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作为一个时代的观察者与书写者，我所能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农民，关心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了解这片土地，以谋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的改变。 徐志摩说：“所以不曾经历过精神或心灵的大变的人们，只是在生命的户外徘徊，也许偶尔猜想到几分墙内的动静，但总是浮的浅的，不切实的，甚至是完全隔膜的。”1946年5月时，内战即将爆发，迫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开始采取激进的土改。据美国学者胡素珊分析，“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达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这场“流血土改”之所以反对地主自动献出田地，同样是因为经过公开的斗争可以起到动员的作用。当合作社最终享有对土地、耕畜等的所有权时，公有制便新屋落成了。就这样，土地“变戏法”式地重新回到国家之手，到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时，土地最终也没有回到农民手里。 1955年9月，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发表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讲话：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单干加自由市场，等于猪肉加香油，肥上加肥；合作社加统购统销，等于咸菜加稀饭，越吃越没味。”（《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中国“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也表明中国没有大地主，而是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不过是只有小贫和大贫之分而已。中国是“自由买卖，诸子平分，没有世袭”。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而且，以他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路径分析，“耕者有其田”可能只是权宜之计，政府最终有可能将一切土地社会化，即收归国有，而国家（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民的这种用脚投票很多具有逃难的性质。而这种用脚投票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少见。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无论农民所为何由走出乡村，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都有逃避灾祸、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而且，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动力。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失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不顾一切追求“全民就业”，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中国政府很快宣布彻底消灭了失业现象，以至于在以后的19年间取消了关于城镇登记失业者的统计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公布。由于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考虑到不可能继续挖夺农民的口粮，中央政府决定精简城市人口以减少商品粮的供应。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是鼓励职工返乡，三年间有近2000万人转回到农业生产，也就是上文提到的2000万人迁出城市, 只不过由于不能公开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三面红旗，这项涉及几千万人的大精简在当时执行得非常低调，没有作任何公开的宣传报道。二是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部门，使得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所发展；三是限制农民进城，劳动部门规定凡在城市的企业、事业单位用人，只能从符合条件的城市青年中招收，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四是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1966年有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插队的为万人，到国营农场就业的为万人。反市场的集体化教条主义把农民锁在村里。对于中国的城乡隔离，秦晖先生写过一篇《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将中国与南非历史上的暂住证做了简要的比较：“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 户口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很快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农业人口因此沦为“二等公民”。对于此时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政治权利”却是生而未有，连被剥夺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有朝一日进城打工，也像是这个国家的临时公民，不得不“暂住”在自己的国家里。 当农民成为被驱赶的一群，只能服从而不能自主选择，所谓“政治觉悟”其实是和他们无关的。 革命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生活本身。任何高蹈理想的政治最终还是要回到可以感知的现实的大地上来。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对幸福的体验源于切身感受，而非一堆有关主义与幸福的公式或者推理。及至年长，有了些阅读与阅历，渐渐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背景以及曾经发生过的饿殍遍野的惨剧，我才知道自留地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更像是一个个搁置在夜航船上的救生圈。

不打算买这本书来看了，网上只连载了一部分，就说这一小部分的三点感想。一是文笔尚欠清晰、简洁，不是有力的文字。众多好评中那些看似说圆了的赞美，换个角度想想，未尝不是暗示缺陷。比如：[而在当时，村长就像“中了邪”，村民都像马铃薯一样散落一地，无依无靠、无人组织，三三两两的抗议，也都方生方死，寂寞如烟花。] 二是后面说49前后农民如何获得土地又逐渐失去土地的过程，梳理反而清晰，紧密结合立论。作为新闻人的语态相对成熟，作为写作者或曰创作者或曰作家的语态相对简陋。结构上的碎片化，消减了一部分从抒情散文到客观叙事的生分割裂感。但是再往后，对各种素材的运用就有点失控。作者在序言中的目标很生动、诚恳，可专栏写作始终伤害人啊，素材类型越多，驾驭越捉襟见肘，弄得格局很大的样子，实则架子空空。三是确定了这本书的定位，流行读物罢，无怪乎登上了那么多榜单。读之前我还假想，那些赞誉、提携的前辈大牛，一定是欣赏作者的田野功夫。毕竟案头工作者多，走访调查者少。但看了连载的这一小部分后，基本没读到什么田野的内容，大部分还是图书馆功夫，但也没沉进去啊。所以结论是，专栏体害死人。UPDATE：又看了一下目录和书评，田野功夫应该是铺到比较后面的部分了。先持保留意见吧。

作者深入乡土与历史，文字简练而富思想，值得推荐：

国民党的军队有能力将苏区的红军赶到陕北，却没有能力赶走自己在土地政策上的漫不经心。

P167

此时，你更能体会，这糟糕的世界，不是人坏，是关系坏。我们着力改造一个社会，首先需要坐的是改造关系，改造制度，而非改造人性。

P172

卢作孚率先提出了“乡村现代化”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而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因为“如果我们长时间不能将国家经营好，总有人会亡我们的，纵没有甲，也会有乙。”

P152……

和乡下人相比，城里人活得近乎茫然。表面上，后者每天都在奋斗，忙于各种晋级与各类考试，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在为几张无用的证书耗费自己的锦绣年华，都是丢失了生活真谛的人。