《读者》）；仿佛向每个普通人敞开，但取径的通道是最私密的“自我”（《我执》）。他善于在“自我”和“公众”之间搭建桥梁，使其的每个观点都看似发自作者最真诚的思考，而达诸接受者最基本的言行底线。
三 何为常识？
《常识》是梁文道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收录了他近年来发表于《明报》《am730》《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和牛博网的时评。此书一出，常识的界定、在大陆语境中的特殊含义以及同公众的关系受到广泛讨论。“常识”一词看似极为谦逊，是一个向普通读者吁请的姿态，每个人都能“运用其自由而无成见的理智”来理解和接纳，引起共鸣。而如此的低调一旦和“常识稀缺的时代”相对照，便具有了反讽的意味。几乎所有的评介文章都格外强调“普及常识”以及“常识稀缺”之间巨大的断裂，梁文道更在鸣谢里感谢出版社的“勇敢”。“诗家”与“国家”、“普通”与“稀缺”之间的辩证法独具当代中国特色，国人对此多有会心处。对读者而言，说不出口、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暗涌和雷区几乎和说出的常识一样重要，也是阅读时潜在的心理背景。说来“常识”不过是底线，可它的对立面无比强大，背后的权力机制包括官方、特权、私利，意识形态表征则意味着冠冕堂皇、深刻、本质，谎言、空话、套话则是其话语形式。撼动对手的任何一个枝节都是常识的胜利。
细究梁文道的论事行文，往往能够在“事件”——“理论”——“态度”三者之间求得恰当的平衡点。他的某篇时评题目便是《为XX问题寻求最大公约数》，“找公约数”可以说是他为文论事的主要方法，也是极为有效的媒体策略，而在目前大陆的言论环境中又往往意味着“打擦边球”。时评其实是所有文类中较容易让当局过敏的，一不小心便会踩入禁区，他平和理性的论说策略无形中缓和了时事的峻急尖锐，媒体也得以制造巨大的宣传攻势。
相较于先描述事件，再指出争议，继而阐明观点的一般写法，他的策略毋宁说是更文学化、更讲究修辞术的。要么以他事引起全文，再绕进主要讨论的事件；要么开门见山亮出观点，再以具体事例辅佐之。这两种策略都是将短暂的时事现象加以延时处理，造成探究共性传播观点的印象。虽然梁文道反感国人诸事都往本质里升华的倾向，但我们却能看出他不仅常常把时事和某种理论对照思考，更习惯将具体事件和个人经验往观念里归纳。将城管问题归之于城市的美学意识形态，其实是一种类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与之相反，大多数时评作者则仅以理论、观点辅佐时事，难以逃脱时评和时事一样短暂的命运，当然也不会被冠上公共知识分子的美名。尽管梁文道讨论的问题、表达的见解都未必超乎其上，但他看起来还是更像学者，也格外能引起青年学生的共鸣。对此他自己有清楚的认知：“不用太深入，至少要读过一些有关的书以及学术研究，知道自己正在谈的话题”。10
他的时评很少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而习惯最后归之于某些态度和立场。对媒体人而言，适时地表明立场，有时比你说了些什么更重要。学院派的术语管他叫左翼的自由主义，而通俗含义不过是一是站队要站左边，保持批判立场，否则无以彰显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二是要把握好分寸，和更尖锐和实证的问题保持一定距离，梁文道倡导的多元、宽容、理性、独立，几乎已成新的普世真理，在目前大陆言论尺度之下也相对安全。
我们为什么热爱中国？那是因为它的多元是如此的美丽。
——《多元：不同的中国》
北京奥运会是一次消除偏见缓和对立的绝佳机会，靠的不是宏大的新机场，也不是惊世的奥运场馆，而是真正的大国风范：宽容、开放和自由。……毕竟世界的同一个梦想不是人人都能说英文，而是公认的普世价值。
——《大国：温柔的必要》
我们明白在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时期，有太多人的第一桶金是有问题的。不过，正如某些学者所言，逝者已逝，英雄未必要问出处，最起码你现在要学懂谨慎。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任何大学在其本义上都应该是‘宇宙性’和‘普世性’的，都应该是包容世界的，能够让普世各种意见各种声音自由并现。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如果大家能够把最近有关媒体的新闻转化为开拓未来的理性讨论，坏事说不定就能变成好事了。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味特别好》
近来港台文化北上成风，媒体的宣传固然功不可没，它们也的确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言说方式。董桥的遗民情怀，朱家姐妹写 “情”之正，林夕和林奕华作品中流露的现代性体验，都恰好填补了大陆书写界的某一块空白，而梁文道的难能可贵则是以一种堪称“雅正”的言说方式论政。对此他的一位大陆同行这样描述：“那种宽和、从容、优雅的写作风度，和修养有关，和所置身的言论环境有关，这让习惯了剑拔弩张的我们在崇敬、艳羡之余，还生出一丝嫉妒。”11革命时期我们习惯于黑白分明不是颂歌就是大批判，今天我们喜欢恶搞或是反讽，至少梁文道通俗地表明了在官方话语之外，我们依然可以拥有均衡的视角，而不被“常识稀缺的时代”困厄住，不成为黑暗之心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不可说”逐渐变为“可说”，继而是隐喻一般的“反话”或者未完成的“笑话”逐渐可以堂堂正正地变回到完整的“正话”来说。12“卑之无甚高论”，但也许是个好起点，启发我们寻找在粉饰与骂嚣之外的第三条言论之路。如此一路文脉，在大陆断绝已久，而今是否到了整理言语重新说话的时候？
梁文道是谁？他出镜率颇高，加之的美誉太多，有时反而让人看不清本色。如果给我一只画笔，会把他描成走钢索的人，脚下是深水和雷区，牛博诸人和若干学者在其中苦苦跋涉，头顶是传媒蓝蓝的天，一众新青年和摄像机正伺机而动。哪管脚下风吹浪打，他在钢索上巍然不动，羡煞我等看客。
（原载《上海文化》2009年第6期）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