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成长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被欺骗的残酷的醒觉历程。想当年，我也有过纯情的日子，曾经十分羡慕法国人民的文化质素高，不只电影晓得安排主角去法兰西学院听李维史陀讲课，就连傅柯最深奥难懂的《词与物》也成了地铁里人手一册的畅销书。直到上了大学，有学长传授“书皮学”（book cover studies），我才恍然大悟，法国人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懂得在知识上伪装在文化上炫耀的一帮家伙。

《正常读者》

《经济学人》、《新闻周刊》和《时代》杂志在香港拥有不少订户，它们的长期读者应该知道这些英语主流刊物的记者和作者皆非泛泛之辈，平日一篇报道固然看得出功底，偶尔出一本专题书也是文字可读，内容扎实，明显下过一番功夫。难怪市面上许多畅销的“非虚构”（non-fiction）书籍都是记者手笔。无论是谈全球暖化，还是讲印度的崛起，都跟得上学界的最新成果，同时还照顾到了一般读者的程度。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想，但在看过这么多的示范之后，我起码学懂了一件事：原来这就是正常的水平，原来国际水平的传媒人是这样子的。

《你读过<红楼梦>吗——<如何谈论你还没读过的书>》

正如穿衣服必须穿名牌，读书也得读名著。只不过呢，穿名牌衣服要低调，牌子不可轻易外露，读名著则要高扬，封面一定得让人见得到。……至于福楼拜，人家可是法国的曹雪芹，你在地铁读《红楼梦》岂不表明你以前的教育不完整，多没文化呀！

在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之后很长一段的日子里，洋书是没有封面的，甚至不壮丁，就是一堆纸零零散散地送到书店去。那时候书还不多，顾客上门都早有目标，知道有什么新书出版，也知道自己要什么。客人们挑好了书，再选封面材料，或者牛皮，或者羊皮，连上头印的字款也随自己喜好，叫书店师傅替你完成装书的最后手续，结果就是你的私家藏书了。

《读者的身体》

以前念哲学史的时候，有两个大思想家的阅读姿势令我印象分外深刻，一个是笛卡尔，一个是马基雅维利：笛卡尔躺着读，马基雅维利站着读，总之都不像我们这样坐着读。

马基雅维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当时书分两类，一类轻装简便内容可亲，怎么舒服怎么读，另一类则庞大华美而深邃，只适合精研，如果像中古修士那样站着看就最显隆重了。读书的时候穿上一等绒袍，据意大利学着古列尔莫·卡瓦洛考证，也是读希拉罗马名家经典的仪式之一，并非马氏一人的怪癖。

《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因为关于经典的最经典定义是——那些没有人看但人人都在谈的书。

经典的文化价值正在于你不用读它，但它的只言片语和零散观念会自动包围你，成为你日常用语的一部分，成为你观察世界思考事物的背景。这里头当然不能排除以讹传讹的成分，于是经典的第二重定义就出现了——经典就是总会被人误会的那些书。而最大的误会莫过于人人都以为自己读过它们，其实根本没有。比如《圣经》，比如《论语》，作为思考背景和日常语言的来源，他们或许很陈旧，可是当你真正把他们当成书，以读者的身份，第一次好好的打开它们细读下来，你却会发现“世界是如此的新，所有的东西都还没有名字”（你看，我又在援引经典了）。因此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这篇文章里才会说：“经典是，我们愈是透过道听途说而自以为了解他们，当我们实际阅读时，你会发现它们是具有原创性、出其不意而且革新的作品。”

《失书记——<失书记>》

木心《同情中断录》的序言，就只是短短一句触目惊心的话：“本集十篇，皆为悼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一个编辑的藏品——<东写西读>》

一打开《东写西读》，就见引文，陆灏放在书里的第一篇文章是《读<容安馆札记>》，《容安馆札记》是现代中国作者中最擅长引经据典、摘字取词的钱钟书的晚年笔记，全书除了引文还是引文。我以前少不更事，觉得钱先生只不过博学，总是东抄西抄，没什么自己见解。后来我才理解这样的书最难写，虽旁征博引，却环环相扣，让不同的文章和书籍在自己画出来的范围里相互发明，相互碰撞，就像一个指挥正在驾御庞大的管弦乐团一样，你能说一个指挥部玩乐器就不算音乐家吗？整个乐团就是他的乐器。

陆灏这本集子也是他的读书札记，记的都是他读到的有趣故事。例如其中一篇提到一类喜欢毁书的读书人（专有名词叫biblioclast），佼佼者是达尔文，喜欢把一本厚书撕成两半，放进外套上的两个口袋，“认为这样方便携带”。大诗人华兹华斯要是进了朋友的书房，“就好像把狗熊放进了郁金香花园，会用一把满是牛油的刀，裁开一本伯克的著作，以致书中每一页都留下油渍”。同是诗家，雪莱的行动就诗意多了，喜欢折纸船，每见池塘，必从书中撕下几页，折成小船下水，看它们浮游徜徉。

