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细节

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想清楚什么是正义。affirmation action平权行动：由美国总统约翰逊1965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时，应该照顾少数种族喝女性。目的是扳回历史上对黑人喝女性的歧视，把他们在历史上承受的痛苦折算成现实的利益。但矫枉过正，就会形成「逆向歧视」，不能让集体性权利践踏个人的权利。最高法院作出八面玲珑的裁决：原则上支持平权行动，但反对用定量的方式来固定这种平权行动。平权行动争论的核心，正如众多社会问题的核心，是一个'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矛盾。"程序性正义"主张一个中立的程序施用于任何社会群体，而无论结果如何同一条起跑线。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对历史／经济／文化的无视。补偿性正义主张根据历史／文化／经济条件有偏向地制定法律和政策，以保证一个相对公平的结果。但面对一个不可避免的操作性问题：由谁／如何是否可能来计算坚定一个人的历史文化和经济遭遇。夏天总是很热原则。

中国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作者可能出于政治正确原因，没有总结，其实就是坚持集体主义）美国四项基本原则：不能冒犯少数族裔，不能冒犯女性，不能冒犯同性恋，不能冒犯不同的信仰和政见持有者。概而言之，无非就是一条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政治正确的文化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回避了问题。围绕着政治正确展开的这种辩论本质上是自由社会求真与求善之间的冲突可以说美国版的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自发创造的原则，也将被社会自身消化。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谁胜谁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活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观念的平衡，思想这个东西就像石头缝里的草，只要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将它连根拔起，总能悄悄找到自己的出路

这段话我高中时（04或05年）晚自习看意林（又或者读者）时读到的。没想到出自老愤青乔姆斯基。当时读完后，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记得他的话，如今在刘瑜的这本书里看到了，恍若隔世。

不过，那些因为老乔反美而把他引为“知己”的专制拥护者们可能会很失望――因为他不是站在“反民主、反自由”的立场上反对美国，而恰恰是认为美国还不够“民主自由”。事实上，自称“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的乔姆斯基曾说过，他之所以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是全世界“言论最自由的”国家，而苏联这样的“专制国家”倒台，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另，这本书还没有林达的好看，里面通过琐事表达的思想，多年前薛涌就讲过了的，因此读完本书觉得无甚新意。

