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所谓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

什么样的民众造就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文化维系什么样的制度，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1. 除了利益均衡，充分制衡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

2. 协商式民主是针对统计式民主而言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注重民主过程所推动的政治协商，而后者仅仅注重选票的计算。

3. 所谓制度建设，一部分内容是制度改革和创新，而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则是对现有制度的尊重和实施。

4. 后多后发民主化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过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人人都觉得国家欠自己的，却鲜有人各司其职地按规则办事。民众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却少有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沟通协调式的“公民式参与”。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达到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

5. 那些国家历史上对知识群体的迫害，对财富精英的毁灭，对个体追求个人发展的压制，对多元文化艺术追求的打击，都印证了托克维尔人类将走向”向下平等“的判断。而这个惨烈的画面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出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因素：自由。政治自由、市场自由鼓励多元，鼓励竞争，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从而消解一个固定的”多数群体“，将它打散成一个个随时变换组合的利益群体。就是说，自由是”中和“民主的一种碱，调和民主天然蕴藏的腐蚀性的酸。而前述激进国家本质上是试图实现一种”反自由的民主“，不幸它失败了，因为我们发现，没有自由的”民主“，最终会蜕化成以民粹面目出现的极权主义。

6. 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7.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取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8. 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自己”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问题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网络世界已经大大削弱信息封锁效力的时代，所谓的”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9.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凶猛的。

10.当代美国左右的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称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11. 如果没有强大的公共领域在意识形态上与政治煽动家相抗衡，如果没有一定的民权运动作为民主化的基础，如果没有种族调和甚至同化的政策相配合，民主化很可能被煽动成多数对少数的暴政甚至内战。毕竟，真正的民主化，不仅仅是政治体制的变化，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形态的转型。

12. 弱者可能的确是历史的牺牲品，但是让弱智沉溺于这种“牺牲品”的角色里不能自拔，甚至以这种角色为理由去逃避个人责任，去否认这个弱者群体

内部的问题，这也的确是“政治正确”可能导致的陷阱。

13. 子非鱼焉知鱼不乐？ 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不乐？ 子非我，焉知我不知你不知鱼不乐？

14. 事实是，当一个女性试图去承担比家庭更大的社会责任时，试图实现比自立更辉煌的社会成就时，她就必须准备好成为他人眼中的异类，准备好承受孤单。环顾我们身边热火朝天的女人味工业，无数女性热衷于研究时尚杂志上最新的丰胸心得，却对开发自己在智力上的潜能、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漠不关心。好在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怕飞。总有一些邪乎的女性愿意突破他人的眼光，穿越成为异类的孤独感自由飞翔。

15. 民主选举最大的好处是通过对候选人的关注激发民众探讨公共政策，而民主选举最大的悲剧就是民众脱离对公共政策的关心，去讨论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传奇经历、选举策略。

16. 奥巴马的高歌雄进，不禁令人思考现代民主和演说煽情的关系。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系面前，民众都渴望魅力型领袖给国家机器一个人性化的“界面”，所以善于煽情、令人激动的政治家往往是激活公共生活的一把钥匙。但另一方面，煽情又容易淹没人们对问题理性公正的思考。韦伯曾说：“与民众缺乏距离，是政治家最致命的邪恶之一”——对，他说的是缺乏距离，而不是保持距离，因为一定的距离为冷静思考提供空间。

17. 一个政治家站在演讲台上，面临的不是一个个可以协商辩论的人，而是一片黑压压的群众，群众的情绪不但具有传染性，而且会自我强化。当奥巴马用渐进的声调甩出一串串“yes, we can change..."的排比句时，他不是在理论，而是在催眠，台下热血沸腾的群众恐怕也早已融化在集体的汪洋大海里，无心去条分缕析他的承诺、考察细节里的魔鬼了。

后记：

1. 我写这些文章的”主导思想“，与其说是某种政治理念，不如说是对一种缺乏精确性的议政方式的反感。多年来我们花了如此之多的时间去判断西方制度的好坏，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时间去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比如我们喜欢笼而统之地谈论”美式自由主义“并且以这个概念为分界线来站队，但是这个概念到底所指是什么呢？指美国缺乏福利制度？指美国没有劳工保护？指政府对企业缺乏管制？如果这个宏大的帽子底下其实空无一人呢？批判一个概念很容易，你只需要把它定义得邪恶一点就行，就像要骂一个人丑很容易，把他画丑一点就行。但是指出这个概念和现实的具体关系却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它要求你深入细节，回到事实本身。就是说，你得论证你画出来的这个人的确就是站在身边的这个人。

2.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差的一种政治制度，除了所有那些其他被实验过的政治制度之外。

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承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开历史的伤疤。。。。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体现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这次疫苗事件并不是今年才有，以前也出过疫苗事件，可是我们的记忆呢？政府的记忆呢？媒体和文化产业的记忆呢？领导人的记忆呢？他们就是对生命的漠视，对我们痛苦的漠视，我们怎么养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需要赚钱就可以了，鱼肉百姓在中国真的体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