《左派老板》

没错，这真是一家出版社，满房子的书和坐在地上正在包书籍的工人，完全能够证明这一点。只不过老板张永新不是普通人，五十九岁的年纪了，仍然充满年轻人的气息，一副高大但瘦削的身架，闲散地放在木椅上，说话的时候一边用脚轻踢地上的拖鞋，一边晃动夹着香烟的右手。我听他说故事：“坐牢很好玩的，五湖四海来的都是政治犯，大家每天都讨论，不知学到多少东西。我坐了八年，出去的时候还觉得时间不够用。”

难道坐牢不苦吗？“最要紧的是专心，不要想外面的事，如果你天天念着外头，日子自然很难过，可是你若是用心坐牢，好好学习，时间就会过得很快。我换了三次拘留营，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八年了。”然后他又解释：“我们不是一班作奸犯科的罪犯，他们能拿我们怎样？至于吃，反正我本来就穷，牢里的饭比我以前吃的还要好。”

《帝国的哨站——<帝国步兵>》

这当然是一种传统，一种文人的传统。很奇怪，由古至今，最好战的通常不是身经百战的武将，而是写书论道的文人。

《谁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全集>》

经典这种东西，如今的名声不大好，没有人再相信学问和知识有按部就班这回事，如果一个教授告诉学生，想认识西方文化，得从柏拉图开始，因为“整个西方的思想传统，无非是柏拉图的注脚”。他不是太土，就是不切实际。土的地方是这种说法太老套，你说柏拉图是源头，那些之前影响了古希腊的北非和亚洲源头又如何呢？此外什么又叫“西方”？那是一种文化还是五味杂陈的一堆大拼盘？何况把文化想象成一道有源有终的河流，本身就是饱遭挑战的假设。不切实际，指的是做学问若坚持溯本追源，不摸懂前头绝不顾后，恐怕大半辈子都要耗在诗经和楚辞上，死前正好念到宋词了。

这也难怪，柏拉图这等经典人物，你可以从理论上挑战它的经典地位，可是现实里多少欧美学者作家却是真真正正的看他的东西长大，简直就像血管里的血液一样，皮一割开就自自然然的流了出来。没看过柏拉图，不会完全看不懂当代哲学，没读过莎士比亚，也不一定就不能理解现代英语文学（例如哈利波特），只是难免有点欠缺有些遗憾罢了。

像上一代的印度文史专家金克木，他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末，收到一本英文批注的拉丁文本西译的《高卢战记》，匆匆学过书后附的拉丁语法概要，就一句句硬啃下来，最后竟就此学懂拉丁文！我当然没这本事。

《工业以外——<香港春卷>》

所以在香港要定义独立漫画还真容易，因为商业漫画根本就是工业漫画，规模太庞大了。因此凡是一个人一笔一画地创作出所有，还卖不了钱的，就是独立漫画了。

《出门是为了寻找自己——<彳亍地平线>》

其实我本来就该羡慕他俩的了，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人。在我看来，马来西亚华人简直是全球华人学习的楷模，不只是他们灵活地在多种语言之间来回跃动的能力，也不只是他们比香港人更有国际观，随便一个文化人都能从印度人的族群差异说到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兴起，更是因为他们对华人这个身份的敏感。中国人真幸福，我们天生下来就理所当然的做了中国人，从来不觉得文化和民族上的华人身份与国籍上的中国人有什么区别，华人与中国人对我们来说从来就是同一回事。但是我们也因此丧失了许多自省民族身份的机会。相反身为马来西亚国民，身为歧视政策之下的“二等公民”，马华知识分子对于国族身份这个东西，往往被迫产生更复杂的批判思考。（我说的可不是风凉话）

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旅行经验，但是我以为漫长的旅途必定叫人宽容。览天地之大，一个人不能不谦卑。可是我看过不少游记，却总是出现“壮游”和“远征”一类的字眼。他们的作者似乎一直盯着自己的双脚，时刻丈量自己走过的路程，大概觉得旅程是种可以炫耀自己的背景。所以我喜欢林悦的书写，尽管她会被过分热情的土耳其男子激怒，会为伊斯兰地区的女子面纱感到窒息。但是她一直用心的记述，非常温柔，非常的贴近地平线。日子久了，于是懂得分辨旅者的状态。那些背着巨大背包的backpackers，应该只是几个月的“短程客”；真正常年在路上的，却不愿带上太多的身外物。他们苦行般的节制。再走下去就会发现旅行的真义了。