P4：1787年5月，当来自12个州的55个代表来到费城开始为新生的美国制宪时，他们有一个共识：美国不需要一个世袭君主制，因为不受约束的君权是暴政的来源。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的共识是“美国需要一个民主制”。这其中的区别在于，在其中很多人看来，纯粹的民主制也可能是暴政的一种；区别暴政与否的标准不在于人数，而在于“不容分说的强制性”。就是说，虽然制宪者们很清楚美国“不应该是什么样的”，对美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却众说纷纭。P9：当今中国很多左派和右派之争、生存权和人权之辩，往往是假问题：如果左派真的想治理腐败、推进平等、维护民生，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右派所倡导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权问题。自由之不存，平等将焉附？P27：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之所以民主化进程受挫，一个原因就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不均衡发展。人人都觉得国家欠自己的，却鲜有人各司其职地按规则办事。民主往往在大多数时候的“政治冷漠”和偶尔的“破坏性参与”之间摇摆，或者说，在“子民”角色和“刁民”角色之间摇摆，却少有日积月累的、点滴改良、沟通协调式的“公民式参与”。当权利意识的觉醒大大超越责任意识，就到达了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超载”状态，政治动荡也就几乎不可避免。这样看来，避免矛盾激化时的过激参与的最好方式就是鼓励常态下的温和参与，只有允许民意的细水长流，才能避免它的山洪暴发。P28：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曾悲观地写道：“由于民主政府的本质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多数人绝对主权，一个多数群体必然会有权利压制少数群体。正如有绝对权力的个体会滥用他的权利，有绝对权力的多数群体亦会如此。鉴于公民的平等状态，我们可预见一种新的压迫形式会在民主国家中出现···人心中有一种对平等的恶癖，那些弱者会试图将强者扯到和他们一样低的位置上，从而使人爱好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中的不平等。”不幸的是，托克维尔所预见的“向下的平等”的确在后来的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某些激进国家。那些国家历史上对知识群体的迫害，对财富精英毁灭，对个体追求个人发展的压制，对多元文化艺术追求的打击，都印证了托克维尔人类将走向“向下平等”的判断。而这个惨烈的画面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出现，就在于托克维尔忽略了一个小小的因素：自由。政治自由、市场自由鼓励多元，鼓励竞争，鼓励参差不齐，鼓励精英主义，从而消解一个固定的“多数群体”，将它打散成一个个随时变换组合的利益群体。P29：没有自由的“民主”，最终会蜕化成以民粹面目出现的极权主义。权利制衡篇P21：要说美国“治理”公款奢侈消费的“秘诀”，其实很简单：权利制衡。我们中国今天治理公款吃喝，一会儿制定“四菜一汤标准”，一会儿“公款吃喝公示制”，却全都治标不治本，甚至越治越病，因为治来治去都还是自己给自己开支票。立法机构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有效审查监督其开支，公款消费也就“断了炊”。司法机关真正与政府平起平坐，裁判越界的案例，公款消费就得提心吊胆。公众、媒体通过真正的言论自由对越界者“拳脚相加”，公款消费者就得道德破产。所谓秘诀，不过就是这个制衡而已。P35:早在1867年,也就是中国人见到皇帝还在战战兢兢下跪的年代,美国就有一位总统因为试图炒一个官员的鱿鱼而差点被国会炒了鱿鱼.那就是美国第一个遭受弹劾的总统安朱·约翰逊。P47:在这整个“戏剧”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小人物”的命运随意地拍板钉钉。都市交通局不能随意决定其员工的工资待遇，必须与工会定期协商，决定合同内容；市长不能随意下令逮捕谁，只能“督促”法院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不能干预州内事务，只能象征性地表示关注；甚至“地方100”工会本身也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他们只是代表工人协商合同，只有工人的投票才能决定合同的有效性。P48：众所周知，政治是一种斗争的艺术。然而同等重要的却经常被忽略的是，政治也是一种妥协的艺术。在一个协商性的政治里，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为所欲为。P50：所谓“次贷”，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银行给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贷款买房。有些人不名一文，却大摇大摆地到银行要求贷款买房，银行则抱着“反正房子会涨价”的心态给他们进行抵押贷款。P50：为了尽快将次贷兑现，华尔街精明绝顶的银行家们将次贷“包装”成优质证券，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一个接一个环节地往下传，直到穷人付不起房贷的消息传来，大家发现次贷它就是“次”贷，怎么包装乌鸦也变不了金凤凰为止。等次贷这个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倒下，全球金融危机也就为时不远了。这其中的关键是次贷的证券化，而在次贷的证券化过程中，可以说“”华尔街的贪婪功不可没。公民社会篇P58：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转载记忆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P58:权力固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未来的黑暗的冲动？P58：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影射这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又说，“这种宏大叙事是多么的突起”。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在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P68: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P92:在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称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右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P114：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其实不是看多数人，而是看少数人，比如残疾人，同性恋，外来移民，他们的权利有没有得到保护。福利-平等篇P189:罗尔斯1971年的时候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叫《正义论》。因为这本书厚得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我斗胆把它庸俗成一句话：只有当你不知道自己可能是谁时，才能清楚什么是正义。法治-自由篇P252：有研究表明，女性政治家更倾向关注教育、医疗保障、劳工条件等弱势群体问题，更支持“市场干预性”的政府，对市场丛林主义、对外军事行动则往往心怀戒备。P257：对施特劳斯来说，暴政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启蒙时代的现代性，敲响了科学与民主的钟声，同时也开启了哲学上的“潘多拉盒子”——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在古希腊时代是完善人性的一条道路，在中世纪则是通向神意的道路，而现代的曙光，却照出了政治捉襟见肘的处境。政治只是一个权力的游戏，并没有一个喜剧式的宿命。神性的、人性的光芒淡去，政治变成了人类在荒野中的流浪。现代话语中的“自由”，刚好用来模糊是与非、正义与邪恶的界限；而现代话语中的“民主”通过把一个质量问题转化成一个数量问题，为这种相对主义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正是在这里，施特劳斯显示出他对自由民主制度的暧昧态度。一方面，他厌恶“自由选择”、“民主程序”所庇护的漠然。如果自由意味着堕落可以无限，而民主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游戏，那么他宁愿生活在古希腊的城邦生活中，在那里，自由用于明辨是非，而权力需仰赖“德行”；在那里，柏拉图说：只有哲学家才配得到王冠。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不能原谅法西斯主义诞生于一个民主制度，而共产主义运动起源于民主的话语。 另一方面，施特劳斯又是自由民主制度坚定的捍卫者。他借用丘吉尔的幽默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的制度，除了其他实行过的制度外。”他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宪政主义始终有一种偏爱。这同样是由其“反相对主义”的态度决定的。他曾经写道：“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么食人只是一个口味问题。”民主比专制要好，自由比奴役要好。更确切地说，专制比民主更坏，奴役比自由更坏。就是这么一个懒得啰嗦的道理。P283：新保守主义，如果说有一个核心主张，那就是“以强硬意志来推行自由民主”，用一个时评家的话来说，就是“军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联姻”。有趣的是，“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看上去似乎应该截然对立的概念，在今天的意识形态领域，指的却是同一套观念体系，主张的都是自由的拓展，只不过“新保守主义”更侧重政治、外交、文化领域，而“新自由主义”更注重经济领域。P285：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终究要装进国家这个“容器”里，所以国家的整合是民主的前提。这种“国家的整合”，既包括民众对这个国家基本的认同和忠诚，也包括政府尤吉本的能力维持秩序和实施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