《间谍的处境——<女鼓手>》

任何一部小说（即使是推理小说），如果事先说穿了结局就不再好看的话，那他肯定好极有限。因为它唯一吸引人的地方居然就是那不可揭穿的终点，一旦揭开，就像泄了气的气球，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留恋回味的东西了。可是《女鼓手》绝对不是这种小说，它真正的力量全在故事推进的细节，也就是那座实验室里发生的戏剧。

《谁是今天的波斯王——<波斯战火>》

大家都晓得，为一令斯巴达人恐惧的就是他们的律法，而律法规定了战士只能胜利或者战死，永不投降。

温泉关之役是场决定性的败仗。虽然它是败仗，但它拖住了波斯军团的前进速度，使得雅典为首的希腊舰队可以突破包围，终于造就了随后的胜利。或许更重要的是，列奥尼达和他的三百人用行动告诉了全希腊，哪怕是面对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军团，只要无畏无惧、慷慨就义，仍是有可能加入奥林匹亚诸神的。自此之后，每当遇上以寡敌众的战役，遇上自由与奴役的对决，西方人就会想起温泉关。前赴东方加入希腊独立战争的拜伦固然为之赋诗，在纳粹轰炸伦敦的夜晚，熟悉历史的丘吉尔又何尝没想起过列奥尼达的身影呢？这是文明与野蛮、西方和东方的决战，不是吗？

《砍掉最后一棵树的时候——<崩坏>》

通常这种大书的毛病是，流于玄理空谈，取证不足，推理不严，长于归纳短于分析。尤其是一个自然科学出身的人，谈起历史文化时，很容易就会被社科学者诟病为“环境决定论”，也就是说把一切文化现象和历史变化都还原到自然环境的作用》虽然戴蒙德从来也避免不了这类怀疑和批评，但是他一直尽力掌握更多的材料去支持他的推论。所以在他的这部体制最宏大的著作里，他试图告诉大家，自己绝对不是一个天真的环境决定论者，人不能胜天，但人可以自杀。

《长尾拯救文化人——<长尾理论>》

所谓“80/20法则”，指的是百分之八十的销售额都来自百分之二十的产品。

传统上讲，这条尾巴不会受到商家的重视，因为它们既赚不了大钱，又徒然耗占了卖场的宝贵空间。长尾理论是对这套传统习见的挑战，熟悉高科技文化的克里斯·安德森认为网上行销的兴起已经改变了局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马逊网站上有三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排名前10万以后的书籍，想象一下，书籍销售排行榜排到第10万本，那一定已经是很冷门的一本书了，而亚马逊竟然还有1/3的销售额来自它后面，那岂不是冷中之冷？何以至此，首要原因自然是这些网上商店不占实体空间，能够几近无限地呈示所有产品，不用为了畅销产品排除冷门货见人的机会。更重要的是选择多了之后，消费者会用博客等各式各样的方法去推荐自己的心头好，制造繁杂的链接，使得某些从来不曾在畅销榜上出现的东西败部复活，为人所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你在街上看不见的老电影或另类音乐，现在都能在网上热销的原因了。因为一来他们可以无限制的在网上公映，二来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网民的推荐认识他们，爱上他们。很早以前大家就说，这是一个“分众市场”的时代，可是只有在新的科技手段出现之后，分众才真正成形。

《城市的挽歌——<贫民窟行星>》

据说每一座伟大的城市都有它的传记作者。提起都柏林，我们想到乔伊斯；说到布拉格，我们想起卡夫卡；至于老上海，它永远都活在张爱玲的笔下；而巴黎这座光明之城，当然是属于本雅明的了。

《天命》

其实不是因为我追随科学，所以认定一切玄学皆不足信，而是因为一句老话，“善《易》者，不卜”。我虽不是学易之人，但很能领会这句话的意思：既然天命如此，卜来又有何用？不如按自己的原则照常做人。

每一个算过命的人都该有过这种矛盾，一方面就是因为相信未来已有定局才去算命，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在预知结果之后，可以凭个人之力趋吉避凶。那么未来到底是已定还是未定呢？

《足球让人类伟大——<足球往事>》

可是足球又总能在最黑暗的时刻振奋人心，纳粹德军占领乌克兰的时候，曾经逼迫基辅迪纳摩的球员和希特勒的卫队来一场友谊赛，赛前他们收到警告：“如果你们敢赢，就死定了。”于是一开始“在恐惧与饥饿的折磨下，他们只好准备输球，不过到了最后他们无法抗拒尊严的呼召”。球赛结束，十一位球员穿着队衣在悬崖边上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